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开始，我被“革命群众”押进派出所追查“反革命”，关6 个月。事过40年，2006年6月4日，我被警车从北京站押回济南，重进“派出所”，主要是为阻止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
40年，中国有了变化，1966年进派出所，在山大贴出“逮捕反革命孙文广大快人心”的标语。听不到一句鼓励的话！看不到一丝同情的眼光！
现在不同了，我被押进派出所，在国内外有那么多支持的声音，甚至在派出所还接到一位饶先生发来的短信表示声援。回家后，尽管国内媒体被垄断，但海外媒体的采访却将我的不满和抗议，传向各地。
周围的问候声不断。
（一）去北京悼六四是我的权利
六月四日我要去北京，纪念六四17周年，看朋友，这是我的权利，当局打压，把我押回济南，侵犯我人身自由权利，我要抗议，我要维权。
我们需要维护的权利太多了，有言论权、信仰权、生存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利，还有政治权利，如果多数人都有了权利意识，有了履行和维护权利的意志和行动，中国离自由化、民主化，离真正的和谐就不会太远了。
2004年我去香港参加悼念六四晚会，2005、2006 年去北京悼六四，这都是履行我的权利。
今年六四我还打算去北京，看望友人，纪念六四。不知还会受到何种打压？
领导对我很关心，今年提前在4月11日，书记就找我谈话，善意提出建议：六四不要去北京了。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对他说：去不去北京，什么时候去北京是我的权利，我告诉他：“六四早晚有一天要平反”，我还对他说，有人要对我跟踪、监视，那是别人的事，我现在管不了，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去年六四过后，听说，北京著名律师浦志强先生，89年被围困在天安门广场，曾发下心愿，如果脱身，每年要来广场纪念。从那之后他每年六四前夕，都要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去年发出了很多手机短信，向朋友宣告要去天安门广场，结果被警方阻挡在家中，他发出了抗议声音，这是他的维权，我表示支持。
我希望今年六四前夕我能与他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相遇。
（二）了解险境可减少恐惧
有人没有被押进过派出所，觉得那里很可怕。我40年中多次进去，2006年去了5次，感觉并不十分可怕，一个人如果对派出所和监狱有真切的了解，也就没有很多恐惧了。
耍蛇人和驯兽师不怕毒蛇和猛兽，是因为他们熟悉了对方的特性。要战胜恐惧，先要掌握对方的特性。
现在的维权者受到打压，甚至可能被押进派出所或送去坐牢，有人将维权视为畏途，我却认为在那条道上可以体验人生的价值，不妨去试试看。
世界上有很多险境，如：火山喷发地、来潮的钱塘江口、寒冷得不能再冷的极地、惊天动地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旁边；在这些危险的地方，很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甚至使人丧命，但是勇敢者还是要去观赏、去探险！他们的行动并非逞能，而是去体验人生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体会一下因为履行权利、捍卫权利而带来的风险呢？
本人不止一次遭打压、进派出所，关看守所，判刑7年。我要介绍自己的经历，让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长些知识，减少些恐惧。
我现在将去年遭侵权和维权的经历记下来，一是表达我的抗议和控诉，也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特别是想让那些准备维权的同道，了解一些事实，以备不时之需，在遇到突发侵袭时能够有所准备。
（三）5月26日警方抄走我家电脑
2006年春我发表的著述（多在网上）有：
2月28日《建议修改宪法除去“共产党领导”》
3月4日《致信两会建议讨论修宪》，建议删去“无产阶级专政”
5月6日《江泽民五一出巡山东和中共权争》
5月中旬在香港出版发行《呼唤自由》，其中有纪念六四文章10篇
5月25日发表《六四、韩国5 .18与奥运》中有“学习韩国，借奥运争民主，平反六四”的内容。
