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盈:不在场的幸存者 用维权记住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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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6

滕彪(左起)、胡佳、许志永等中国维权人士,他们成于肃杀气氛中却仍怀抱理想,一路跌跌撞撞依旧选择为中国坚持下去。(图左为中央社档案照片;图中、右取自胡佳、许志永推特twitter.com)

文:周慧盈/编辑:林克伦、杨昇儒

1989年六四事件后,大陆民间兴起各种维权运动,主事者不乏当年目睹公权力铁腕镇压平民的一代人。他们在肃杀气氛中仍怀抱理想,一路跌跌撞撞依旧选择为中国坚持下去。

滕彪、许志永、胡佳等这些知名的中国维权运动代表性人物出生于1970年代。7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历经劫难的老百姓逐渐从让人窒息的政治压抑中释放,在官方萌芽的政经开放政策下,西单民主墙点燃的“北京之春”民主思潮涌向中国。

这些讨论自由和民主的浪花,最后虽不敌权力之手的重击而消散,但在经济改革的目标下,中共当局于1980年代中期重启政治改革,民主风潮再次袭卷而来。

1989年春,中共堕落贪腐加上被迫下台的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猝逝,80年代自由的浪潮汇聚成为学运怒潮,并在初夏演变为流血收场的六四事件。

那一年,将满16岁的滕彪正在东北的吉林念高中一年级。他说,像他这种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上大学是唯一出路,否则就准备当一辈子农民。

当时全部心力都放在课业的滕彪,从电视新闻看到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学运时,对当局的宣传照单全收。

六四之后的1991年,滕彪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后,才陆续从同学口中和同学提供的地下刊物获知六四真相,而真相让他震惊。

除了同学之间的私下交流,来自农村的滕彪当时在北大课堂和西方著作中接触到自由主义精神,并深受启发。

2003年,中国社会发生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公愤。刚获得北大法律博士学位的滕彪和两名同学许志永、俞江,联名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导致孙志刚枉死的“收容遣送制度”。

经过多方努力,请愿获得成功。这就是著名的“三博士上书事件”。

三博士的成功鼓舞了大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为中国近年维权运动树立了模范。一些研究因此将2003年称为“中国维权运动元年”,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先后加入行列,以法律和实际行动协助个案、捍卫公民权利。

此后10余年间,滕彪不断挑战公权力,为弱势者维权,曾与其他10多位维权律师获亚洲周刊评选为“2005年度亚洲风云人物”,也曾因此遭遇官方打压,经历被迫失踪、绑架,并在祕密关押期间受到24小时上手铐、剥夺睡眠等酷刑。

王怡被以煽颠罪名拘留,有人又翻出这张。照片中刘晓波、李柏光已去世,郭飞雄仍在狱中,高智晟已失踪一年半。浦志强、滕彪、范亚峰都被关押过。2005年亚洲周刊风云人物14位人权律师中,照片中有7人。另7人许志永、郑恩宠、李和平、朱久虎、陈光诚、郭国汀、张星水,这7人里前5人都被判刑或长期关押过。

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滕彪、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接受中央社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年若未接触到六四真相,不会走上这一条路。”

他说,当时隐约形成一种想法,“如果我早出生两年,89年死去的孩子里面就有我。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当成幸存者,有责任为当年死去的学生,去继续未完成的事”。

同样视自己为幸存者的还有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胡佳回忆,6月3日那天晚上,军队开枪之前,若非意识到气氛不寻常的父亲坚决不让他出门,当年曾经挤在大学生抗议队伍的初三生,恐怕也已成为枪下亡魂。

当年看到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和平民的震撼下,胡佳告诉自己,“应该用生命、经历为逝去的人做些事”。多年来,从环保议题、爱滋病患权益到人权等各类敏感领域,都有胡佳“做些事”的努力足迹。

他虽因此获得难得的殊荣,除了连续多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也于2008年获欧洲议会颁发极负盛名的“沙卡洛夫人权奖”(Sakharov Rights Prize),但也因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遭判刑3年6个月。

胡佳于2008年获颁“沙卡洛夫人权奖”。(图取自European Commission YouTube频道)

如同滕彪,“三博士上书”的另一名当事人许志永在那次行动之后走入公众视野,随后开始奔波于公民维权之路。2013年,他因为推动“新公民运动”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遭判刑4年。

刑满获释,受到80年代自由思潮启发、也受到六四事件影响的许志永不改其志。六四事件30周年前,他在网上公开“竞选2021”基层区县人大代表的行动倡议,呼吁从基层自治开始,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奠基。

才重获自由随即投入具高度风险的行动,许多人为许志永感到忧虑,但他强调,未来将继续推动公民社会及中国民主宪政进程,“只要忠于自己良心,该承担的代价就承担”。

中央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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