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余家:宏大叙事与零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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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生命旅程跟时代关系不大,因为它要从零起步,从文明的源头出发,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以个人身心重新经历一次文明史的近乎全部旅程,如此才能“ 明其明德”,成为“ 明贤”,以启世正世真,如此才谈得上完全理解并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

一、我的愧疚

写了那么多名门望族,经常会想到自己的家族。那感慨确实千端万绪。父母亡故多年,哥哥姐姐也多渐步入退休的年龄,侄子侄女们都参加了工作,很快,侄孙也将出生,我到了做爷爷的时候。时间分秒不耽误地向前,在我自己还任性的心智活动里,世事已经重新调整了秩序。

想到我的家人,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不用流行的“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办法,就可以知道我的愧疚感来自何处。我从家庭中汲取了太多的资源,成就了自己,却苦了家人。我的特异,跟家人的平凡普通形成了反差。甚至我一度把父母的死多少都归咎在自己头上,而时时警醒自己,我在代他们活着。四五年前,到四川乐山过春节,一个眉山的年轻人听说我到了当地,一定要请我过访眉山。他带我到苏东坡纪念馆参观,他和导游跟我说起当地的一句话: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这话让我惊悚不安。难道天地之精华真的可以钟毓到人那里,使草木都失去了色泽光鲜?那么一家人中的特异之人,是否也夺了亲人们的一些才华、精神和命运?

当我看着兄长,甚至看着侄子而无能为力时,我心里就会泛起自责。我觉得我要为他们的坎坷、苦难和穷窘负责, 为他们的某种无明承担一份罪性。当然,他们的朴素、清白、自足等特点也是我骄傲的;他们跟我一样无愧于人欲横流的时代社会,无愧于活着。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分享人生和灵性的“ 福音”,以使他们从容自信地看待自己和周围,一直是我的梦想。

二、随州的文化性格

我的家乡随州,算得上是衰落一两千年之久的国土。有论者认为,随州在秦汉之前的上古和三代,至少有过三次文化浪潮,第一次以上古时期的炎帝神农文化为标志,第二次以春秋早期“华夏第一哲人”季梁的思想为标志,第三次以春秋末期曾国的青铜文化为标志。以现在的史料看,炎帝神农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最坚实的奠基者,至于青铜向黑铁时代过渡时,随州展示了青铜文化的丰碑和最后的辉煌。

汉东诸国,唯随州大。随州确实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太多的贡献,只是后来人囿于“ 时势权力”,看重孔孟之齐鲁、老庄之荆楚、三晋文化、关中文化、吴越文化……随州作为华夏文化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反而被长期埋没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及其亚文化地区研究,如果离开随州,大概是非常不完整的。

我也是近年才恍然家乡的了得,也才猜想过家乡给中国文化留下的遗憾。随州文化在两千年前遇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它被赋予了解答“ 诸侯国家竞争出路”的任务,即亚文化板块或地区小国有何作为。当时是,秦一类的虎狼之国尚未登上竞争的舞台,楚国刚刚有新兴的气象,国际秩序仍是周天子主导下的朝贡国家体系,但地区竞争已经有了苗头。季梁似乎跟郑庄公们一样看到了楚国不可阻挡的崛起,随国完全失去了拱卫大周的能力。既然不能担当屏卫中原的角色, 那随国将面临何种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国何去何从?季梁的办法就是后来人总结的亲民善治,以及得道多助一类的结盟政治,进一步就是谋求中立的国际地位。

这都是当代的话语。事实却是,随国处南北要冲,在朝贡解体、诸侯兼并加剧之时,华夏文化回归以霸以力发言的丛林时代,随国既不能保卫大周,只能做了王霸争胜的桥梁。但从欧洲的经验可知,丛林社会,不仅出产虎狼、羔羊,也出产牛马、大象。随国的千载难逢,就是它可以做大象,或做欧洲的瑞士、北欧等国家一类的和平鸽,在问鼎中原的千年舞台上示范一种和平而有创造性的生存。这个历史任务一 旦完成,我们的文化中将会增加难以估量的活力。

遗憾的是,随国虽然为华夏贡献了第一哲人,它的国君却只顾玩乐和雕虫小技,在铁器露头之际,他们还在花大力气在青铜上玩出花样。这种惰性命中注定。史料证实, 随国几乎始终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随州先民在春秋时代早期的文化选择是向北拒南,或者说是亲周疏楚, 其文化构架中以周文化因素居多。这种向北拒南的文化心态,在其方言中留有痕迹。随州本来地处南国,但其人民却称南方人为“ 蛮子”,“ 蛮”的含义就是没有文化。随国晚期的文化选择是去北归南,疏周亲楚。在随州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宁愿向南走一年,不愿向北走一天。

没有主体性的文化无论如何繁荣一时,它都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文明史上退出竞争舞台,甚至消失,成为新的文化沙漠。这就是千年间的随州无论如何盛衰相循, 再难以跟炎帝神农时代、季梁时代相比的原因。当然,从我现在的同情之理解,随州曾经的辉煌和难以完成历史给予的机会,都跟它的地缘特性有关。它是丘陵地带,自然资源并不得天独厚,随枣走廊狭窄,缺乏纵深,自足不易,守己不易,因此一旦度过创造性的小农文明早期,它就只能跟随大 陆中国的强势文化了。