25日刚发了纪念六四文章，第二天，5月26日下午1：30济南警方约三十人，身穿警服，其中有二位高级警官。分乘约五辆轿车和两辆面包车来到我的住处大院（山大新校家属宿舍院），沿途布岗，如临大敌。约2点半敲门，开门后，几个警察举着摄像机对着我，要求进入，我问他们是否有文件或搜查证，他们说没有，是来检查电脑的，出示了工作证。随即有5－6个人进入我的住宅，他们用两部摄像机（其中一部始终对着我拍摄）、两部照相机对室内进行全面摄像、拍照，并打开电脑查看，讯问在海外网站的浏览过程。大约一小时后，不顾我的反对，强行将两台电脑和28张磁盘带走，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去山大公安处做笔录，留下一份“扣压物品清单”。我要他们留下联系电话。
我住的山东大学家属大院有40多座宿舍楼，居住人口几千人，警车开来，不停的摄像，沿途布岗，有上百人围观。尽管午后下雨，仍有人打伞观看，有人从楼上往下看。情景甚是壮观，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多数判断是捉拿要犯，待到十余名年轻力壮的警员簇拥出一个老人，抱着电脑，上了面包车，人群中不断发出嘘笑声。对这次到我家来搜查，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警察要把我带到山大公安处做笔录。我对他们说，笔录可以在家中做，他们不同意。到山大公安处停留约2小时，主要讯问海外发表文章的过程和方式，重点针对三篇文章：《建议修改宪法除去“共产党领导”》、《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前言》、《江泽民是否违宪卖国？》，后两篇收入新近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一书。盘问全过程始终有人在录像录音。6点左右警方开车把我送回家，发现家中两根电话线被他们拔掉，看来是避免在搜查时，让外界知道过程。
（四）消息很快传到了海外
我家电脑被抄走，本人被警察带走，消息很快在院内传开，我还在派出所，住在一个大院的好友李昌玉就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我下午6点返回家中，他马上打电话让我去看了稿子，稍加充实，当天就发到了海外，题目是：“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被警方抄走电脑”。
当晚我给北京刘晓波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家发生的事情。他是中文独立笔会的会长，我是该会会员。他当晚发出“警察闯入，抄走了孙文广家的电脑”。很快海外媒体打电话到家中采访并报道，包括自由亚洲、美国之音、德国之声、希望之声、新唐人还有大纪元等。因为我电脑被抄走，无法向外发稿，大纪元记者林慧心女士承诺，以后我可以先写好稿子，通过电话我念给她听，她记录下来向海外发表。此后将近一个多月的文章都是以这种方式发出的。
邻居有人听到海外电台，如法国台、英国BBC、自由亚洲广播，我被搜走电脑后也来告诉我。
（五）我要维权我要抗议抄走电脑
我通过海外媒体表达了抗议，主要观点如下：
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警方未经允许，没有法律手续，私闯民宅，录像拍照，侵犯了我的住宅权。
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电脑是我的主要通信工具，也有我的通信记录，他们抄走电脑，是侵犯了我和家属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权利。
电脑是我发表言论、出版书籍的重要工具，警方抄走我的电脑是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宪法第35条）。
由于很多海外媒体的报导和我本人的抗议，警方沉不住气，抄走电脑后第五天，5月31日，派出所长来电话，说要到家中谈谈，我表示同意。
6月1日上午警方一行四人，包括派出所长、历城分局和济南公安局的人来到我家。
他们首先表示；只是检查一下电脑，两个星期之内一定归还。
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公安的很多行为是非法的，侵犯了我的人权。我还告诉他们，山东大学有很多研究法律的教授，我请教过他们，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信息，包括从非法抄走的电脑中得到的资料，不能做为判刑依据，请他们回去多看看法律书籍。
（六）提前在海外发文六四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先烈
电脑被抄走，我不能上网，不能查资料，不能打字，在家中也很难工作，所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六四，而且要把我的行动提前公布。
通过海外媒体，我在六四前发表了三篇文章：
