谭松:见证“重庆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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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无法遗忘,也决不能遗忘的历史!

60多年前,中国古老的西部城市重庆,遭受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野蛮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对山城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无数生命财产,在数以万计的炸弹、燃烧弹中灰飞烟天。这是重庆父老乡亲永远不能消弥的血泪,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应永远铭记的惨烈。

为此,我们寻访到上百名当年大轰炸的幸存者,录下他们的声音,记下他们的述说,这是对死者的哀悼,对生者的警示,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控诉!

以下,是其中几个人的讲叙。

血红的伤痕

血红的太阳,穿破浓浓云雾,山城晴好的天空,变作杀戮的屠场。一群膏药般的“太阳”,趁云淡天清,从东方天际汹汹扑来。

两江环绕的古老楼房,刹那间地动山摇,烈焰冲天。

硝烟散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血红的伤痕。

石仲英

我是青木关凤凰镇人,3岁那年死了父亲,妈拖我们子女三个,艰难渡日。正好朝天门一个姓石的小生意人想收养个蛙儿。我妈把两个男孩留下来,把我送到石家。

石家在嘉陵码头的石坡上开了一个卖烟茶的铺子,生意还不错。在我9岁那年,1938年冬月25号,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以为桌子、柜台下面可以躲炸弹,一窝蜂往柜台下钻。我人小,钻到最里面。养母怀了大肚子,只得坐在椅子上,养父陪她。大约上午10点钟,炸弹落下来,像是地震。墙倒下来把柜台埋了。一直到下午6点钟,我才被挖出来。我昏昏糊糊听见有人说,这个娃儿好像还有点气。接下来他们把我抬到医院。医院伤员多得很,我右脚被炸伤,医生说要锯脚,我也不晓得怎么办。身边没有一个大人。就这样,我失去了整个小腿。说起来我还算幸运,我们躲在柜台下的18个人,只有我活下来,全靠我人小,钻到最里面。那次,我养父养母也被炸死。我们铺子旁边还有一个茶馆,在里面喝茶没去躲的几十个人也没跑脱,断手断脚炸得到处都是。

我9岁就成了残废,看见其他小孩活蹦乱跳到处跑,我羡慕得要死。我哪点都不能去,干活要支个板凳,经常趴在地上干。还有,由于当时治得不彻底,留下后遗症,脚经常痛,还流脓,前两年伤口裂开,口子张得像娃娃鱼嘴,花了我几百块钱医药费。在农村,没得劳动力日子好难过,日本人把我一辈子都毁了!

邓婉云

1939年5月3号那天早上,我妈带我到外公家去玩。空袭警报响了后,二十多人大大小小的都往桌子下钻,几个老年人没钻桌子,合着双手念念有词地求神保佑。

我躲在桌下,妈搂着我,也没觉得害怕。不一会,只听见“咚”、“咚”两声,房子垮下来,尘土呛得我透不过气。那个震动大得很,我被震懵了,他们把我拖出来我都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出了啥子事。

转眼,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外公漂亮的大院子变成了一堆破破烂烂的砖瓦和横七竖八的屋梁。地上到处躺着人。我姨妈是个大肚子,马上就要临盆。她浑身是血睡在地上,已经没气了。五姑婆的肚子破裂,当场断了气。我妈的—个堂姐,姓沈,双脚炸断,正爬在一根倒下的屋梁上哭,舅妈断了一条腿,鲜血直往外涌。我妈的右胸被打了一个胡豆大的小洞,是啥东西打的也不晓得。正在求神的四姑婆被一块飞来的弹片把她合拢的双手齐齐切断。

那次轰炸,我家共死了七口人,其中,我最伤心的是我的姨妈。她最喜欢我、疼我,我的名字就是她取的。解放后我觉得婉云这两个字不好,曾想改名,但我一直没改,就是为了纪念她。

从那以后,我落下了一个“音响恐惧症”。多年来,我睡不好觉,神经衰弱。不要说听见警报声、打雷声,就是突然门玲响、电话响,甚至电视转换频道,总之,只要是突然发出响声,我就要受惊,肚子就要一阵阵的痛。

日本人害死人,我不晓得啷个说他们才好。我们几个平平安安、幸幸福福的家,一下子都毁了。我们国家放弃赔偿,我不服气。说实话,就是赔钱,精神损伤也赔不起。

刘管如

1939年“五·四”大轰炸,我们住的大院被烧得精光。我便将妻子和女儿送到涪陵南门城外走马街罗家院子。

罗家院子的主人是我姨父,叫罗应陶,是涪陵商会会长。罗家院子当时是涪陵最大的一个私人庄园。里面雕楼玉砌,花园亭阁,建筑中式西式,层层叠叠,居高临下,非常气派。

1940年6月,这又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后返航,途经涪陵,其中—架估计还有一枚炸弹没丢,他看见罗家院子大,人多,就俯冲下来,对准院子投弹。

那颗炸弹,当场炸死九人,我的一个姓罗的姨妈、一个表弟、一个表妹、我妻子的一个兄弟,还有韩家的几个人。我妻子抱着出生才几十天的婴儿,同大家—样,毫无准备,“轰”的一声,房子垮下来,婴儿震掉在地下。她昏头昏脑,拔腿就跑,跑了一阵,才发现婴儿不见了,赶紧回去找,还好,婴儿躺在地上,没受伤。但是,我三岁的大女儿不幸被弹片打中头部。他们把她送到牧师办的教会医院。妻子赶紧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我心急火燎赶下去。女儿头上的血已经洗干净,我叫她,她睁开眼,看了我一下,想叫爸爸,没力。我眼泪涌出来,一声声叫她。但我还是没能叫回她的生命,第二天,她永远闭上了眼睛,她才三岁呀,生命刚刚开始!