随州文化的惰性是根深蒂固的。我在总结人生经验时, 也经常为自己的懒散无可奈何。因此,在考证“随”字的源头时,我认定“ 随”字是随喜之象。农耕文化天然有祖先祭祀、土地崇拜,先民剁肉祭祀,把肉撒到地上,有人随喜随祭,“随”字跟“堕”“惰”等“剁”音字相通,即是一例。名者命也,随字命名的地区文化也因此有了惰性、依附性、耍赖,随州人爱说“ 懒鬼上身”。汉东诸国中,赖国跟随国为邻,其地盘在今天随州的东北,懒和惰正是“ 一家人”。至于把“ 随”字猜想成月光下男孩子追逐少女之义,那是作家的想象。

随州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实在,难有出位之思。我自己的缺乏幽默感,就认为是地域文化使然,好像我们随州人都是天生老实的。春秋时代,楚国攻打随国,随国国君大为不解:“我无罪。”楚王的回答是:“我,蛮夷人也。”如此开战了。当年读史,看我们随国一国之主都这样笨实,禁不住大笑。

对一个古老地方的解读,总让人惊叹先人的视野和胸怀。我自己猜想家乡的名字:南是云梦泽,北靠厉山、烈山,山具雷象,泽雷相叠正是随卦。我们也确实多呈老实的随性。如果这一猜想不错,那么古人的时空观及命名力量匪夷所思。而泽雷之象之所以取名随卦,是因为泽雷之象的日子在火雷噬嗑的日子之后,后者是吃喝、交易、起纠纷之象,因此会有人调解,花钱消灾,拿出肉菜来请客祭祀,有人随喜随祭。如此正是“随”字。

我曾在春节期间怀念家乡,写下若干微博,向人介绍随州悠久的文化。

关于上古中国的“ 拼图”正趋于完整。伏羲氏发现了八卦,而将先天八卦演成先天六十四卦,进而演成《连山易》者,大概是炎帝神农氏。这些部落时代的天才,在千百年的观察、测算中,积累起天文气象知识。有人说,炎帝神农部落作《易》是在随州完成的,随州是《连山易》的诞生地。这类“ 拼图”虽是猜想,却很有意思。

空间属性演进成人文概念,最经典的莫过于东西。当然,南北没能如此是一遗憾,但资本主义的南方模式多失败,南方几乎是政治学中失败的象征。“ 高高在上”的“ 高”也是一例子。高枕无忧不是枕头高,而是位置高。上古人生存以高地为安全,睡觉就成了“ 睡高高”。随州人爱说,睡了一高瞌睡,睡了几高瞌睡。

方言里藏有远古的秘密。随州人把衣服口袋叫“统卦”, 口袋最初的作用是把卦签等统装起来。随州人经常讲“ 卜”, 把碗卜到桌子上,而《连山易》在上古时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卜算工具。只是几根草棍而已,跟进入野地求生的现代人或特种兵的装备没法比,但先民以此卜算时间、方位和自己 的命运,足够了。

方言多是时间中的经典名实变形后的产物。想起家乡话,夸一个人能干是搞得好易索,鼓励自己是凡事做易索点儿。“ 易索”追溯到两三千年前,因为易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读者极少,“ 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只有二三子涉猎的“ 易索”后来成了大家所宝称的方言。

家乡话频率最高的习语在外人面前多难启齿,这个话就是“骚”字。从三代、屈原的《离骚》到南北朝《辨骚》和《文选》中的“ 骚”类,“ 骚”是我先民情思表达的形式,骚是歌曲也是思想。后来它被降为贬义,指下流。但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它的情感极致的表达,我们爱说,这事骚好,那人骚造孽……

随州人还有一句话,不识哲。“这个人不识哲。”每次听到乡亲说这话,无论是农村老汉,还是城里少年,说谁谁“不识哲”时,都会让我想起老子的箴言:“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诗经》:“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世人之误会和不能交流,使我们只能谨守本分而已——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由重、黎来“ 绝地天通”大概是华人文明史上第一次防火墙运动。从此以后,普通人失去了与天地沟通的权利和能力,他们不能探求知识,只能被给予。随州人的方言中,灶房、厨房被称为“ 重屋”,是对上古掌管火的祝融氏(重、黎)的纪念。一年到头,人们都难跟老天沟通,只好求灶王爷去跟老天说点好话。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方言或者空间的边缘地带是寻找答案的途径之一。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上沉浮,我们会忘记这些本体性问题。随州还残存的方言中,把孩子叫“ 娃子”(甚至猫狗都称作“娃子”),把外婆叫“ 家家(gaga)”,把女人叫“女将”,大概是要人牢记曾从母系社会走过。

三、没有阔过的余家

把我们余家跟这样灿烂的地域相连,用随州话,叫“ 沾光”。当然,也跟我向读者介绍自家时的诚惶诚恐有关,我怕余家的故事实在平凡,而先来讲讲家乡的光荣以不使人失望。如果不愿读下去的读者,到此也就可以不用读了。