6月1日发稿“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
6月2日发稿“纪念六四重在行动”；
6月3日发稿“朝圣与纪念六四”。（都由海外记者电话记录，发表在海外网站）
在这些公开发表的稿件中，我明确表示在6月4日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六四。文章中说明：“如果在6月4日下午6点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遇到了无法排除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或拘捕。”
6月2日，山东大学一位书记大概知道了我要去北京，来到了我家，说是来看看我，说七十多岁的人要多保重身体，好言相劝，说了一句“最近就不要出去了”。这话的意思我当然知道是让我不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但他既然没有明确提出“不要去北京”“不要去纪念六四”，我就装胡涂，没有正面回答是否要去北京，照常准备北京行程。
（七）警车追火车，从北京站将我押回济南
我提前买了去北京的特快火车票。早上7：30发车。因为事先已经在网上公开了我的行程，在分析当局如何阻拦时，朋友说可能走不出山大院，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在火车站的入口将我拦下。
妻子对我去北京很担心，一定要去送，6月3日早上6点我们一起出发，出院门、进车站、上车都没有受到阻拦，在站台上碰到了公安处的人，他说是送亲人上车，使我感到已有人跟踪。
火车正点开动，这是直达特快车，一路不停，正点应是11：50到北京。据说这种特快车很少中途意外停车也很少晚点，但是这趟列车却中途停了3—4次，后来知道济南警方派出7名警察驾驶警车，追赶特快火车，最后火车到达北京已是晚点1个小时，在12；50进入北京站。
我在车上也遭到了“特殊照顾”。大概在11点左右，一位乘警走到我面前。
问：“你是孙文广教授吗？”
答：“我叫孙文广。”
于是他递给我一张条子：
“孙教授：您好，我是本车的乘警，请您到餐车来一趟。我们有事找您商谈。”
应他的要求，我跟他一起去了餐车，那里有一男一女两位列车工作人员，他们说，要我等一下，到北京站会有人来接。虽然没说是谁，我当然清楚，只能是警方。他们两人要与我攀谈，拉家常。女士说他有个亲戚在山东大学历史系，问我是否认识。我只应付一下，托辞昨晚没睡好，闭眼养神。
我回想上午的经过，上车时，看到学校公安处的人，那人当然有任务；上车以后，多次给家中拨手机，都没有接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别人用手机讲话很方便？以后火车频频“临时停车”？特快竟晚点一小时，很奇怪。火车到站前，我找机会给家中发了短信，一条说我被押到餐车，一条说下车“有人”接。后来知道这两条短信是下午3点才收到的，我妻子立刻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
（八）“迎接”我的警车开到车厢门口
火车进站后，一辆警车开到车厢门口，一位北京警官向我出示了，济南派出所出具的“传唤证”（传真件），用车把我押到北京站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说，一会儿山东来人把你接回去。
我想用手机给家打个电话报告情况，刚拿出手机就被警员抢了过去，说：“我先替你保存着吧。”我没和他争执，因为我知道，在派出所不能和警员争执，争执不但没有用，还会遭非礼。
他们把我放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两警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满屋烟气，使我头晕、心跳加快。我知道警员是不会接受批评的，而且抽烟也是他们的权利。好在他们也在换班，我等到一个面相和善一些的，向他提出是否可以把门少许开一下，说我闻着烟味有些头晕。倒很客气，说可以开一下门。我心想，我尊重你们的抽烟自由，你也应该尊重我不吸烟的习惯。
在北京站派出所，还看到一幕司机遭打的现场。一个司机被押进来，嘴里不停地嘟囔，表示不满。结果被警员狠狠的踢了几脚，让他双手举起扶着墙，还让他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到桌子上。
下午约4点，济南警方7人，开着警车赶到北京站要我回济南，说他们是上午9点多出发的。我说，是否可以请示上级，天色已晚，大家都很累，能否在北京休息一宿，第二天一早回去，他出去一会儿，回来说：还是要当天回济南。
警车连夜将我押回济南。一路上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因为没吃饭，经过超市时，我要买些面包，也请他们吃，结果他们抢着付了钱，我拿出带来的牛肉干请他们吃，都尝了一点。
