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进入大学后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样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读书。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的“反右”运动和58年的“大跃进”运动已促使我从过去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渐觉醒过来，面对“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我的常识、良知和理智使我意识到，这一切决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人所造成的，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恶果，否则后果不会如此之严重，涉及的面不会如此之广泛，持续的时间也又会如此之长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我，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和社全责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中国大陆寻找一条我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外的、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十来年的实践是失败了的，它不仅未能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反而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临全面崩溃的状态，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大量餓死人的状态；政治上不仅没有实现民众企盼的民主、自由、平等反而陷入一党、一人独裁专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我知道要担当这一历史史命，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开阔自已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刻苦地学习。那时同学们由于贫困和饥饿许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而沉缅于对过去丰衣足食时，吃饱飯、吃美食的美好回忆和言谈之中。
由于煤炭供应的不足而导致供电的困难，学校在用电的高峰期(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也时常停电，导致晚自习有时也无法进行。每当此时绝大部份同学便会放下书本和作业，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马路上、操场上或是XX山下去游荡、闲聊。而我一到停电马上上床睡觉，到半夜后，用电低峰时，一开始来电，我便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拿起书本、作业本和我自备的灯泡，一个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进行学习和做作业，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灯泡回床上睡觉。早上六点又和同学们一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学习。因为宿舍每晚9点40分下晚自习，10点统一熄灯，而答疑室与宿舍走道上的路灯是一条线路，一通晚都是不熄灯的。
我那时给自己订了一份严格的作习制度，每天早上6点与同学们一起起床，先到马路上或操场上进行晨跑，约20分钟，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后，便开始早自习(通常是读外语或预习上午的课程)，至7点30去食堂早餐，然后于上午8点前趕到教室上课。这时我上课也十分认真，边听讲、边记笔记、边思考。往往一堂课下来，这堂课的内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疑问，便会趁下课老师还没有离开时，当面向老师请教，或提出自已的疑问，通常都能得到老师满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老师便会与我约定晚自习时，再到答疑室向我详细解答，而老师们也十今乐意回答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因理科的课程比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节课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有时也排有四节课，但有时也只排两节课。此外星期三下午有两节课和星期六有一整下午，是那种向同学们进行洗脑和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政治学习。上午第四节课后，我立即到食堂吃午飯，12点半至两点.是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在寢室午睡，而我那時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无需午睡，就一个人在寝室里自已的书桌上看书或做作业。
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那是我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游泳、打兰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爱，有时也举重、做体操、跑步、偶尔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腫病及刚病癒的那段时间，不得不遵医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来家里得到大哥寄来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渐恢复了每天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之后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点半；夏天下午6点开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着书本、作业本赶到阅览室占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学生只有一间大阅览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进行晚自习，或阅读报刊、杂志、书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趁熄灯之前进行洗漱，然后同寢室的同学们纷纷上床就寝，此时我就拿出自备的灯泡、书和作业一个人跑到答疑室去看书、做作业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寢室睡觉。由于生活有规侓，每天又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一上床不到十分钟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点起床铃响起，整个晚上连梦都不做一个，一直睡到起床，与同学们相比我每天虽只睡六个小时的觉，但我睡眠的质量好、效率高，许多同学虽然看起来每天睡的时间比我要多两三个小时，但他们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不喜运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许多同学都得了神经官能症而失眠、记忆力下降、精神难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强入睡后不是做梦就是讲梦话，实际上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还抵不上我睡六个小时。