说实在的,我们余家祖上没怎么阔过,跟随州的光荣几乎两样,而且只有在老实本分、散漫、听话随性的方面跟随州一致。小时候村里人比谁家牛,一是村里大姓当仁不让,二是跟大人物同姓者与有荣焉。记得胡耀邦上台时,村里何姓人都有了光彩——何、胡在随州话里发音差不多。余家在村里只有两家,而且关系一般,自然抬不起头来。在那样一个没有资讯的年代,《随州日报》还没有创刊,村里难得见到一张《人民日报》。父亲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余秋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父亲说,也没求彩,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直到今天,我仍惊讶父亲是怎么打听到余秋里的。

我这支余从哪里来,已经难以考证。父亲十来岁时失去双亲,跟唯一的亲妹妹分开,我那从未见过的姑姑被卖或送给武汉人家,虽然我小时听闻姑姑或表弟的消息,但由于地域、阶层的分别,已经没有了来往。

父亲对十岁前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他跟我们说起自己小时候吃的苦,常常唏嘘感叹,说在山里吃不饱,才跑到畈上来,到随州郊区的枣树湾给人做长工。放牛、砍柴、拾粪,样样都干,还经常被毒打。没有多余的衣服穿,有一次唯一的一条裤子不小心被烧了一个洞,被东家发现,遭到一顿毒打。没有人帮他,村里同姓人家跟他保持距离。因此,1948 年,随州易帜时,他作为一穷二白、苦大仇深的“孤儿” 被新政权看中。

据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团长骑马来找父亲:“ 小鬼,想不想跟我走?”十六七岁的父亲没有答应,留在了枣树湾, 后来更名为“ 团结大队六小队”的村子。这一故事应该可信, 我后来查随州历史:“ 截至1942年8月,随州共建立8个县、26 个区、89 个乡抗日民主政府,面积 7150 平方公里,人口56.3 万。抗战胜利后,1945 年 9 月中原军区于应山浆溪店成立。桐柏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敌占区,建立了 13 个县、45 个区、135 个乡爱国民主政府。1947 年12 月,刘邓大军挺进江汉,1948 年 8 月随州全境解放。1949 年 5 月,江汉区党政军机关由随县双河迁往武汉,即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前身。”由此可知,随州在湖北现代史上的位置,那样一个人员大流动的时候,如果父亲跟随了那个团长,那该是什么样的前途。小时候,哥哥姐姐说起这事,都叹惜父亲没参军,使孩子们只能跟他当农民。

父亲对 1949年以前还有一些记忆,“跑匪”是其中一个。他说小时候经常会有兵匪经过,村里人喊一声“ 土匪来了”, 大家就往山里跑。这记忆大概也符合20 世纪 40 年代随州日、伪、国、共、匪拉锯的政情。1945 年日本投降,随州的日军还在邻村附近的真武庙里举行唱歌联欢……父亲是跌跌撞撞地成长,迎来了红色政权。只是他这个成分最好的、比“ 贫下中农”还赤贫的“ 孤儿”雇农,没有跟上时代进步去参军、积极靠拢新生政权,这成了我们亲人间的话题。

当然,还有一件事,父亲从山里到郊区畈上,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前走几里路,到城里落脚,也是家人经常埋怨的话头。因为从团结六队到随州(当时还叫随县)城里,只隔一条厥水河,到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也就五六里路。父亲如果能多跑这几里路,跑到“街上”去,我们好歹生下来就是城里人,命运就不一样了。这是哥哥姐姐包括母亲都无论如何想不通的事。我也曾长久地想过这一问题,除了举目无亲,没

有技术,到街上谋生艰难外,就是对父亲胆识的判断,他不敢大闯。他跑到枣树湾已经不易,再往前走一步,由熟悉的农村人生活到陌生的城里生活,对他来说太难了。

不做大出格之事,大概是我们家人的特征。我们弟兄四个后来也多少继承父亲的这一做事风格,我们不敢闯,不敢做大的开拓。20 世纪 90 年代初,三嫂就业的工厂倒闭,她想到南方深圳一带打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坚决反对,现在想来,我也跟父亲一样保守了。后来三嫂跟三哥在随州城一直做早点生意,直到今天也只能维持温饱而已。三哥太老实了,只会拼体力、拼时间,没有胆识扩大规模。三嫂的聪慧、手巧一生也未曾得到大的施展。2000 年后,二哥所在的公司精减人员,一度面临下岗的危险,他咬牙到北京来打工, 待了半个月,发现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也就偃旗息鼓,回随州做“ 生意”了。但他的“ 小卖部”开张不到半年就关张, 他发现自己锻炼不出经商的才能。总之,家人规规矩矩,用 随州话说,随大流生活,随不上,也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四、枣树湾的生活

新生政权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父亲分到了两间正房,隔成了一间堂屋、两间卧房和一间狭小的后屋。正房旁是一间靠北的重屋即厨房,正房前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外屋则是两间茅草房:一间堆杂物,一间是猪圈。这是当时南方袖珍的院落了。房子位居村中心,就在村里的仓库前面,可见组织对父亲的看重。枣树湾是南北狭长的村落布局,北高坝南出口,西面就是山丘;背西面东的房子,出外屋门两步即是“道场”(打谷场),跟道场挨着的是各家的一小块领地,或者是茅房,或者是堆放麦草的柴草堆;然后是一口堰塘,再向东是地势低下去的田地,然后是大路,是河滩,是厥水河。