快到济南我说“你们也是受上级安排来执行任务，一路上多辛苦了”，他们都笑了起来。
整个过程，气氛还算“和谐”。到达济南山大路派出所时已是六四凌晨0点，路上8个多小时，不知是因为路不熟，还是要拖延时间，以免我第二天再去北京。在派出所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说了三件事，看朋友，买书，纪念六四。凌晨2点，他们开车送我回了家。
六四上午8点我下楼买早点，发现派出所所长在楼旁坐着，回来时给他带来一份早点，他推辞一番，还是接受了，并且告诉我，上午10 点还要对我传唤，后来派来一辆车，把我带到派出所，进行一些讯问，中午在那里吃了饭，并且准许我躺在椅子上休息，所长还拿来了他自己的被褥。六四下午3点，有车送我回家。这第二次传唤的目的，看来是防我六四当天再去北京。
（九）与警方接触的经验：不要扮演英雄，签字要慎重
积40余年之经验，和警方接触，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到了派出所或其他的专政机关，如看守所、监狱，千万不要逞英雄，不能模仿共产文艺中的英雄人物，扮演高大形象，英勇不屈！那样做肯定要吃大亏，会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遇到警方，在小事上，要随和，要“听喝”，不要强拧。
对于警方，如值班民警、看守人员，或同监室的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不能对他们无礼，不能伤他们的自尊心。
警员是执行任务的，也很辛苦，有人也不是甘心情愿。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但是在派出所签字认定事实时，却绝不能马虎。
有次在派出所，他们拿出了从网上下载的以我的名字发表的文章的打印稿，让我“仔细看看”。最后让我签字，这些文章的题目是：《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建议胡温火速调查苏家屯》、《江泽民五一出巡和中共权争》等，我拒绝签字。我的解释是：这些打印稿中的主体思想是我的，但是我不能在这份打印稿上签字，原因一是：你们的打印稿是否经过别人改动，我不知道；第二，网站编辑是否有修改我也不知道。
他们问：那怎么才能证明这些文章是你写的？
我答：拿手写的原稿来。
他问：原稿在哪里？
我答；早就被我烧了。
他问：为什么烧掉？
我答：准备你们来抄我家。
在“文革”中，我不知被抄了多少次家，在监狱中随时都会有人抄走犯人的书写物，关于抄家我当然有准备，文章原稿都没有保留。最后相持不下，他们只得放弃要我签字的要求。
很多朋友因为网上文章被判刑，我想，要证明发表的文章确系某人所写，可能要花一番功夫，本人不签名，起码会增加寻找证据的麻烦，给他们诬加罪名增加点困难，使他们少制造些文字狱，也是让他们少犯错误。
我的处理方式不知是否可以给同道提供参考？
（十）电脑抄走与归还，声势有天壤之别
抄走我家电脑，六四我去北京悼六四被强制押回济南，被两次传唤。消息传到海外，媒体有很多谴责的声音。当局不得不在6月8 日通知我，次日上午9点归还我被抄走的电脑，但是到了9点又通知我去山东大学公安处领回电脑。我去了之后，他们却对我提出了一些的问题，主要还是问文章是不是我写的。而且后来的问话，明显在拖时间。
现在回想起他们拖延时间的目的，是为避开山大家属院中的人群。因为每天9点左右，有很多退休的教师和家属在院中散步，他们去送还电脑会被大家看到。所以他们一直拖到大约12：30，才派车送我和电脑回家。这时院内居民多数都在家吃饭，院中已经很少有行人，而且开车送还电脑是一名穿便衣的民警，所开之车也没有警方标志。这样几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归还了我的电脑。这和半月前的5月26日数十名警察、一律警服大盖帽、布岗放哨，有着天壤之别。
当局抄走电脑，是体现“专政”的威力，要产生震慑作用，要人多势众，展现威严。而送还电脑则有默认错误的意思，当然要减少影响，越是淡化越好。所以要选在12：30 之后进入家属院，穿着便衣的警员陪我回来，不知道者，还以为我新买了一台电脑呢！
这使我想起，1974年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的情景，当时有警察和学校的民兵数十人参加，刷了大标语“欢迎专政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孙文广”，贴出“开除孙文广山东大学公职”的布告，后来还把我押回山东大学，开了几千人的全校师生员工批斗孙文广大会。
八年之后的1982年我得到平反，却只给我一张平反通知书。我再三要求公开平反，最后勉强在山大物理系的教工会上宣读了法院的平反决定书。因为媒体不开放，所以知道我获平反的人很少。
