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在时光河流上回望一九八九——读曹旭云《爱尔镇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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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的意思是万物皆变。但是,书籍和艺术却能创造奇迹,让我们重返当年生活的现场,重回昔日河流经历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一九八九年创深痛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仍由强权铁腕控制的社会中,其存在空间、身份与价值理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转换。当年的壮丽豪情以及血腥杀戮,随著崛起的商业大潮,似乎都被埋葬到历史的深水区去了。

就在六四30周年之际,原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天安门广场任“外省援京团”团长的曹旭云(又名罗姆),作为八九历史苦难的见证人,捧出了这本39万字的心血之作——《爱尔镇书生》。

这本生动翔实的自传体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一位“回忆思想者”在沉疴遍地、万马齐喑的中国,以他不懈的思考追求真相与自由,并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曹旭云的“个人微观史”充满了温度和现场感,促使我们去正视一个民族尚未愈合的集体创伤,以真实的社会记忆与强权争夺历史的阐释权。

@ “回忆思想者”不懈的思考与激情

读这部书稿时,我发现自己与作者有不少相同之处。我们都是来自外省(湖南和江西)的教师,都于1989年春夏之交时期前往北京,卷入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都在失去公职走投无路时下过海南。尽管曹旭云侥幸没像我一样遭公审判刑,但他实际上投入学运比我更积极主动,更忘我牺牲。这是因为,他比我更年轻更具书生气,更难忍受党国控制下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追求民主自由的意志因此更热烈更顽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抛弃了体制的曹旭云就从海南跑到北京,如他所说,这是“布衣拳擂紫禁门”。当时他借住在北大,以“罗姆”这个名字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在天安门绝食直至昏迷。5月23日百万大游行后,曹旭云组建了“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并任团长,参与了广场的各项活动与决策。6月3日晚,中国军队像蝗虫一样进入广场,他被闷棍和枪托击中,受伤流血后昏迷了两天一夜,幸好被抢救过来。

和不少中国六四幸存者一样,在天崩地裂的事件发生后,曹旭云带着身心创伤走上经商之途。他的一个朋友说:“就力量对比而言是悬殊的,可是他们动刀动枪,我们动金动银,如何?”笔者所知道的一些六四学生学者在惨遭失败后,都曾咬牙做出这种打算:先埋头打好经济基础,然后再跟共产党斗。

然而,他们都大大低估了金钱对自己的腐蚀力量。“六四”后中国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行为,摧毁了他们过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很多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变得世故而油滑,很快就适应了那个曾被他们诅咒的体制,并在其中如鱼得水。他们淡忘了八九,称那是“少不更事”所为。

曹旭云也在商场拼搏中走到了油腻中年。当年那个高挑瘦弱蓄长须的书生,后来在随波逐流中浑身蒙尘。然而,即使成就了所谓“成功人士”身份,但当年广场的挫败,仍日夜困扰侵蚀和袭击着他的灵魂,他没法忘记那份激情、那份清纯年代的记忆,并一直怀揣着对死者的歉疚与祈求救赎的念心。

他曾赋诗云:“回眸六四二十年,往事如磐如梦烟。铁马踏平民主梦,乌云笼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谋生计,天下熙熙只认钱。闭目一思一落泪,……”

于是我们看到这部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爱尔镇书生》。曹旭云把记录这些史实当作“此生唯一的意义”。这部回忆录使我们重历一九八九的精神氛围,感受到中国曾一度拥有过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时代,以及那个惨绝人寰的痛苦结局。

即使被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所残害,伤痕累累,曹旭云仍然能用持续的记忆和不懈的思考,去关注当年的受难者与今日的现实,并对人世间的正义与良善怀有期待。从这一点看,曹旭云依旧处于青春状态,他的心仍然留在广场。

@ 个人微观史充满温度和现场感

由于曹旭云有着很好的文学功底,他的书和一般的六四回忆录相比,更多了一些文学性。个人回忆录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特质的文体,这种微观史用的是第一人称,在描述事件时,作者往往会探讨自己内心的微妙和激荡之处,使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互动。

例如,因真性情认死理,与党国的教育制度抗争,青年教师曹旭云被从县城中学发配到了爱尔镇——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中学。他描绘自己的压抑和孤独,自我放逐的决绝,写道:“感觉有一个更遥远美丽的声音在向我呼唤:这是一片毫无生机的死地、腐地。你要离开这里,离开这荒野陵谷,去到那辽阔的世界吧!”