同学们看见我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还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学习、运动和做其他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好事者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易干劲”，意思是学习、搞体育活动和做任何事情都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此后同学们当面和背后都叫我“易干劲”[註：1]，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见同学们这样叫我并没有恶意，也就只好默认了。因为那时我做任何事情都竭尽自己的全力，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在大学化学系的五年之中，我所有的功课的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几乎都在95分以上。
在60年冬季全国各行各业下马的下马、压缩的压缩。高校也进行压缩，一些成绩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学生被劝退；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而被下到偏远地区去教中学。然而一些不学无术、人品卑劣的老师却因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积极却依然留在高校，继续误人子弟。
我们大学的招生地区主要为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以及与这四省相邻的省份，所以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多属这几个省份，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来自这几省的农村，我从这些农村同学那里了解了更多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刮“五风”……给农民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和对农村造成的巨大破环，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命感，我下决心要为解脱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难、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通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献自已的一切力量。
到1959年底，我省的农村也开始大量饿死人，经常有农村同学家里来信告知家里饿死人的消息，因为农村的极度贫困，如果农村同学家里不是发生了饿死人、房屋被拆掉、亲友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通常是不会花八分钱的邮票去写一封信给自己在大学唸书的儿女的。以致每当我们学生宿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宿舍门口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取信”时，这位同学的臉上便会立即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来信必定是家里又有恶耗传来。接到信的同学通常都只能一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顶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学私下诉说一下自己家庭所蒙受的苦难，而从来没有那位同学敢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嚎啕大哭，公开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愤，因为这样做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将召致无情的批判、斗爭。
面对如此困难如此严峻们形势，我们在星期三下午两节课和星期六一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所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却仍在吹嘘(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还有就是继续宣扬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宣扬“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无比优越性。
到后来中苏为争夺国际共产革命的领导权而爆发中苏理论论战后，政治学习又增添了中共当局发表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诸如：“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共产革命教条和陈词烂滥调的空洞无物的文章。
由于我朗读文件、报纸时吐词比较清楚，很少唸错别写，也比较连贯，所以政治学习时朗读报章、杂志和文件的“重任”就时常落在我的头上，而我生性乐观、幽默常在朗读时中途停顿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讽所朗读内容的旁白，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多数同学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为白白浪费时间又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例如：当我唸到“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时我便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笑着对班上的同学说：“形势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果形势再“好”一点，我恐怕连唸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啦！”此时绝大部份同学都会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个别党员积极份子马上便会板起臉对我说：“易XX！严肃点，这是政治学习不准开玩笑！”此时我便会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继续朗读那些充满假大空话的政治长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讽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插活加以嘲讽，说出同学们心理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们也曾试图由他们自己来朗读这些又长又臭的政治文章，他们不是读得结结巴巴，便是错别字百出(积极份子们大多成绩不好、不学无术)，此时同学们就会起哄说：“唸都唸不通，还唸什么？还是让易干劲来唸吧！”此时党员积极份子们只好红着臉把文件或报纸拿给我说：还是你来吧！就这样我把政治学习课当成了自己向同学们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启迪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和喚醒同学们人性和良知的战场。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凡是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在阅览室除了温习功课、做作业和撰写实验报告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的许多内部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书籍、报刊杂志，诸如：《参攷消息》、《大公报》(由中共控制在香港发行的统战报纸)、《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都是发行量很少，一般人订不到的报纸，以及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诸如：《美国内幕》、《欧洲内幕》、《非洲内幕》、《苏联内幕》、《拉美内幕》、《澳新内幕》。这一套书是美国左倾记者兼作家约翰.