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08

妇幼论坛节目曾于今年3月29日播出了“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六四30周年暨专访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民晏先生致信自由亚洲电台,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每年的六四又要到了,心中充满着感慨,无比沉重。由于胆小,怕招惹是非,不敢与你们及遇难家属联系,如今也有些年纪了,不想把沉痛的记忆带走。1989年6月3日深夜,我亲历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爱子王楠的遇害(后来得知),我应是唯一的一个见证者,我很想把我所见与张先玲大姐说说,以解我多年的郁闷。”

让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推回到30年前的8964…当时37岁的北京市民晏先生也参加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支持学生反对腐败和官倒的诉求。六四3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现年67岁的晏先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到他30年前亲眼目睹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中弹遇难的情况。

记者:

您当年参加了六四运动,而且亲眼目睹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遇难,请您谈谈当时您看到的情况。您当时做什么工作?

晏先生:我就在一家工厂做工。6月3号晚上吃完饭,我就骑车出门了,从西单一直往天安门广场走,后来我把自行车放在南长街南口。我当时想得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怕六四也会重复四五天安门事件,所以不到夜里12点我就从天安门广场出来了,我怕真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当时广场非常乱。

记者:当时到底有多乱?

晏先生:就是来来回回过军车、过坦克和装甲车,市民就往坦克车和装甲车上砍石头,还设路障,把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给横过来,要挡住坦克。我本想隔离带是钢的,应该很结实,但是坦克轧过去跟玩儿似的。

当时市民还把一辆坦克车给点着了,我亲眼看到市民把衣服点着扔到坦克车顶上,后来坦克车没走多远就停下来,因为太热。市民还把坦克车的驾驶员抬到广场上,学生们心肠很好,保护着驾驶员。

我夜里12点多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当时广场上就是帐篷和学生,天安门观礼台有好多围观的群众,还有乘凉的,我在南长街南口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当时夜里12点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还没有什么冲突,但听到从六部口西单那个方向传来的枪声。

当时非常乱,不断过零散的坦克车。我一直在南长街南口那个地方呆着,大概不到夜里一点时,在南长街南口我下了马路牙子往西看,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当兵的,像是从天而降、荷枪实弹,仔细看就感觉恐怖,士兵就像敢死队一样,非常整齐地从西往东走。因为长安街马路很宽,一排士兵拿着枪,一边走一边开枪,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解放军,就是从西往东推进。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枪声,就像过节北京放的一种炮竹叫闪光雷,很响很亮。这些士兵向前方10米到20米的地上打枪,一边打一边走,打到地上就是一个火球,这是我所看到的。这些解放军我觉得不是从西单那个方向过来的,我怀疑是不是从中南海新华门出来的,我没有考察过,但当时我感觉他们行动很快,这时大概是夜里一点。

因为我当时呆的地方人不多,我就看到有两个解放军,就像实战,非常训练有素,猫着腰,从我后面两三米的地方非常近地路过我,下了马路牙子。在这之前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孩子推着自行车,也下了马路牙子。因为一见解放军开枪,当时人们都往南长街的胡同里跑,便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两个带头盔的孩子,也下了马路牙子,一个孩子拿着照相机,从东往西照相,他们是站在马路边上,就在他们照相那功夫,我就看见从后面过去的那两个解放军半猫着腰、端着枪,就奔着那两个孩子去了,当时我看到从西边过来的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太近了,接着看到那两个解放军在马路上,端着枪往后退,看起来非常专业,退着跑,枪口冲前。因为解放军已经离得太近,我就冲两个孩子喊赶紧跑,我也朝胡同里跑。

我当时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在拖另一个孩子,拖得很费力,事后我想他们肯定发生了意外,这是我看到的。最后媒体说,王楠在那个地方遇难,其中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王楠,这是肯定的。

我跑到南长街胡同里后,从东边广场上就有好多市民、包括搞对象的,都吓得哆哆嗦嗦地在跑,这时广场上也开始有动作了,大家都开始往南长街南口的胡同里跑。我跑了大约200米,长安街的路就封上了,出不去也进不来。当时一会儿就拉过一个伤员,北京市民蹬着三轮,还有好多救护车往长安街开,但长安街的路口已经被封。我看到市民蹬着三轮车从天安门方向往北拉伤员。有好多救护车就出不去了,解放军不让出去。

因为上长安街的路口都封死了,解放军又在开枪,市民就齐声喊土匪,回应的就是扫射的枪声,扫射一停市民就喊,市民也出不去,都在马路边上和树后面躲着。

这时长安街已经没人了,因为解放军是一边打枪一边往前走,一排好几十人,像推土机一样。

记者:如果路口封了,广场学生想跑都跑不出来是吗?