我后来到南方,遇到一个自学风水的人,随意聊起村里的格局,比上述介绍还要简单,但他铁口直断:你们村长子的命一般,次女的命也一般。我想了想大哥、二姐,好像有些道理;再想其他几家,好像真是那么回事。读《易经》时偶尔想起,可能是长子的震卦位和次女的离卦位出了问题,一直在受冲受克,而没有补救。枣树可能是补的,但后来砍伐掉了,又在村北修了一道高坝水渠,使得村子败落了。

从易理言,我也属于长子之震卦。我跟大哥的命有相似性,我们都走出了随州,奋斗得“ 有何胜利可言”。但回忆少年时光,我仍感谢村落房屋给了我开阔的视野。每天早上起来,出门即见太阳从东方升起,俯视低平的道场,看南来北往的村里人从眼前走过,也是一景。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母和村里人说枣树湾的光荣,村子内外到处都是枣树,一到秋天,随便摇一摇,枣子吃都吃不完。但我的记忆里,村里好像没有一棵枣树。母亲说,那都是大炼钢铁时砍掉了。村里的大人也都这样说,甚至夸耀。我小时候对自己的村子是很骄傲的,总觉得自己的村子跟别的村子不一样。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直到 80 年代初的农村,仍是“一穷二白”,跟今天边远地区农村的“ 家徒四壁”隔时成趣,但一无所有的我们居然在众多村子中跟部队沾边。一支代号为“602”的部队驻扎在村后的山上,那山丘本是我们团结六队的土地。我们村获得的福利就是,部队放露天电影时,村里 人都可以去看。当然,团结大队的其他几个村也沾光去看。这让本村人多少有些愤愤然、悻悻然。小时候父亲常把我背 着或把我举坐在他的肩上,走几里路去看露天电影。老式的 放映机转盘、换带,部队官兵的方阵和村民的胡乱围堆,正 面看、反面看(电影银幕背面也可以看,只不过一切皆反), 风一吹幕布卷动时的画面就会扭曲,放映前常放新闻纪录片《祖国新貌》,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 这些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日本名片《望乡》引进中国的时候,因为讲“男女乱搞”,部队不敢露天放,就在礼堂里放给自己人看。这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村里的青壮小伙子带头去砸了礼堂的窗户。部队抓了不少人,事情闹大了。但军民鱼水情,因为领头者是我们团结六队的,放人了。部队为缓和矛盾,又放了另一 部片子,请了团结大队的老少爷们儿去看。

外面的一切在乡村少年眼里都新奇。部队的红砖围墙都显得比村里烧制的青砖灰砖高级,孩子们翻墙、在墙上飞跑,在里面捡拾或偷铁丝、铁钉,当作废品去卖,一斤也能卖几 分钱。但向毛主席发誓,我好像从未偷过。在物资缺乏的乡村,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吃西瓜居然是跟部队有关,村里常年产的瓜果作物只有黄瓜、花生、红薯三四种,番茄、西瓜、香瓜等得到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引进。当时跟另一小伙伴在村后松林里玩,遇到两个当兵的在那里吃西瓜,他们吃得很仔细,把瓜皮扔在地上,我们捡起吃时,没什么瓜瓤,但仍觉得比黄瓜、花生要美味得多。

跟部队有关的大事,是我们村后的一块坡地——“团坡” 被部队占了多年,70 年代末,部队要在上面盖房,搞“ 基建” 时,发现了一个古墓,即是震惊中外的“擂鼓墩古墓”。当时村里人都去围观,在部队的宣传照片里,把围观中的母亲 也照进去了。据说墓里有很多金银财宝,还有很多字,现在 的中国人没几个人认得,有一个叫郭沫若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认得,要坐飞机来看。但郭沫若没来成。照片、郭沫若、飞机、科学、古字、学问,甚至金银财宝,这都是乡村少年不熟悉的事物。

我一直想,这可能是推动乡村少年不断走到外面去的原因吧。部队给村里少有的福利,修水塔,从河边挖井抽水到水塔,给部队和团结六队供应自来水,使我们村成为周围乡村率先用上自来水的村子。这些也让人觉得外面的世界比乡村精彩。但遗憾的是,无论团结大队如何改名擂鼓墩村,村里不断有人被招工进城,我们那一带没有出产几个人物,也就是地方官、军官、吃城市商品粮的能人,说明这种城乡军民的强烈对比也没有撼动多少乡民的头脑和心智。村民是因循的、随遇而安的、得过且过的……

五、母亲

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村并不算贫困。在地缘上,它不是偏远的山村,而是郊区农村。母亲也为自己嫁给父亲而骄傲过,一是父亲的身份,虽然没有亲人在村里,势单力孤,但也没什么人情债往还;二就是从山村嫁到城郊,在娘家人 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母亲跟父亲结合,对新生活充满过向往。嫁到枣树湾, 比起娘家兄妹,生活上了一个档次。温饱一度解决了。就在 “ 三年灾害”期间,周围村吃不饱,饿死人,但枣树湾种的山萝卜(红薯)年年丰收。母亲说,那时山萝卜堆在道场里, 堆成山,小娃子都把山萝卜当“ 得螺儿”踢。她个子高、聪明、漂亮,跟“男将”们一样能挑重担,村里人说起她:“王大个子几能干啊!”

