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一1973.1）
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紛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
（英国）斯宾塞
1972年1月12日，周三
融雪天，格外冷。上午休病假，给李新写了一封信。想起李新他们此时在农村的情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时候，真想念他们！很想听李新演奏旋律优美的小提琴，很想看田平在画轻松愉快的漫画，很想听胡小江歌唱深沉动听的外国歌曲，很想和他们作推心置腹的交谈。在山村，我跟这些同学在一起是何等惬意快乐啊！在部队，没有这样的人，因而感到孤单。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西安欢聚一堂！但愿他们早日能在生活中得到良好合宜的位置。
下午上班，班里接了两台大修车，这还是去年的“任务”；今年的任务计划是每月交三台大修车。天！再过一个来月，老兵复员，剩下我们这些半新半老的，该怎么完成这一个月三台车的任务啊！
晚饭后去油料库找小谢聊天，他领我去西北体育场看了一场篮球赛。返回班里时提心吊胆。
1972年1月13日，周四
上午在陈北原的化验室厮混了一阵，开了几个玩笑一一恶作剧：破坏了一条长凳、一把榔头，然而我的一只手指也弄破了。北原又好气又好笑，我也觉得捣乱终究没有好下场。
16号车变速箱又返工了。倒霉！汽车修理我越干心越烦。一些战友开玩笑地叫我“高尔基”，什么意思？我喜欢读书。好吧，那就向高尔基同志的方向努力吧！
从修理一连传来一件坏消息：有一名七零年入伍的河南兵开枪自杀了。真惊人！
晚上连里集合学习，指导员又愤怒指责某些人不守纪律，并告诫大家不要乱议论团里最近发生的事故。刘进吉被点名批评。挺可笑。
1972年1月14日，周五
一天正常工作。下午接了一台车，试车时我们几个决定去北郊修理一连看望战友。于是，我、班长、刘进吉、辛兴华、孙相仑一起前往。
修理一连自从四川搬到西安后一直在搞营建。我和辛兴华找到该连西安兵（小）刘建国他们聊了一会儿，但关于那个河南兵自杀的原因刘避而不谈，只说那天是西安兵张小伟开车送医院的，但人在半路上就死了。
回来的路上，刘进吉给我讲了他在老乡那里探来的消息：那个兵是个磨床工，平时很老实。有一次和班长吵嘴，引起班长、副班长对他施加种种压力，诽谤他，使他精神忧郁失常。12号中午吃午饭时，他在宿舍用冲锋枪自杀，子弹穿透心脏而亡。此事给汽车团领导又增添了新的烦恼，影响很坏。
铁道兵西南指挥部李副司令员的儿子李苏生不知从哪个部队调到我连。连里分配他当车工。
1972年1月17日，周一
……接到任远的一封长信，给我以诚恳的开导和批评。他批评我思想脱离实际，不能正视现实。我知道自己常常沉溺于幻想，企图“独善其身”。因为我从心里厌恶那些奉迎上级、野心勃勃的家伙，还有那些不学无术、凭吹牛和耍手腕而混饭吃的庸人，以及心怀叵测，抱有不纯动机、见空就钻的刁民。然而现实中这些人往往能大行其道。虽然和善良正直的人比起来他们是少数，但在现实中他们是不断发展中的少数：许多善良纯朴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异化成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在社会现实中所占居的位置常常又是那么显赫重要，以致于正直之士无法不受干预和影响。像我这样的“落后分子”，清高自傲，当然斗不过他们。我怀疑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这个人天真率性，书生味太浓，思想有点幼稚一一但不简单。以后，我要设法使思想和现实吻合一些。任远的开导使我心中茅塞顿开。
1972年1月18日，周二
吃早饭前未及时穿工作服，吃饭站队慢了一点，又引起指导员的点名批评。他在批评时又追究到上星期日我私自外出之事，摆出一副我不低头屈服决不罢休的阵势。唉，反正是自己不对，倒霉的人喝口凉水都塞牙。看来，除非我装成一个大傻瓜，否则暴风雨将持续不断地要降临到我头上。
晚上，张京本领着英三班的同学毕胜利来访，我们聊了一会儿。毕讲了他当建工五局一中英语老师的经历，又谈起母校最近召生的情况。我真怀念我们的学校生活。
1972年1月29日，周六
上午在化验室帮陈北原和张技术员干活时，高长安突然来访。他在24号回到西安，还说李新他们也即将回来。麟游没有什么好消息。胡小江进省人艺的事情因县上不给办理有关手续而夭折。真不幸！高对召工已麻木不仁，其他人也有这种情绪。高还给我讲了李、田、胡三人去年的分粮情况：去年秋冬季，他们三个人总共干了四个劳动日！所以秋粮他们干脆不要了，因为夏季小麦每人分了五百斤，足够他们一年食用了。只是每人要给生产队交几十元粮款。三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料理吃喝加吹拉弹唱。任远现在情绪很低，整天埋头劳动。任所在的鲁王村去年大丰收，每个劳动日值达1.5元。高现在仍然是一心想上大学，心情焦虑不安而无可奈何。
下午我还在化验室帮忙。张技术员（家在西安）给我讲了他当年考大学的经历，使我感到激动。
晚上，我们忍着寒冷，在操场观看5761（铁11师）部队放映队放映的电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和“沙家浜”。
1972年2月2日，周三
