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绥靖主义不是走向和平的捷径——从冷战到新冷战:中美冲突是自由与暴政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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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5

艾利森在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时,掏空了雅典和斯巴达之战的本质:不仅是争夺希腊城邦国家盟主的利益之战,更是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的竞争。虽然艾利森承认“斯巴达到今天仍然是军国主义象征”,但他对此一笔带过,更是对雅典的民主特征视而不见。历史学家约翰·黑尔(John R.Hale)在研究雅典及其海军的专著《海上霸权》中指出:“雅典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其统治者不是国王、祭司,也非贵族,而是一个独立自主、奉行民主政策的公民大会。……一个浑身充满着力量、欲望与发展势头的海上精灵,怀抱着令人鼓舞的艺术、文学及政治理想,散发出耀人的光芒。”雅典的共和制度和文明成就被美国所继承。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与德国、日本、苏俄和中国等暴虐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两千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之战的延续。

西方左派对冷战持否定态度,左派的想法是“春秋无义战”,苏联没有那么坏,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艾利森自然不例外。他武断地批评说,“冷战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禁忌选择,几乎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冷战建立在三个重要的想法之上:第一,认定苏联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生存威胁,或说是对美国国家存续的威胁;第二,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捍卫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以及基本制度和价值的完整;第三,美国的生存和福祉有赖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冷战所要达成三个目标:第一,围堵苏联的扩张;第二,吓阻苏联伤害美国的重要利益;第三,破坏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就此而言,冷战不是负面教训,而是正面遗产。

冷战的遗产可以用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是自由与不自由的殊死搏斗。日前,加拿大独立研究机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了二零一八年人类自由指数排行榜,在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一百三十五,北韩未列排名,中国是东亚最后一名。报告前言指出,作为大国,中国对自由的威胁比俄罗斯大得多,「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具有专制和帝国主义性质,对内残暴执行其极权主义模式,同时寻求在全球扩展这种模式」。「弗雷泽研究所」的研究员麦克马洪(Fred McMahon)表示,「中国是东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其非民主整体模式时使周边国家担忧」。在艾利森的书中,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及中国政权的这个面向,这位“绝对的相对主义者”,既然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丧失了自信,也就不愿对中国的独裁专制说一句批评的话。

尽管如此,艾利森依然相信,“与欧巴马〔Barack Obama〕所言相反,今天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实需要当代的肯南(George F. Kennan),以及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艾奇逊(Dean Acheson)、范登堡(Hoyt Vandenberg)、保罗·尼采(Paul Nitze),还有杜鲁门(Harry S. Truman)”——但是,这群“冷战策划师”不正是他在前文中否定的对象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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