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我犯过的“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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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LRH 流放地 2019-01-22

历史总是被刻意遗忘和掩饰。

1983年,西安“特大流氓团伙”案告破,判刑20多人,枪毙了2男1女。参与人员涉及西安市当时的诗人、画家和地下文学刊物编辑等100多人。女首犯是舞会的组织者马燕秦,其中,后来成为“中国第一编剧”的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耶鲁大学教授康正果、雕塑家耿**——他被判无期,画家妻子奔走呼告,最后改为七年。

当年的中央(1983)31号文件称,“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1983年8月17日,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运动,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六种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把这类犯罪的上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同时禁止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聘请律师。

“严打”历时三年,“全国共逮捕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人,判处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十九万七千个,查处团伙成员八十七万六千人。仅第一次严打就枪毙2.4万人——与此相对照,2017全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为1770人。

因为坚持从严从重从快,抢军帽这样的治安事件的案犯都被枪毙。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被处以流氓罪而被重判的人中,包括当年的明星迟志强。很多所谓“流氓罪”都和跳舞有关。康正果教授写过文章《诗舞祭》(点击,或见本次推送的二条),回忆这段历史。下文为芦苇的回忆文章。 芦苇生于1950年,83年严打时33岁。

“万恶淫为首”。“花案”这个字眼,近似流氓,却比流氓还贱。

1983年的8月15、16、17是西安大搜捕的三天。我们都被抓进去了,正式文件才下来。抓人是突然行动。而8月17号之前内部文件早就有了。当时重点是打击流氓刑事犯罪团伙,只有打击团伙案公安局才有成绩。所以全给拉成团伙,判重的全是团伙。跳舞的花案也被定性为黑社会流氓集团。那个时候流氓团伙是多多益善。

八十年代初,生锈的国门透了一条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都进来了,大伙没有思想准备,都跟着感觉走。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大妈们也守不住防线,资产阶级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当时的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上好场所,人们在暗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更超前的是开家庭舞会,跳贴面舞,人们忘了过分超前就是犯罪。派出所和居委会曾挨门挨户地调查,提醒大伙注意“新动向”,有流氓舞会的敌情,要及时告密。

我们的黑道教母,人称“老马”,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聚拢到她家,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所谓贴面舞,不需要任何技巧,就是借个舞的名目,男女搂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我们虽然如鱼得水,但绝无当场出轨的举动,跳出感觉了,就自个儿约会去。

马燕秦

到了1983年8月,严打第一战役开始,凡是跳过舞,被人检举的,都栽得惨,可怜的老马第一批就给毙了。我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就跳跳舞,没做别的,犯不着跑。8月15号夜里11点,西安全城戒严,警车扎住每个街口,拉网清剿。我还傻B呵呵地呆在宿舍,正犹豫是跑还是当面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来敲门了。转眼间屋里和身上都搜遍,因为我穿着工作服,相貌也朴实无华,公安局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我一再点头,带队的老公安挥挥手:“到局子里去说。”

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里面像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的圈了二三十号,“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我戴的铐子如肉楔子一般嵌入手腕。窗外的手电光扫来扫去,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停爆吼:“老实点!抓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发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全是社会渣滓,你说咋整?还不如送老山前线,一个冲锋,都他妈的嘟嘟报销。”这警察没一点法制观念。

严打就是乱打,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一下敞开了,只见院子、墙根,一溜溜蹲着的全是人。一个老公安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脚丫缩上椅子起劲地搓着,眯缝着眼从纸上抬头对号。当轮到我时,他将搓脚丫的手拿起来,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谁谁?你在江湖上名气大啦!”我吓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过了一刻钟,又进来一车人,那老公安在对号时,又用臭手戳了另一个倒霉蛋的脑门:“你就是那个谁谁?你小子在江湖上名气大啦!”这么一会儿老家伙起码重复了二十多次“名气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滚尿流。

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已把“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的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5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跳舞”。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

进收审所再次登记,更简单,令人觉得这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对话内容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院子里有多少人,等雾散了些,地上蹲着的脑袋才慢慢显露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发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的劳教所都腾出来,改成收审所,这地方在郊外。人肉是有弹性的是至理名言,但连老公安都傻眼了,他们也没有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这样塞下去,闷死几个坏蛋事小,如果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局面就不好收拾……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扛过热天,到秋凉就胜利了。

进号的程序是先剃头。那把推子连续作战,弄光了上百颗头,已钝得象锅铲。狗日的用这发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西一块,留下了一撮撮的毛,同时扯掉了若干头皮。这大约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发,搞得我猢狲一般猛眨眼睛,终于,一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生了。

进了号子,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我像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了,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走!”