这就是当局的一贯作风。他打你“反革命”“右派”时，一定会大造声势，就怕有人不知道。而他被迫给人平反、为人改正时，却极力把声音放小，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和缺少思考的中年人，一直迷信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一个原因。
电脑虽然在6月9日还了回来，因为电脑中出现故障，直到7月初都不能向外发稿。
（十一）恶意电话骚扰
在6月3日和4 日，连续两天我被传唤之后，6月5日下午开始对我家进行电话骚扰，断续5 个月。
我家的两台座机，两个手机，四个电话机轮流振铃，每隔十余秒能听到一次铃声，拿起话筒则听不到任何回答。这种恶意的骚扰有时一天24小时，响声有几千次，使人烦躁，使人听觉麻木，我的妻子受不了，她说这样响下去要叫人发疯，神经错乱。当天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110报警台，请他们制止骚扰电话，并告诉骚扰电话的号码。以后我们多次向公安局报警，向所属派出所报告。
对这种恶性电话骚扰，我通过海外媒体进行谴责，向校党委、院党委报告，利用民主党派的聚会表示抗议，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5个月的抗争。到11 月25日骚扰才完全结束。五个多月的电话骚扰，对我的生活、写作造成了极大影响。
（十二）周围人群的支持
我在去年的维权活动，受到周围人群的鼓励和支持。
5月26日抄走我家电脑，我被警车押走的消息传开，但我在山东大学约50 年（包括念书），人们不相信孙文广是个坏人，很多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询问，有的朋友登门造访，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他们不相信孙文广会做出犯法的事。
有位老太，住在对面楼上，看到警察在我家门口站岗放哨，后来她对我说：知道你台湾有亲戚，估计你家来了重要统战对象，在加强警戒，我相信你不会犯罪。我还关在派出所，住在院内的好友就已写好了报道稿，给予声援。
六四之后我到院中散步，很多熟人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对抄电脑一事表示反对。
我住的大院中有很多人经常听海外电台的广播，每当听到我的消息，会在院中开展小广播。六四去北京，被警方押回家，次日散步，被十几个邻居围着，要我说说经历，他们不断地发出友好的笑声，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是去旅游了，回来还不用买车票，你要感谢警察才对。”
我家从2006年六四开始，有“警方”断续前来站岗（有时是便衣）。包括7月和高智晟等人去沂南声援陈光诚回来之后，包括2007年两会期间，都有警方在楼下岗站，有人，有车。出门有车跟随。
我不大注意这些事，因为太关心身边的事，可能会分神，影响思考问题和写作。但是邻居们却不然，有的人特别注意这些事，甚至来了警方的几个便衣他们都知道，他们能识别出谁是学校公安处的人，谁是派出所的，国安的，一次来了多少人，多少车，有的人很清楚。
我们这个大院，不但有山大的教职工，还有他们的家属，有各行各业的人，有各种特性的人，多年来我家和他们相处融洽，有些邻居对我什么话都能说。5月26 日警方来我家抄电脑，我忙于应付，哪有时间看外面来了多少警察？多少辆车？这些事全是周围邻居后来告诉我的。
有邻居跟我开玩笑说：“孙文广你行啊！现在有车、有人给你站岗，外出有人护送，你相当副省级了。”有人说：“孙文广，你现在安全了，小偷绝对不敢上你家。”
不久前我们这个院盖了三个高层，楼房将有三百家住户，要选出5个人的业主委员会，很多人提名我为候选人，结果在投票时，10 个候选人中我的票最多。后来上级发话说：先选两个楼。我当然被排除在外，又特聘了两个代表。
我在“文革”中几次被抄家，当时我出门，几乎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平时很熟的人都低着头装看不见。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局无法将我完全孤立。周围民众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获得力量，对我也是一种保护。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你可以迷惑他们于一时，不能迷惑于永久。
2007年5月3日早晨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新世纪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