组织安排父亲当农协主席,也在全国扫盲运动中安排母亲去识字,但母亲却对识字没有积极性,她学了几个月,认识的字还不如父亲自学认得多,她没能作为扫盲代表。母亲似乎郁闷过,但她很快调整过来,觉得那应该是男人的事。她更多地寄望于父亲,却对父亲一再失望。当组织要安排父 亲当生产队长时,父亲退却了,他晚上回来跟母亲商量,母亲一言不发。后来她骂父亲,没有胆,泥巴扶不上墙,她要是个男人……

母亲求我们好好读书时,倒是承认自己吃亏是个“睁眼瞎”。很奇怪,她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滔滔不绝,但跟村里人吵架却笨嘴笨舌,她教育我们的话也不多。倒是父亲经常能跟我们讲讲故事,说说笑话。母亲虽然在一旁听得认真,但笑过后仍会批评父亲“ 没正经”,只会在孩子面前信口开河,很少在村里、在会上讲话。母亲说,沉默是金,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说得板上钉钉,结结实实。父亲经常被母亲批得很“ 无趣”,这妨碍了父亲的发挥,也妨碍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对讲话的爱好。父亲晚年的时候,话日渐少了,实在想跟母亲交流时,也就在一边以自言自语开场。几个子女的口才都差,不爱说话,不会说话,母亲后来也着急,但已经无可奈何了。

母亲其实是能说的,在丈夫、孩子都开不了口时,她无惧于外人、城里人、干部们。以至于二哥做生意时被城管没收物品,二哥不敢去要,催她去说,她还真说成了。母亲很无奈,把孩子养大了,还要去为孩子奔跑。

我在《母亲的功德》中介绍了母亲的奉献、自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多少漏写了母亲的抱怨、随性。她任劳而少任怨,对生活的艰难、无奈无望,她无法憋在心里自己消化,多少发泄了出来。跟父亲一样,她爱干净,却也时而用心,时而随便。即使她后来住进城里的楼房,收拾屋子也会经常敷衍。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习惯。培养一个好习惯不容易,等我们后来多少明白时已经晚了。

我是在不断的反省和观察中,理解了传统中国的圣贤们直到农耕文明晚期,还把洒扫、进退、应对当作做人的基本学问,把律己治家当作每天的“日课”。比较起来,作为父母亲的子女,我们是失教的,“放养的”,我们的家庭环境太散漫放任了。

我爱母亲。不过,在跟侄子侄女们交流时,我多次称道父亲的才华。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爷爷是余家人中最有才华的。他也曾对生活有很高的要求。夏天的黄昏,收工后,他会把门前的土台及台阶下的道场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点水。在落日余晖下,我们把饭桌搬到道场里,一家人围桌吃饭。晚上村里人多半要到道场里支床睡觉,我们也支几张凉床,躺在竹床上看星星、听故事。秋天,父亲会把茅草房翻盖一新,新屋顶上稻草的清香十天半月都不会散去。冬天,他则会打点家具,虽然无非是从山里买了几根木头做成桌椅, 或用废铁去打一把锄头。

父亲对母亲也有抱怨,他最多的抱怨是说母亲出身贫农,却像个“ 大小姐”,不爱干活。干活回家,他会说家里这没收拾,那里也不干净,饭也没做好,他饿得要命。母亲就委屈得要命,会把她在家干的活数落好几遍,并说父亲在外能干,在家是“ 老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相依为命, 却苦于怨于难以养家糊口。

直到今天,农村的返贫仍是一个问题。我们村在 20 世纪60 年代没有饿死人,但到 80 年代初仍未解决吃饭问题。我说过母亲有几个冬天经常不做晚饭,我们饿极了才知道去睡觉。母亲对生活的失望,也是因为她没想通何以如此:年轻时村里都不穷,别的村劳动力一年的口粮定为360 斤、300 斤时, 我们村就有 450 斤、420 斤了,我们接济过亲戚,但到 80 年代一度也降到 300 斤,以致于冬天没有余粮。父亲只会“ 死做”,一年到头,仍解决不了全家温饱,且经常给她气受。母亲绝望时经常睡在床上不起来,任凭我们跪在床头求她。我后来看材料,说中国农村妇女是自杀率较高的群体。只是到晚年,她和父亲皈依了基督,她的精神世界才略为好一些。

六、父兄

父亲在组织和子女眼里“ 不上进”,但他的勤劳吃苦在村里都很受称道。我们也都承认他的勤劳,他眼里全是活路,一天到晚只知道“ 做活”。但他的交往能力不差,没有嫡亲的亲戚,居然认了几个亲戚。我小时候看《林海雪原》《奇袭白虎团》一类的小人书,就是在磙山的一个姑父家,姑父 一家后来搬到丹江口,还给父亲写过信。另外一个姑父在安居镇的村里养蜂子,蜂蜜的美味也是小时候即尝到了……