根室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系列丛书，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亚洲内幕》这一本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曾到省图书馆去查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这一本书的内容可能涉及许多中共当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损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而未能出版发行，或是只出版了极少儿本供高级领导参阅。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单位内部发行这一套书，是因为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约翰.根室在描写世界各国现状和各国领导人时有许多观点与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所持观点接近。这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为写这一套书，遍访五大洲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并查阅了大量各国及其领导人的浩繁资料，前后花费数十年时间撰写出这一套丛书，由于其资料的全面翔实，是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物必读的丛书之一。这一套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源、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领导风格、人品素养方面的知识，以及对于我要在中国大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目标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享利.菲尔丁写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这是菲尔丁以当时发生在伦敦的一起震惊英国的黑帮大案为背景撰写的、描写这位黑帮头子的传奇人生的一本中篇小说。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无恶不作、阴险狡诈的大黑帮头子，凭借他手下黑帮成员通过抢劫、偷盗、诈骗来的财富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在案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是一个大黑帮的帮主，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部通过暴力、金钱拉拢收买、挑动帮内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谎言欺骗、轻诺寡信、向警方告发出卖帮伙内不听话的成员……等卑劣方式，在以他为首的伦敦黑社会中，实行他个人的集权独裁暴力统治。菲尔丁对江奈生个人言行和他在黑帮内的统治方式的描写，初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思考就发现菲尔丁对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对他的黑帮社会的描述，居然就是毛译东、中共当局和“解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就是当今的大伟人毛泽东；江奈生的黑帮就是当今的中共当局；江奈生统治操控的黑社会就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社会。看了这本书后，我惊异于亨利.菲尔丁观察社会目光之犀利、深远。他在两百余年前对伟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对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的所作所为，及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两百余年后“大伟人毛泽东”、中共黑帮及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操控、统治中共黑帮和大陆民众的手腕以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社会现状几乎都是江奈生两百余年前所统治的那个黑社会的翻版。
例如江奈生操控统治他的帮伙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挑动他的帮伙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诱使他们互相告密，使他们在他面前争风吃醋，争当他的忠实奴仆；他善于欺骗、说谎、崇尚暴力，对于他的黑社会内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不满者立即采取暴力镇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对黑社会内部进行恐怖统治；鼓动、利诱一些帮伙成员对自已加以吹捧，使自己成为这个黑帮社会最“英明伟大”的统治者……等等都是毛泽东统治、操控中共黑帮、大陆社会和民众惯用的手腕。
享利.菲尔丁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大大加深了我对毛泽东、中共当局和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丑恶本质的认识。对于促进我的觉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中共当局之所以内部发行这本书，原是想利用这本书起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用，却不料适得其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却是使读者从中认清了伟人、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的丑恶本质的作用，这大概是中共当局始料不及的。
在阅览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当时只有县团级以上单位的干部、工作人员才有资格看的内部发行报纸(后来扩大到科级、公社一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扩展到大队一级)，《参考消息》上所登载的，主要是经过中共当局精心筛选的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和新闻，这些事件大多是真实的，只是加上了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而已，不过对于我这种有心观察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备透过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洞悉到事实真像的能力，《参考消息》使我随时能了解到国际大事的真像和发展趋势，使我从中获益匪浅。此外《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都是知识性较强，政治色彩远没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那么浓的报纸，这三种报纸有时也敢发表一些文人学者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讽“大跃进”、“浮夸风”、 “公社化”和“吃大锅饭”……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话”、“燕山夜话”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内容。