当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海南,刚安顿家具厂不久的曹旭云,正肩上搭条毛巾去洗浴。在悲愤之中,他被使命感召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此生此世不就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吗?我得去推波助澜、去见证历史。人与国家是平等的,甚至还高于国家――我得去理论理论。”

除了自我主观的心理描写,此书还具有强韧的历史现场感和鲜活的细节。例如四月中旬的北京大学:“三角地整个的气氛、形式虽温和平静,却透著一股被持久压抑著的思考与哀痛气息。让人感觉有一股莫名躁动著的、似乎即将喷发的巨大涌流。”

又如,他描绘天安门清场前夕的景象:“6月3日傍晚时分,阴沉的天空下有一缕阳光,像是一丝狞笑,接著钻入地下。随之,四周枪声逐渐密集起来。”

早有家乡人用黄梅戏腔调,演唱曹旭云桀骜不驯的故事:“江南曹十九,文采实在有。棋琴和书画,样样都在手呀子伊呵佘。只是人耿直呀,不跟领导走。”在充满了文采和情感温度的叙述里,个体的“黑暗记忆”和“创伤经验”,变得很具可读性。

此外,《爱尔镇书生》一书中还有大量的社会人物描写和江湖故事。由于曹旭云走南闯北,在社会各阶层浮沉,既有差点沦为乞丐的经历,也有作为富商的体验,其交游广朋友多,阅历非常丰富,书中因此有很多人物和风俗描写。这一类描写虽然让人感觉篇幅庞杂,在结构上旁支横斜,但涉及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广阔背景。

@ 知识人走向边缘化,人心百态

“一个民族衰亡始于知识份子的精神衰亡。”这是曹旭云笔下一位老师的断言。《爱尔镇书生》不仅记录了中国专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压制和迫害,还记录了作者熟悉的一代知识人三十年来的反抗与挣扎,甚至沦落。

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知识人,他们在八九后走向边缘化,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但作为挣扎求生存的个人,他们各有各的追求和命运归宿,可谓人心百态。

在曹旭云昔日的熟人和朋友中,有人办酒店和企业发大财,有人走上上访不归路;有人积极宣传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一级教授和演说家,有人悠闲嗜茶迷恋收藏;有人显赫一时因腐败锒铛入狱,有人归隐佛门维护山民权益;有人在对现实绝望告老归田,有人放弃文学主攻养生;……。

最令人难忘的是阿梅、诗疯子夫妇。他们在五月戒严时上北京,在正阳门附近搭起粥棚,每天用三轮车给学生送茶送粥。6月3日夜,夫妇俩先后倒在血泊之中。曹旭云感叹说:“一对文弱情侣竟是第一等激烈之人。”

在曹旭云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坚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如1989年在北师大自治会负责理论宣传的对话团成员王治晶。王治晶后来毕业时被拒于体制之外,还因签署《零八宪章》被传唤、喝茶、抄家甚至失踪,但生活清贫的他仍顽强地从事民间抗争运动。

书中还有几位笔者较为熟悉的文坛人士,例如,上海学者吴洪森、复旦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张闳、当年的“文坛黑马”摩罗。他们三人都曾是八九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却道路迥异。在三十年间,吴洪森仍初衷不改、矢志不渝。张闳曾与摩罗一起因反革命煽颠罪被拘押半年,据曹旭云说,他后来在革命熔炉中被改造为“良民”。

最令人唏嘘的是摩罗。曹旭云与摩罗是九江师专中文系的同学,后来都在乡村中学教书,两人交往不少。先后走出体制后,他们曾结伴在海南流浪,玩“数字游戏”谋生。然而,这两个昔日亲密的朋友后来却成为陌路。在师弟曹旭云看来,曾被视为占据人文道德高地的“精神界战士”摩罗,后来“蜕变成一个极端的毛左和极端的民族狂热分子”。

从反抗权力到将国家奉作偶像跪拜,摩罗是中国知识人被体制招安的典型。曹旭云听说,摩罗的转变是为了要送孩子去美国受教育的用度所致。看来,这一切都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算计。

@ 正视集体创伤,与权力争夺阐释权

在此书中,曹旭云描绘了一幅色彩斑驳的俗世画卷,同时,他以透彻的观照和敏锐的审视,剖开了人世间残酷黑暗的一面。让人们看到,八九过去30年来,不少中国人屈服于专制,接受了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其心灵生命逐渐萎缩,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走向崩塌。

曹旭云说:“真正致命的是把人们对公理、良知、道德和自由等美好希望的向往给灭绝了,这才是最可怕的。”那么,作者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精神而不沉沦,靠什么来挽救世道人心呢?曹旭云能做的是书生本行——写作。

这部从个人角度书写的回忆录,是大我群体的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与哀悼,不仅是表达自己对于文明丧失的忧患之情,而且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社会记忆探寻伤疤的深层肌理,试图修复社会的集体创伤,重建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感受能力,并给后代留下历史文明的养分。

真诚的记忆是与历史真相衔接的,而虚假的历史却常常与权力结盟。三十年来,中共当局为掩盖六四真相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而曹旭云的写作则是以第一手的材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这是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的。

正如曹旭云所说:“六四,因其伟大的存在,当年的参与与今日的写作,都以为是对自由的一份践行。”

阅读此书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我们仿佛站在时光的河流上,回溯三十年的历史,与逝者和幸存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在此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一股不甘泯灭的理想主义气息。希望曹旭云的新书,能鼓舞更多的六四幸存者出来叙述历史、反思时代。一个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情感共同体,就建立在这一类真实而深刻的社会记忆之上。

2019年4月22日于斯德哥尔摩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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