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被朝里卷。一抬眼,发觉满目人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一只穿个裤衩。我终于抵达墙根。尿骚气熏得人热泪盈眶,九个大尿桶贴墙排开,每个桶都满的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过来放尿。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尿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这里扔。若有人反应迟钝,屎弹就在身上爆炸。开始我感到这太过分,还愤愤不平,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发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发泄一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俗话说的“监有监规”,指的是老犯众多新犯孤身的情况,可严打是春秋争霸,连法律也不讲,更没号规。你想想,几天内卷去那么多人,谁也不摸谁的底,连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入号第一晚,我睡在最里面的板。200多人就一个窗户,透不过气来,我也将自己剥光了。拉铃了,犯人两人一组,先搂腰,一个把腿插入另一个的裆里,喊“一二三”,人噗通倒下去,肉和肉就贴得没缝了。整个号像超级沙丁鱼大罐筒,沿走廊两边码过去,热汗犹如红锅里的猪油,化开了,烟雾腾腾。我个子太高,加上噗通摔板时动作生疏,脑袋一下子悬空。回缩无缝,就只能吊着头打盹。眼睛才犯迷糊,就见侵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密密匝匝地俯冲,我下意识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来是从一尺开外的尿桶群直扑过来的绿头苍蝇,蚕豆大的几百只,嗡嗡叫嚣着袭击人肉。我刚才那梦中一掌,已经五、六只苍蝇被拍扁在右脸颊,顺势一抹,蝇尸就坠落炕下。

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蝇尸碾碎在脖子周围,犹如出水痘。啪啪声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气无力地坚持作战……终于,天折腾亮了,离起床还有几十分钟,我一下子睡死了。

之后当然是动心思向上奋斗,谁也不想过满脸苍蝇的日子。号内的花案大约有十几个,有文化有智商,一会儿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报名,要么是熟脸,要么“相见恨晚”,因为那年月,与贴面舞有缘的,几乎都是有点背景的前卫青年,大伙马上抱成一团,要弄出一片天下。

机会说来就来,管教老公安王叔在早饭后驾临,隔着铁栅叫“高中文化的举手”。雾腾腾的房里有五、六只手举起,我虽然是初中生,也麻着胆子举手冒充。王叔点完数,接着命令“举手的出来”。这个王叔吃了20年公安饭,心肠不坏,所以犯人以“叔”相称,他把“知识分子”们唤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监。我接受的任务是发馍。

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两,经过克扣,每人每顿就两个玉米面或其它搅和面蒸的馍,鸭蛋大小,外加一勺糊糊或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感到这鸭蛋馍像锯末,一嚼满口钻。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吧嗒着嘴,回味无穷。

我因刚到,肚里面有些油水,所以发起馍来就显得小人得志。我双手提箩筐,从靠门往里发,一人两个,铁面无私。可发到老犯大老白的跟前,那家伙一欠身,叉开十指,叼去四个馍。这大老白可是个人物,从十几岁开始就踢破公安局门坎,如今30多岁,已有十几年牢龄,连公安管教也得依他两分。我小鬼不认阎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馍抢回来。这下惹了祸,那大老白的手下,都是行窃高手,转眼之间,我的馍筐就被挖出一大坑,还挨了一脚。

我大吼报警,王叔赶至,将大老白客气地唤出,好言相劝一番。又吩咐补够失踪的馍数。好歹完差,大老白狠狠地瞪着我。号内众贼蠢蠢欲动,都传言:“这小子得罪了大老白,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白阴沟里翻船,被几个小娃治了。这些娃是晚上进号的,炕上挤得插不下腿,几个瘦猴样的娃东瞅西瞅,见大老白等七、八个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宽的地盘,自然就朝那儿凑。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着炕沿,就叫大老白闪电一脚踹翻。那个娃娃跌倒时,后脑勺撞得鲜血迸溅,顿时晕头转向。

