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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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20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1989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20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12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20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20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20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89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50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20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替他的赵紫阳很快也对“自由化”运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因此在当时的高校里,“自由化”气氛相当活跃,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有意无意地向学生进行自由民主方面的启蒙,同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也经常到各高校主持讲座,向学生们宣讲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同学们对这种讲座非常欢迎,记得1988年4月1日有人贴出海报说方励之当天晚上要到人大来举行一场讲座,于是还在上午的时候大教室里的位子就被占完了,我也好不容易占了一个位子,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愚人节,我们几百人都受到了捉弄。1988年底,“新权威主义”非常流行,于是有心人在人大组织了一场“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由“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吴稼祥、黎鸣等几人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许良英等几人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场面非常火暴,“八百人”的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双方好象打了个平手。

与此同时,各种“自由化”书籍在高校也非常流行,特别是金观涛、刘青锋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特别受欢迎。当时我母亲每月给我寄100元生活费,我总会从中挤出一些钱用来买书,主要就是买《走向未来丛书》。后来苏晓康、谢选骏、远志明等人制作的电视片《河殇》,也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此外,由戈扬主编的《新观察》和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很受学生们欢迎。

这股“自由化”的春风吹醒了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头脑,她直接孕育和导致了“八九”民运的到来。虽然当时民族主义还在我的头脑中作梗,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等基本概念也已深入我心,只不过我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还相当模糊和肤浅,更谈不上是信仰。

1987年10月,中国足球队击败日本队挺进了奥运会决赛圈,北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当他们经过人大并动员人大学生参与时,人大的学生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于是北大的学生就说人大是“第二党校”,对此我感到特别耻辱,我非常后悔报考了人大。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初报考北大的话,我可能早就信仰了自由民主理念,我可能会参加王丹等人在北大举办的“民主沙龙”并成为王丹的第一批战友。

1989年的寒假,我回家过春节,组织了一次高中同班同学的聚会,大概有10个人参加,其中自然少不了欧阳。聚会中我向他们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思想,没想到我的谈话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并谈到了《河殇》、《世界经济导报》和“新权威主义”,一看就知道他们深受“自由化”运动的影响。遂宁中学高87级文科班很不简单,全班有40多人考上大学,其中有一半人考上重点大学,全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有我的同学就读。虽然他们在全国各地读书,但我感到他们的思想认识一点也不逊于我这个在北京读书的人,甚至有几个同学已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而当时的我却正对自由民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纠缠不清呢。

在这次聚会上,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罗宗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中国可能会发生学潮。对此我们都深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学潮发生后,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但又不能太激进,不能去冒头。我们认为,即将发生的学潮可能会与1987年的学潮一样遭到失败,因此就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

由于我们志趣相投,于是有人就建议我们应当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结拜兄弟,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举行仪式结拜了兄弟,孔杰排行老大,欧阳排行第二,我排行第六,罗宗杰排行第七,杨劲松排行第八,马烈排行第十。没想到在以后的20年里,由于我从事民主运动而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折磨,好几个兄弟都因此而受到了牵连。1991年我被当局抓捕后,马烈的父亲马述亮因被当成我们这帮兄弟的“黑后台”而被关押了半个月,马烈被关押了一天,欧阳被关押了3个月,其他几个兄弟的毕业分配都受到了影响。1995年我因与王丹关系密切而受到追捕,孔杰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杨劲松被关押了半个月。让我骄傲的是,这些磨难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兄弟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加真诚和亲密,尤其是欧阳懿在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与我一样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民运人士,这让遂宁的国保大失所望。其他几个兄弟虽然没有像我和欧阳一样走在中国民运的第一线,但他们却一直对中国民运抱着深深的同情。2002年,罗宗杰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劝罗宗杰入党,但前提条件是要向当局认错,并断绝与我们的往来,罗宗杰对此予以严词拒绝。2008年1月,罗宗杰病逝了,当时我正因98年组党的事情而在监狱里服刑。噩耗传来后,我为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出狱之后兄弟们告诉我,在罗宗杰病重时,他们共筹集了几万元钱来医治他,在他去世后又隆重地安葬了他。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历史将会记得,在“八九”民运来临的前夜,在四川遂宁这个小城市里,有一批年轻的学生为了民族的未来而走到了一起。

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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