父亲善于学习,从“ 大字不识一个”,到晚年他至少认识上千汉字,等他做基督教会“管账的”时候,已经能抄写《圣经》、圣歌。他对文化有天然的敬畏,“敬惜字纸”一语是他教我们的。每年的年节,尤其是春节,他过得慎重,把学来的文化习俗或礼仪规矩一丝不苟地实行。我考上大学时,他带我到村后山坡上烧纸钱,向列祖列宗通报,感谢“ 祖坟冒了青烟”……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村里的田地大部分被政府征用, 父亲遗憾他那样的“ 种地能手”无用武之地了。他喜欢三哥,因为三哥继承了他这方面的特点:舍得出苦力、会做农活儿。村里人开始从“粮农”向“ 菜农”转型,父亲是转型最为成功的,他种菜、择洗菜,到街上去卖,做得极为利索。印象中父亲几乎没帮母亲择洗过菜,但父亲对第二天早上进城卖的菜,择洗得极为认真、用心,那是他晚上和早上最重要的大事。他卖菜也快,晌午时就拉着板车回来了,后来是蹬三 轮车。会有一两把剩菜,以及割的肉带回家,还有大量的角 票、钢镚儿……

当然,父亲这样典型的农民受组织的恩惠非一件两件。大哥十几岁时当兵,二哥从村里的民兵连长到进城当工人,应该都得益于父亲。我后来查证,那个时代,国家从农村征 兵,参军的农村青年除了“ 根正苗红”,仍得益于父母在组织里的印象。而村里有一个名额进城当工人时,父亲连夜赶到舅舅家,把在那里做客的二哥叫回来,抓住了机会。这一“ 机会”后来看并不算好,因为村干部的地位很快直线上升,大小是个干部总比工人农民好。但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心里 一直“ 傲得很”,一方面靠组织,一方面厌恶“ 干部”,他宁愿自己的孩子清白一生。

除父亲外,我大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只是我大哥, 一生命苦,可叹。

大哥心细、孝顺。还在读小学时,父母两人挣生产队里的工分,要养活一家八口太难,他就不愿读书,要回生产队劳动帮家里挣工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男劳动力一天九分十分,女劳动力六分七分,大哥挣工分,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这些工分加起来,一年到头,也就几十元钱。为这几十元,村里人还会争论,谁的工分评高了,谁的评低了。据说老师追到地里去,劝说大哥去上学,他成绩好,有前途,但他流着泪拒绝了。母亲每次跟我们说起大哥这一段,都哽咽不已。

后来村里有征兵的机会,他就去参军,到河南平顶山市当兵,而且要当志愿兵,据说这一兵种不用担心四年复员, 可以长期待在部队。他难得回家,但经常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津贴”寄回家。大哥寄给“ 父母大人”的信,总是先在村里人之间传看,再由村里识字者读给父母听,后来是我们读给父母听。他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尤其是信封上的几行字,那种仿宋字写得真是好看,村里人说“ 像印的一样”。

大哥也给村里人谋过福利。河南产煤,他曾经运过一卡车的煤开回村里,让村里分了。而我小时候也比村里小伙伴更早地吃到“ 蛋卷”“压缩饼干”……眼睛近视后,大哥想办法给我买“鱼肝油”。大哥只是偶尔向我们透露他的辛苦, 他归属总参的测绘部队,经常到山野中搞测量,风餐露宿。地方上遭灾,他们又要去救灾。河南的几次“ 发大水”,淹死了不少人,他们第一时间去救人,说在泥水里看到小包包,捞起来,就是一个个蜷曲的死人……

也许出于长远考虑,在部队干了十多年后,大哥一直没有谈恋爱,而是由父母帮他在随州找对象,后来的大嫂去部队探亲几次,两人就成家了。大哥在部队“进步”很快,他提了干,入了党,并以小学未毕业的文化程度自学了大学课程,拿到了大学函授文凭。他本来可以留在部队,甚至转业到平顶山市工作,但他希望就近赡养父母,就回到了随州。哥哥姐姐当然高兴,希望沾光,虽然因为村里土地被征占,

“ 地带工”,他们都进城当工人了,但他们希望大哥这棵大树能帮他们在城里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考上北大的 1986 年,大哥还在办回随州的手续。我无师自通地给生产队写了一封申请书,希望得到组织上的补贴。生产队为此奖励我一百元,干部们到我家来喝酒,大哥也赶了回来,要送我上北京。我给干部们敬酒喝醉了,大哥把我送到武汉,自己又赶回部队。

后来就听说大哥回随州工作了,大嫂也调回随州。生活好一些了,但舒心日子没几天,新问题就来了。他看不惯单位领导的腐败,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满意,一度要写举报信, 征询我的意见。对我要从事文化、做一个“ 批判知识分子”, 他不赞成,说他知道鲁迅是这样的人,但没什么好,鲁迅死时瘦得剩下几十斤。十多年后的新世纪初,大哥去世多年, 二哥也跟我谈起,做鲁迅有什么好,为什么不做胡适?据说随州圈子里懂点文化的人,多知道我成了“ 鲁迅”或“鲁迅的传人”。