几个娃都才十五、六岁,比狼崽还毒。第二天我发糊糊,大老白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几颗脑袋后,远远地冲我冷笑。我抄着铁勺,手心里正冒汗呢,却见原先蔫在马桶边的破头小娃从地上爬起,反捏着盛糊糊洋瓷缸子,游泳一般向前挤,终于接近了仇家,小娃一猫腰,呼地蹦起,双拳握洋瓷缸子猛击大老白。号内大乱,人事不醒的狱霸被抬了出去,跟着,几个娃也转了号。

在王叔的纵容下,花案颠覆了老犯集团,睡上了第一块板,靠门,大平躺,真他妈舒服!我们的花案联盟肃清了每个企图造反的贼,越战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笼罩在其中,谦谦君子也会被改造成暴徒。

玩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所以金圣叹的断头遗言是: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则言生命如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人多命贱,水就变成尿了。

我来提供“水尿说”的依据。在号中,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缸子开水,排队打进来,晾在哪儿,慢慢匀着喝。天气酷热,虽然人人都想敞开肚皮灌个够,但坐牢即是熬磨,你就必须掌握节奏,不急不躁,一次吸两小口,润润喉咙,舔舔嘴唇,就该满足了。

一天放一次风,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两排,大约十五、六个坑。这坑里的蛆和苍蝇肯定上亿,屁股一下去,轰地一声就炸营了。放风时间只有10分钟,两百多号人,必须在10分钟内卸完包袱,你想想,这是多么繁忙的景象,一个坑蹲三、四个屁股,白白地凑到一处热闹,连苍蝇都顾不上赶,因为旁边还站着提裤腰,数秒催命的家伙。时间一到,提裤子滚蛋。

院里的自来水管早就堵了。人太挤,容易爆发痢疾,甚至更严重的传染病,因此所里不准犯人喝生水,逼大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说是挺人道的吧。可有一次,牢里锅炉坏了,断水三天。大热天断水,不要人的命?事后想起都觉得奇怪,怎么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为号子里的空气全是尿。不仅仅是尿,是提炼出来的尿素,就筷子头那么一点,都能薰熟一分地的庄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梦见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来,觉得嗓子眼已结了一块尿碱,又咸又苦又涩,一咳,刺痛难忍。

人缺了水分,明显地干瘪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只有十来个,接着就没人亲近尿桶了。第三天,号里鸦雀无声,连打饭都如梦游,个个两眼笔直。就在这关口上,我听见有声音叫我,凑近门栅,才认出是王叔,“拉水。”他这么说。

犹如导火索拉燃弹药库,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间,号内轰隆一响,二百多人全都手提瓷缸子站起来,向前扑。王叔开锁放我出去,然后说:“你们等着。”

顺着走廊,一股新鲜空气迎面袭来,我连抽了几口,直达肺腑,整个人几乎飘掉。我醉氧,一钻出房子,过分充足的氧气压得我胸口巨痛。缓过了劲,我才拉起载了几个汽油桶的板车,跟王叔去监外拉水。终于,我见着了开水笼头,烫,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边的温开水笼头,我立即拧开,双手捧着渴饮、狂饮、朝死饮。我大口、大口地抽气,喉管象哨子丝丝响……最后,一股水从胃里反刍,直逼口鼻,憋不住,喷涌而出。

接着拉水回监,刚近号子,里面全疯了。几十只、几百只瓷缸哐当哐当在墙上、炕上、地上砸,应着这刺耳欲聋的节奏,几十个、几百个喉咙一齐吼:“给水!给水!给水!”唉,三十灰年过去了,这恐龙一般的声响还在回荡,令我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来都汗毛竖立。