雪花飞扬。今天出早操人数很少，连长查点人数，只有75人，不到全连人数的一半。于是他大发雷霆，一面派人去把那些没出早操的人叫出来，一面命令值班排长把队伍集合在楼顶。在寒风凛冽中，我们站在大楼顶听连长训话。他说谁如果再无故不出早操，他就处分谁一一这也是他的最后法宝了。
今天早学习（它的前身是“天天读”），指导员又愤怒地指责了连队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一“不正之风”。他还指出，全团在1971年因各种事故而造成14人死亡，61人受伤，经济损失八万多元。经济损失虽然不大，但政治影响很坏。
上午我和班长、16号车司机在训练队车场修离合器，吃过午饭也未休息，一直干到两点半才大功告成。期间排长过来视察几次。之后我们本想去游览碑林，但训练队副指导员却令该车先去卫生队看望病号。正好，我班王连俊也在住院。他屁股长了个脓包，开刀后因服用止痛药过敏，上厕所时昏倒又将下巴碰破。我们见到他时，他的两处伤口都已愈合，说过几天便可出院。
卫生队现有住院的伤病员三十多人。班长说，他的一位老乡患病住院，一次卫生员给他量体温，温度42度，卫生员不相信，向王军医告状说他在体温计上“捣鬼”。王军医便训斥了他，他便因此闹情绪，三天不吃饭，最后导致精神错乱，至今未见好转。我真难以相信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会产生如此可悲的下场！
从卫生队回来，又让去拉煤。这是训练队副指导员的私人关系户一一小寨商场摄影部。摄影部来了三男二女，我们冒着寒风来到东郊韩森寨一个煤店，装上多半车煤，回到摄影部又卸煤，干完都五点多钟了。摄影部人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之后真不好意思一一他们要留我们吃饭，尽管我们再三推辞，但盛情难却，只好就范。
回到连里已七点钟了。我们向连里说“汽车半路出故障了”。
1972年2月8日，周二
……中午给严浩写了一封二三千字的长信。我将自己的一些思想情绪和看法诚恳地吐露给他了，同时坦率地写了一些看透世态炎凉的东西，调子很低。
我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生与死的矛盾，愿望与现实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而且非常尖锐复杂，简直无法解决。忍耐和克制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愿望是好的，善良的，美妙的，甚至是壮丽的，但在现实中如果你是个有理智的人，那就老老实实按照上面的意图去做螺丝钉吧。想一想对方也有道理，各人都按自己的意愿去干，社会岂不就乱了套？看来只有循规蹈矩地就范。
晚上，部队集合在11连饭堂观看了西安铁路局文艺宣传队的春节慰问演出。
1972年2月16日，周三
春节放假，上午先去李新家，他不在家，李父（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靠边站）说他看电影去了，我便和李父聊了一会儿便告辞去任远家。
任远家只有他外婆瘫痪在床，她说任远和他妈去亲戚家了。我只好留了一张纸条让他后天来找我。
接着去田平家。田正和他弟将自行车大拆大卸进行清洗。他告诉我，2月3日我刚离开他家，他就回来了。而且他们三人这一趟回来的真不容易。一月底麟游县天降大雪，客运班车停开了。为了回来过春节，他们三人拉着架子车步行四十多里从上土桥（生产队）走到镇头（新县城），然后坐班车到凤翔县，在关中工具厂吴壮春（俄语班同学）那里住了一天。接着又坐车到宝鸡，在38号信箱同学们那里呆了两天，才坐火车回到西安。而下土桥（生产队）的张丰则冒着风雪步行九十多里，走到永寿老县城才坐上班车回来的。（我也有类似经历：1970年12月24日，我返回麟游取行李。同学们都回西安了。我先赶去县城给家里买了十斤肉回到队里。我记得很清楚，当晚在生产队吃的最后的晚餐是自己蒸的一碗小米饭。饭里谷粒很多，也没有莱。第二天早上下起了小雪，班车肯定不通了。我只好在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坐了十来里，然后背着行李外加十斤肉步行约六十多里到达老永寿.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上班车回到西安，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田平说胡小江在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就跟他爸到周至县他“家”（胡父下放地）去了。胡这次未能进省人艺，主要原因是他爸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李新、田平困在乡下出不来的原因也是如此。从田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满足现状的无可奈何的情绪。的确，三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们饱经风霜，已经有点麻木不仁了。
从田家出来后匆匆回家看望了父母，又匆匆赶回连队，刚好开饭。大会餐！十菜一汤！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在小小的饭堂里回荡着。吃过饭我又去小寨商场买了点东西。七点多部队集合在11连饭堂观看了电影“南征北战”。（该片在我当兵的两年中大约看了不下十次！）
（未完待续）
荀路201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