晏先生:对,那会儿要往西跑是跑不了了,因为大部队已经从西往东压过来了,解放军不是十几个、几十个人,而是成百上千,黑压压一片。整齐地从西往东向前推,一边开枪一边走。

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北大医院,府右街六部口也有一家医院,我还在那儿停下看了看,看到好多伤员,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我回到家后泪流满面,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被教育说共产党是大救星、解放军是最亲的亲人,怎么会这样呢,我真的想不通会开枪杀人。

每到六四我都会到天安门广场上走一圈、看一看,我就想起张先玲女士和失去孩子的母亲们,那种痛苦无以言表。

记者:您有没有和张先玲女士联系过?

晏先生:没有联系过,但我心里一直为张先玲女士难过。

那两个士兵肯定是一枪就把张先玲女士的儿子打死了。我回忆起来,肯定是王楠在照相,在照从西往东开过来的解放军一边打枪一边走的场景。这两个军人大概距离王楠有一两米的距离、超不过3米,对这两个孩子开枪,把照相的王楠给打死了。照相的,应该是王楠。然后解放军退着跑回队伍里去了。当时很乱,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孩子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王楠中弹,当时看旁边的王楠倒下去可能都蒙了,看到王楠躺在那儿就想拉他。

现在也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是谁。张先玲女士也没说过,也没有人提过。

六四前学生和市民还在说,穿的厚一点,因为可能有橡皮子弹,别让橡皮子弹给打了,有毒瓦斯时弄上湿毛巾、捂着鼻子。大家都在议论这事,没想到结果就是开枪,真枪实弹。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六四难属、包括张先玲女士,他们一直要求平反六四,要真相、问责和赔偿,您对此怎么看?

晏先生:我觉得只要他们(共产党)还在执政,一点希望没有,除非他们洗心革面,但会吗?我们赶上这个时代没有办法。

我觉得1989年之前的政治空气真的挺好,当时80年代初出现党政分开,我们工厂的党委书记都下到车间,党委办公室都没有了。那时候整个社会政治清明、文学上有各种探讨,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到1989年一切嘎然而止。

人们都说,中国人胆小怕事,但当时89年学生运动时,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给学生送水送吃的,都是自发的。六四之前发生过好多感人的事情,市民都支持学生们所反对的走私、官倒,当时市民还勇敢地堵军车,真是可歌可泣。

我们这代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会开枪。可是经过8964知道会了,一下就镇压下去了。当时邓小平不是说了吗?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这话多狠呐!老百姓能奈何得了政府吗?老百姓手里只能拿个砖头砍出去,连个刀都没有。

六四后的第二天,一直到后来几个月,北京街上都是戴着头盔站岗的荷枪实弹的大兵,立交桥上也都是戒严的士兵,心里看着真不舒服。我也想,我连自己都左右不了,还能左右国家?只能上班养孩子,把孩子养大了,呼吸着雾霾、吃着有毒食品,大家都在苟且偷生没有办法。

作为六四的亲眼目睹者,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我都去王楠遇害的地方,在马路边上坐一会儿。每年六四,便衣警察、警察、警犬到处都是。现在是一年365天,进天安门广场都要安检。

记者:您对中国今后有什么希望、觉得中国应当朝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希望太渺茫,现在他们(共产党)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觉得对于皇上来说,我们是子民,其实连子民都算不上,就是长工。我们的主人给我们一点工钱,然后派狗腿子看着我们,给我们点吃的,我们给他们打工,所得到的微不足道、仅能活命。现在北京的房价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这根本不是人的价格,物价也老涨。

记者:您对习近平这些年执政怎么看?

晏先生:习近平与我年龄相仿,他比我小一岁,我就是一个工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习近平和我一样,我们俩的知识层次差不多。但他跟我想的可差远了,我做不了他做的事儿。假如我当上皇上,我不发愁钱、对物质也没要求了,因为什么都有了,我就会想做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习总为什么不想做点流芳千古的事儿呢?所以我对中国没希望。现在国内就是红色恐怖,现在他们(党)决定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归他们管。

之后,我们又接通了张先玲女士的电话,她很感谢晏先生的勇气,讲出他的六四所见,并相信晏先生的话是准确的:

“你采访的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是对的。他说的南长街南口是对的,说两个小孩也可能对了。当时王楠到底跟谁去的,我也不清楚。您采访到的这位先生说他看见两个小孩,都带着头盔,军队开枪了,一个小孩拉着一个小孩跑,然后那个小孩转过身来照相被打倒了,那个小孩是王楠,这是肯定的了。而另外那个小孩我也不知道是谁,但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也有人说当时是两个小孩。但是即使这个孩子现在还在的话,他也不敢出来澄清,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你也知道,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会连累他的家人。”

晏先生最后表示,他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问候82岁的张先玲大姐,盼望她好好活着,看到爱子王楠冤案昭雪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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