我应该把它写成个剧本。像《辛德勒名单》里的那种裸体犹太人排队进毒气室的大场面拍摄,类似的场景中国太多了。比如打预防针,几百号人排着队,用同一根针头扎膀子,五秒钟喊一声:“下一个!”轮到我,针头都扎弯了,狱医就咬牙切齿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继续用。吃药也一样,排长队,上百张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颗治拉肚子的黄连素。狱医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劳改犯,待小药丸一抛进嘴,就配合灌水,并命令你张口受检。

说得够离谱吧,最离谱的是王叔遛耗子。我们敬爱的无聊的王叔,二十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个大黑茶缸巡视,东瞅西看。有一天,我们捉了只一尺长的老耗子孝敬他。他用个项圈套住鼠颈,每天牵耗子出门散步。王叔说:“有钱人没事遛狗,咱公安人员没事就放放老鼠吧。”

我记得大概是冬天的十二月底转到五处,我在五处呆了两月以后我的朋友托人找到陈管,陈管把我调到病号室,多一两粮。我当时和赵XX(已患肝癌去世)在一块,关了七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活着,其他六个都死了。

83年西安市局不算分局,枪毙了三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流氓罪是其中一项。杀第一批是62个,第二批65个,第三批45个,最后一批是在第二年,84年的5月底6月初收麦子的时候。我在号子里给他们念杀人布告,念完我就留下来了,出监狱的时候把它带出来了。批量杀人的间隔太短,人民群众再怎么“拍手称快”,血腥气也太浓了。83年流行过的顺口溜,当时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憋着一股恶气主持政法工作,这叫驴日的山西人,好喝醋,一口醋缸淹死好几万。

我们号里有个娃,几根骨头加几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却犯了暴力强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烦透了,我就问他咋回事?

他说,“㞗的暴力强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好了几个月。我说,好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说,谁搞啦?我没搞。本来嘛,十六、七岁的人嘛,臊得起火,可是她家里有人,我家里也有人,没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着她坐公共汽车,四处窜,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准地方。她家又管得严,天一黑,就必须回家。到旅馆吧,80年代旅馆都要证明。我们窜了好多天,总算在郊外寻见一块麦子地,立刻就倒进去抱上了。摔跤一样翻来翻去,我从她的衣领使劲掏奶,吃了几口,奶就滑进去了。我又扒她的裤子,我以前认为很容易搞,结果呢,她不会,我也不会。这戳、那戳连洞都没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麦穗的,抖衣裳都费了半天功夫,还要一根一根拣她头发里的穗芒!划不来。从郊外等公共汽车,朝回赶天就黑了。她急哭了,骂我流氓。我说都流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回家以后,她爹三审两审,她就招了。于是她爹娘向公安局报案,我就落网了。审了两回就开庭,法官在上头念完《判决书》,我一听是‘死’,急得当庭叫唤:‘暴力强奸?我没搞嘛。向毛主席保证,我就吃了两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决往桌上一搭,语重心长地教训我:‘娃呀,人一辈子,就娘的奶能随便吃,别人的奶,你一吃一个死!’”

刚才说到的大老白,是郭××抢劫集团的二被告,此案一死两缓,多人判有期。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边宣判,郭××边叫骂:“我弄你妈!劫了点浮财,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坚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长气,一摔卷宗,起身指着那贱骨头回骂:“你死都死㞗了,弄得了我妈?等着我去弄你妈,弄你家老奶奶!”这那叫法庭?分明是庄家老汉在野地斗嘴。

冬天没下雪,第二天要杀人,半夜就下雪了,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雪。人都说杀人之前猫头鹰会叫,我们不信这事,本来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绝不迷信,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猫头鹰叫声惊醒,汗毛竖直。我坐起来,号里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着耳朵听,从古到今,猫头鹰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仅猫头鹰,连蝙蝠、老鼠、猫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凄惨。

奇怪的是猫头鹰从哪来的?西安市也没猫头鹰嘛。也许从旁边的小雁塔的树林里,说不来。却听见隔壁铁镣响。有经验的老犯马上说,开始“验明正身”了,5分钟一个。老犯倒抽一口气:“我的妈,今天要飞65颗头!”