这些内客使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还是有人能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存有异议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后晚自习前、或不开夜车的晚上入睡前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寝室的同学们宣讲我在阅览室从那些书报上得来的知识和新闻，发表我对当前政策和社会现实的看法，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科技的先进、民生的富裕；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方面的知识，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晌，都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其气氛的热烈常引来其他寝室的同学前来参与讨论，致使我们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还把在阅览室里看到的一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左翼记者、文学家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报导和著作的内容讲给寝室里的同学们听，例如有美国左翼记者报导美国有一位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月工资“只有”四千多美元，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无法过下去，该记者罗列了这一家人每月的开支：税金多少、各种保险费多少、房租多少、医疗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两个小孩教育费多少、一家人外出旅游和娱乐消费多少、煤气费多少、汽油费多少、一家人伙食费多少、去餐厅消费多少、采购衣物用具和玩具费用多少……照这位记者所列这一家四口人每月的开支还超出了他每月四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说这一家人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还有一本书是描写记者采访美国监狱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况，说犯人们向采访他们的记者抱怨，他们在监狱里每周只能喝到两顿牛肉汤，这实在太少，囚犯们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汤。
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寝室里的同学说：那位美国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按当时中共官方自定的的汇率一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二点五元)，都困难得无法过下去，他们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币的(还不包括几乎赤贫的农民在内)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去拯救他们；那些被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了的美国囚犯们，每周有两顿牛肉汤喝还在抱怨，思想觉悟实在太低，看看我们这些在这里当家做主人，而且肩负世界共产革命重任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一年到头连一顿牛肉汤都喝不到，都毫无怨言，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
寝室里的同学听到后都议论纷纷，有的说：一个月有一万多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钱在一个月之内花完；有的说哪怕是一周只有一顿牛肉汤喝，我也想到美国去当当囚犯，也好尝一下早已忘却了的牛肉汤的味道。当然我们寝室里的这类谈话如果发现有党员积极份子到来，或是从门口经过，便都会不约而同地马上停止下来，或转入其他非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多与吃有关，不是对过去吃过的美食、硬饭[註：2]、饱饭的美好回忆，就是对一顿美食、一顿硬饭和一顿饱饭的殷切向往。
在大学期间，在与我哥哥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探讨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探索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出路，他是一位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和志向，希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面对他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上工作所遇到的现实，他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大失所望，他刚转业到河南泌阳县工作时，还没有彻底看透毛和中共当局的庐山真面目，还想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干出一番事业为底层民众谋取福利、维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力，尽管他在单位每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总感觉到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
他在农业合作化时，目睹了几乎一夜之间那些被迫“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几乎杀光了自己家里的除耕牛(因为私宰耕牛，那时是要被判刑的)之外的猪、羊、兔、鸡、鸭、鹅；捞光了自家池塘里的鱼虾，第二天一早起来都不约而同的对别人宣称：不知发什么瘟？一个晚上我家的猪、羊、鸡、鸭、鹅、鱼一下子都死光了。实际上都怕自己的财物入社后被别人共产掉，干脆自己先杀了腌起来以后慢慢享用，好入社后去共别人的产；还有就是农民入社后那些农技不精、好逸恶劳的懒汉、无赖因出身好，纷纷当上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没有当上干部的也成了中共当局依靠的积极份子，刚开始入社时，那些农业上的好把式、勤劳成性的老实农民还勤勤恳恳地进行耕作，可是看到那些成天开会的大小干部，和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的懒汉、二流子们每天的工分和他们一样多，其至比他们更多时，这些勤劳的农民也慢慢学会了出工不出力，一天到晚磨详工，致使农业生产日渐萎缩，由此我大哥意识到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农村风气所造成的巨大破坏。57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份分和良知尚存的干部的无情打击迫害，和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社大食堂”以及农村干部的刮“五风”，给农村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给农民带来的史元前例的深重苦难，以及造成大批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这一切由于大哥比我更接近底层社会和农民(他从县公安局调到法院、农业局工作后，经常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农村第一线从事“整社”和协助公社、大队干部开展工作)，所以他对这一切了解得更清楚，因此他对毛和中共当局反人性、反文明本质的认识比我更早、更清楚、更深刻。每年他休探亲假回家，他都和我和我弟弟谈及他们县城和农村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惨状，我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我也把从阅览室、图书館获得的见闻、国际上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告诉他们，我们兄弟之间的这种谈话，互相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是一种提高。
[註：1]：干劲是“大跃进”时代的流行用语，意思是干事情的劲头十足。
[註：2]：在那个“大飢荒”的年代，由于粮食定量很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们每餐只有三两米，又没有鱼肉禽蛋和副食品供，油也很少，就连蔬菜供应都很少，一餐三两米，还要被食堂工作人员尅扣一些，根本就吃不飽，食堂工作人员只好往蒸飯的瓦钵里面多加水，这样蒸出来的饭都成了一种和稀饭差不多的“干饭”，所以那时的市民、学生都十分希望能吃到一顿煮得硬硬的米饭。
【民主中国首发】4/1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