大哥大嫂的去世归因于某种蒙昧,或节俭的习惯。人们用煤气罐做饭,一罐气快用完时,点不出火了,大家都会摇晃一下罐,因此又能做一顿饭。大哥经常这么做。有一天黄 昏,他们在家做饭。打不出火了,大嫂要大哥去换煤气罐, 大哥懒得去换,也为了省钱,就去摇晃。打开煤气阀,因为暗,他去拉电灯绳,电灯亮起的一瞬间,煤气罐炸开,他和大嫂都重度烧伤。送进医院,随州医疗水平没有把握,一度要转送武汉,但伤势扩散,二人先后去世,留下未成年的侄女、侄儿。

我回到随州赶上了见大哥最后一面。村里人也遗憾大哥的命苦,称道大哥是村里多年来少有的人才。大哥的户籍不在村里,村里人仍接受他魂归故里,他年轻时外出参军,跟村里人一二十年不见,那些年长的叔叔伯伯仍为他抬棺、送行。

大哥死时,哥哥姐姐们都哭了,他们大概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处境难有大的改善了。父亲、母亲的绝望更是深重。我后来才明白,大哥的死,使我们本可兴盛的余家败落了。父母日渐老迈,新一代顶梁柱坍塌了,这对一个家族来说是致命的。我后来看过不少家族的命运,每一代人中得有一个主心骨,得有一个任劳任怨的“ 家长” 或“ 主事者 ”。我自己没能尽这份责任,二哥在家成为“ 老大 ”, 但他在“ 上班族”和“ 老大”之间摇晃,没能做好任何一个角色。我后来感慨胡适, 为其写上联:“ 以少子命行长子运,可否托付天下?”多少有自家身世的感慨。

七、明贤启世正

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的心气儿垮了。他们信仰了基督,在城市化加剧、农村社会日益衰败、“ 三农问题”突显出来的近二十年来,他们算有了相依为命的“ 兄弟姐妹”,但他们自身却如燃灯,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晚年的父母过得不够舒展,虽然温饱早不是问题,教会的兄弟们给了他们亲情、温暖和年轻时的友爱,但他们灵性的探索未曾得到满足。除了抱怨子女们“ 没出息”、不够“ 孝顺”,他们看不惯“ 世道”了。世道变了,父亲说。他要我给他找相声听,让自己开心一些,但很失望,现在的人说相声不好笑。世道变了,母亲问我,难道说,这世界水还要节约,老天爷每年不是给了那么多雨水吗?她对我辞去国家公职不理解,亲友问起,她只好说:我们家的儿子最看不得人家给他送礼,宁愿不当官……我有几年春节回随州,随州的官员开车送我返京,父母还是很有面子的。

但我实在混得“ 每况愈下”,后来拒绝一切体制工作,也就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工作。当初,父母曾到北京跟我认真询问,为什么我一个北大的,毕业多年,不搞政治,也不挣钱, 图什么。我跟他讲起文化人的追求,讲起“ 铁棒磨成针”“床前明月光”的李白、念诗给老婆婆听的白居易来,父亲说他懂了,但母亲没有作声。我后来经常安慰他们,你们的孩子算是孝顺的了,也就是太老实,自己还没活出来,有些顾不上你们。母亲就会回应:是啊,世道这么乱,我的孩子我清楚,不会“ 为非作歹”,不会“ 造拐”。在这个“ 卖拐”的时代,父母亲对我们还算放心。我后来也一度想过,哥哥姐姐勉强维持生计,也许不算坏事,因为他们是清白的、自食其力的。跟郊区农村城市化后的种种怪现状比,他们的这一生也算尽命了, 本分、老实,没有受多少时代、社会的“ 污染”。

让人心意难平的是,侄子侄女们读书多平平。也许他们的学习天分仍由我提前取用了一些,以至于他们今天在底层的打工世界挣扎。这也使我多少有些抱愧。在大理生活期间, 我一度考虑“ 带一带”侄儿,让他到大理去读书,由我负担生活费。我指定他半年内熟背《孟子》,每天抄写几段,背诵几段。但由于生活变动,我回到北京,而把他留在了大理。他三个月左右背完《孟子》,并抄录了几遍。据在大理生活的朋友、高尔泰先生的弟子张心武先生说,侄子的学习还是很有效的,侄子跟他讲起对孟子的理解有些“匪夷所思”, 也让他受益。

侄子侄女们的成绩也曾让父母叹气,但他们见到侄子侄女们仍是开心的。他们愿为儿孙做牛做马,只是不知道如何教育。“ 失教”的现象仍在继续。我回家乡时,跟哥哥姐姐们聊起小一辈人的教育,也是空洞得要命。大哥大嫂去世的阴影仍笼罩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唯一让我宽慰的是,他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他们能够“ 活着”。而父母身上对生活极境的好奇和追求,在他们身上也消失了。我们家,仍是底层社会最普通的一家。我总结父母的一些优点、美德,并没有成为我们家的家风,我们家人多随着性子生活,很少超拔,很少相互提醒、扶持、校正。