我们把被子摞在一起当梯子,然后谁有认识的谁就爬上窗户去看,等于给他们送行。我有一个熟人叫李本让,是抢劫犯,据说是拿着砍刀抢赌场。我跟李本让在一块关过,我听检察院在喊李本让的名字,我就爬到被子上面去看他,李本让那天很是轩昂,他不让人架,带镣长街行,咣、咣、咣就出来了,非常有表现欲望。

那时天还黑着呢,监狱里亮着灯。然后就是检察院,公安局,法院三家叫验明正身,就是核对,看是不是这个人,别弄错了,验明完了就往车上一撩,车子咕噜、咕噜响了一早上。到中午的时候,每个号子发一个布告学习,让大家都知道这一批杀了多少人。按照过去老传统,都说第二天要上路,头天晚上要改善伙食,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头天晚上就是炒胡罗卜片和白菜。

死刑犯不单独关,死刑犯必须要有人看着,第一他戴着镣生活不方便,第二怕他自杀。我在死刑号子里呆了三天,伺候犯人。因为要晚上值班不许睡觉,所以看死刑号子多一两粮,普通号子一天是九两粮,看死刑号子的一天一斤。大陆送走了十个。老范送了六个。宛然因为跳舞被敲了头。我和宛然一个号子时,宛然还没被判死刑。宛然是把救命稻草给弄错了,他第一天晚上可能倒的太干净,倒净以后他自己冷静下来估算了一下,下面他有两条道路可走,一个就是彻底的立功表现揭发别人,一个就是翻供。他恐怕没有翻供的勇气,他揭发别人特可怕量特别大,他揭发我就五张纸,他把揭发我的材料递给陈管,陈管当着我的面把他揭发我的那五张纸烧了,一边烧还一边说:“这狗日的还想活命,有八条命也不够。”

我看了宛然揭发我的材料,大多数是不实之词,但是他脑子记忆力真好。我以前在监狱外面只见过宛然一面,这么一面他就能揭发我五张纸。宛然到最后完全是病态,他根本晚上不睡觉,我们睡觉了他不睡就披着大衣坐在那,旁边放一张纸一只笔,随时想起随时写。

黑社会大老白跟我们一个号子,偷偷地跟我们说:“乖乖,揭发了这么多他还想活命?”黑社会是有讲究的,你要想活命你就不要揭发任何人。宛然揭发王苏川写了七张纸,后来我在号子里见到川,我说宛然都把你倒尽了,王苏川表现出了高风亮节,结结巴巴地说:“我理解。”我以前在外面只见过宛然一面,在监狱里面扫了他第一眼时,就感到他脸上有一股阴死气,虽然他这个人白白胖胖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跳,有一种不祥之感。

宛然和马燕琴走的是一条道,都是这样死的。

马燕秦一上来就交代跟一百多个男性发生关系,超过警察的想象,你不用审问她自己就说。他那个主审官已经感觉她不对了,不让她再交代了,给她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正常。马燕秦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案例专门拿到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真正的实权不在法院也不在检察院,真正的实权在政法委。

我钢口比较硬,问我什么都说不认识,问你爸你妈认识不?我也说:“不认识。”差点挨一个嘴巴子。那时你说了谁的名字他就得进去啊。我的事到最后说不清了,我是漏网的鱼,就是因为把我跟任何团伙案都算不进去。所以我是单案,最后单案没法判。但他们把人抓了,不能没个说法,劳教了事。我关了近一年,被判两年劳教。我的运气好,在节骨眼上检查出乙型肝炎,监狱不要,只好退回原单位,扣发工资,由群众监督执行,每星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我已经被关了11个月,所以回去以后实际上执行一年零一个月,就宣布我解除劳教。我这叫人民内部矛盾。

我出监狱的时候,把我在监狱里画的画,写的笔记全带出来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的经历拍成电影。89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全都剃成秃瓢。可是,这边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我们的主角连声叫唤:“不行,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学的儿子咋样了。”

电影没拍成,而这段“黑历史”却挥之不去,和李碧华发生《霸王别姬》剧本版权纠纷时,还被揭了这层老底儿。要让一个香港人理解文革、严打中的冤假错乱,也真不是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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