血海深仇啊!血海深仇!

从女儿头发里发现了这块炸弹碎片,我60年来,一直保存这块弹片,把它带在我身边,我忘不了,也不能忘,是它夺去了我女儿的生命!

向日本索赔?难!况且,鲜活的生命,也无法用钱来赔偿。我只想我们子孙后代了解并且记住,日本人曾经那么凶残地对中国老百姓杀、烧、炸,把中国人根本不当人。

死亡大隧道

那里原本是死里逃生的避难所,1941年6月5日,凄历的警报、紧闭的铁门,把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重庆较场口大隧道——变作了通向地狱的阴冷之门。

周海全、王昌禹

1941午,我在市中区新华园当厨师。6月5号下午,空袭警报后我跑进较场口大隧道,里面人多得很。开始人们安安静静,洞两边的人坐着不动。慢慢的不对头了,气越来越憋,憋得难受,人群往洞门挤,挤又挤不动。你抓我,我抓你,乱抓乱咬。我那时年青,20多岁,身强力壮,拼命往人顶上爬。刚爬上去,一只脚被下面的人一口咬住,他不要命地咬,我一动就痛得钻心。我说,你把我放了嘛,我出去喊消防队,他不放,一大堆人堆在洞门内,有些人不动了,有些人还在扭动。我没得力了,胸口憋得要炸。我产生幻觉,看到我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对我蜕,你在做啥子,你还不走?我说,走不动呀。接着我昏过去了。

醒来我已经躺在洞外,我看见—具具尸体往外拖,周围摆满了死人。拖出来的人只有我还有气,我以为我是唯—活出来的人,只是右脚上被咬了几个洞。你看,伤疤还在!

王昌禹(周海全之妻):6月5号我在南岸,第二天听说大隧道死了人,周海全可能也死了。我赶忙过江到较场口,我一看,天哪,到处堆起死人,唯一电影院(现劳动电影院)的坝子上小娃儿的尸体堆一堆,大人尸体堆一堆,没有—件衣服是好的,尸体被抓咬得血淋淋。

最让我伤心的是有一个当妈妈的,一边躺着她娃儿,一边躺着她男人。她一会冲着她娃儿哭,—会又朝她男人哭。我眼泪一下子滚出来,我男人也死了啷个办?我才19岁!

我边哭边找,没有找到我男人,下午才听说他没死,我的心放下来了。但是,我坚决不要男人再呆在城里。我们搬到了江北茅溪乡下,从此当农民,直到现在。

田泽周

我一肚子苦水,几十年来没处诉说!

1941年农历5月初9,我因要去江北水土沱给岳母过生,特地把二哥从乡下叫到重庆看守铺子。二哥9号和父亲来到较场口。第二天早上(5月初10——那天新历是6月5日),二哥专程送我到朝天门,一路上他关切地同我说话,我上船过江时他站在岸上朝我挥手。

哪晓得这一别就是永别! (痛哭)

第二天, 我赶回较场口,我的天!那个场面让我全身血都冷了!二哥的尸体是我幺爸屋的一个哥哥找到的。我一看见尸体,惊骇得“咚”地一声跪倒在地。二哥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身子抓得稀烂,完全变了形。二哥,二哥,他那口气是啷个落下去的哟?! (泣不成声)

是我把他从乡下喊回来,他是替我去死的呀!

二哥进的是十八梯洞口,门关死了,出不来。我爸从演武厅洞口进去,他把嘴—直贴在潮湿的石壁上,才逃了一命。但是他出来后看见二哥的尸体,一下子就气疯了。我把他送到乡下,他疯疯颠颠到处乱跑,被一条疯狗咬伤,得了狂犬病。死前他痛苫得,啃床、啃碗,啃得满嘴是血。

二哥死时,二嫂同他结婚才三年,女儿一岁多。二嫂在家闹,要离家出走,我妈急得颠颠倒倒。最后二嫂还是走了,女儿留给我妈。几年后,我妈带着我侄女去给人干活时,遇到风暴,房子倒下来,双双压死。

多年来我不敢去较场口,我怕想起我二哥,怕想起那些在隧道里遇难的人。

但是我怎么忘得了!几十年来我想说,没处说,一肚子苦水,憋在心里,憋得难受呀。我已经82岁了,我爸爸、妈妈、侄女、二嫂都去世了,四兄弟中只剩下我,我还活得了几天?我一死,就再就没人来诉说这段冤屈,一切都完了……

(《重庆与世界》2001年第5期)

(以上是我在2001年采访的102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中的6位)

木公的博客200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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