父母晚年有更多的余闲关心终极,他们似乎一直跟常人不同,对“ 时代”的追问,发展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也在他们观察的范围内。记得父亲走进西直门地铁站时,连声向母亲感叹,这总要人来做人来建,这都是人的力量啊!而母亲在大理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也一再感叹,主是好的, 主没有忘记我们……但时代万花筒般的热闹,已经为他们难以理解,他们也想不出答案。他们先后离世,走得或留恋,或弃绝,都回到天国,主的怀抱。让我常常彻夜难眠,生发椎心之痛。

母亲一支的家谱已经忘记,她名叫王先英。父亲年少失怙,却牢牢地记住了家谱,虽然只剩下五六个字,明贤启世正,或明贤启世真(后知是祯,但余家人多以正或真为名), 五字一句,下一句起头的是功字辈。这是我们余家的家谱。做世上正直的人,做世上真实的人。这算是余家先人留给我们的训言。父亲名叫余启发。他给三个哥哥取的名字是世洲、世国、世村,给两个姐姐取的名字是世翠、世兰。人们都说, 他把最好的名字给了我,世存。但他自己说,到世存后,他想不出来了,才这么叫的。

我曾经猜测父母的远祖都曾经“ 阔过”。除了家人的品性、神态,他们晚年得的“ 富贵病”也是一条线索。母亲患“ 糖尿病”,很受罪,不敢吃糖、甜食,她百思不解,一辈子都没怎么吃过甘甜,怎么得这种病?还有一个不解是,她说,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这么一个病怎么都治不好呢?她晚年变成了小老太太,我牵着她的手在北京多家医院就诊,每次医生开的药方都不太一样,却也大同小异,让她失望至极。至今犹记牵着母亲的手在中日友好医院附近过马路时的情景, 她说别买药了,又贵,又没得用,说了也就一言不发,任我去抓药买药。

父亲临终都不知道让他时常疼痛难忍的病是“ 痛风”, 我被诊出这一病时也纳闷,没曾大吃大喝,怎么得了这种“ 富贵病”呢?医生明确说,你的病多半是家族遗传。打电话回家,才知道父亲生前经常关节肿痛。他得这种病也是冤枉,他一生敬畏鬼神、小心谨慎、劳动强度大,吃喝上不曾过量过分,居然得了“ 痛风”,大概也只能归结为某位先人暴发过富贵过也糟蹋过。父亲后来皈依基督,跟他的这一无名之痛有很大关系,据说教会的兄弟姐妹在他关节痛时都一起为他祷告。

余家确实有过光荣。据说我们是从随州淅河余家畈移出的一支,查余家畈,全国各地很多处,可以猜想余家人的“ 辉煌”。余家人喜水,“离家不离水系”,父亲没有跑进城,而落脚枣树湾,也许也跟村前有一条河流相关。淅河余家畈的同宗,辈分比我们家多要低一些,论辈分我到那里是祖父 辈高祖辈。就在写作本文的前几天,遇到一个本家功字辈的 副市长,论过出生地,他就连称我长辈,唤起人血脉相连的感觉。这次写《家世》,查找余家家谱,康熙年间,余家的“ 拱北公”率众撰立的谱诀是:“大德光先绪,明贤启世祯,功臣为国鼎,泽永应隆兴。”仍让人纳闷,务农几百年了,家谱怎么搞得这么“ 宏大叙事”;只好自嘲,我们有着“ 阔过” 或发达的先人历史。

我被查出“ 痛风”后,二哥也被查出“ 痛风”。遗传说已是定论。如果把某些病痛看作“业力”,我们确实遗传了先人的光荣和罪性,我们人生的努力得“ 消业”。

八、从零起步

把父母亲人这样略微回忆一次,尽量平复心情,希望冷静、理性、客观,不虚美,不隐弱势浅陋,中间仍有几次潸然。小时候写过“家史”,跟父母一样“ 忆苦思甜”,感恩“ 生活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遇上了好时代。但真正的生命旅程跟时代关系不大,因为它要从零起步,从文明的源头出发,只有在成长的过程中,以个人身心重新经历一次文明史的近乎全部旅程,如此才能“明其明德”,成为“ 明贤”,以启世正世真,如此才谈得上完全理解并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但这样的人太少,因此我们中国人爱说中间链条。父母说自己,他们就像渡船人,把我们渡到河岸,把我们放到光明、温暖、幸福的世界里去。

家族信仰在全世界都有意义,只是很少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悠久厚重。曾经翻阅儒门孔家世系,孔子后代至今七十多代人了;也翻阅过道教张天师世系,传承有六十多代了。他们的继承性一目了然,有趣的是,孔家人多不长寿,张天师家人多活有望百高龄。这大概也跟遗传、心性相关。血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宗族礼仪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现代科学应该能够给予解答。医学中已经把信力、念力接纳进来,社会学也观察到家族行善的功效。家族传承,其中之一,即在理性、功利的社会上为世界的神秘、人生的信念留下余地,让我们珍惜生活,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家族的意义、亲人的意义在这种继承的层面上显现出来。后代人要记住前代人的经验教训。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回顾亲人的生活,并希望侄子侄女们能够读到这份并不完备的总结,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这份人生世代的答卷。自然,也希望读者,能够多少从我家人的生活中获得教益。

2013年3月北京

余世存工作室 20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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