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读书，可惜投生到一个太穷的家庭。刚睁开眼睛，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母亲独自拖着老少，在生存线上左摇右晃。我知道，要母亲买书是非分之求。后来，当我从小学二年级跳到四年级之后，母亲终于从书店给我买回了一本科普书《天上有没有玉皇)。母亲说，那是一套丛书的第一本，其它几本以后再说。这一“再说”，竟成了终身等待，那本科普，也成了父母送给我的唯一纪念。
小人书店里的连环画一分钱看一本，不准交换传阅。可我人穷志短，难以保持气节，于是三天两头被“人赃俱获”，如孔乙己般被逐出店门。
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火红的年代”。在我记忆中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宝书和上课的教材外，其它书籍皆属“封资修黑货”。当我那本《东周列国志》在学校又一次“突袭”中被工宣队（即当时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缴获时，我如丧考妣，泪如雨下竟如后来在“广阔天地”里初恋失败。
最令人伤心的还是父亲。文革中，不知是他认为他的不幸是由于书读多了，还是他已被“改造”得脱胎换骨，也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总之，他一看见我捧一本书入迷，便将脸拉得更长(那段时间他脸本来就拉得长)。
18岁下乡，“广阔天地”里精神食粮的空虚无限广阔，好不容易买到几本鲁迅的单行本，半通不通地读了“野草”之后无法“呐喊”更加“仿徨”。
后来，挣扎着进了“社来社去大学”（即从农村来，毕业后仍回农村的所谓“大学”），成天捧读的教材是大寨郭凤莲讲话、解放前王大娘家史之类的材料汇编，直读得我火红的青春昏天黑地。
终于，书店里繁荣起来，我口袋里也有了几个自己挣的铜板，可以买自己所喜爱的书了。渴久了的肌体狼吞虎咽，头脑充实的同时心灵又陷入另一种痛苦与迷惘——我看到了自身的苍白，更发现了身外的肮脏……
为了抚慰内在的孤寂和苦闷，我求助于书籍，然而，求助之后发现更需要抚慰，好象苍茫大海上捧着海水越渴越喝，越喝越渴……
终于英勇地舍身一跃，从大学的讲台上跳到公司的转椅上。然而，挥之不去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高尚情操“对人类的不幸怀有深深的同情”，以及我们古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伟大道德。于是，生意中，对方一露出可怜像，我便稳不住底价，惹得朋友大怒：“这个书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只好狼狈地爬上岸，又龟缩到书桌前，抹去两行心酸泪，捧起一本圣贤书……
（《重庆日报》1998年11月2日）
木公的博客2008-01-10
谭老师，您好！有达师专同学和老师小聚 （以中文系为主），席间自然聊起许多师专的人和事，也聊到了您，于是有位同学想到我是外语系的，就来微信问我有无您的近况，我这才上网搜索。
谭老师，您和张学远老师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我现在还记得您当年青春帅气的样子，您上的泛读课生动有趣。今天拜读了一些您的文章，感触颇多……
祝谭老师安康！有更多的文章与我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