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东《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

2019-04-09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操盘手

中共夺取政权,一半靠武力,一半靠文宣。中共的笔杆子陈伯达以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就让国民党执政集团声名扫地乃至成为全民公敌,更以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盖棺论定。颠覆了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和真实的历史地位之后,共产党就能粉墨登场了。

长期以来,「窃国大盗」四个字几乎成为袁世凯的另一个名字,「卖国贼」、「大独裁者」、「复辟狂」等恶名紧紧跟上,袁世凯堪称近代史上的「百年罪人」。然而,在甘肃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张永东,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致力于「替袁世凯翻案」的工作,在北美出版了五十万字的专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

张永东认为,就个人对中国的贡献而言,百年来无人赶得上袁世凯。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创造第一最多的人」。在洋务方面,袁世凯创建了第一支新式军队、第一家近代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条自来水、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报电话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提出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建立巡警制度、实现直隶和天津地区民主普选的清帝国高级官员。袁世凯更是第一个提出引进西方宪政制度,第一次和平结束两千年皇权专制并建立共和制,第一个倡导国会选举并建立国会制度,第一个建立多党制度和西方三权分立制度,而他自己则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出来的正式总统——其权力基础及合法性超过此后所有的总统、主席、委员长和总书记。

作为改革者,袁世凯比李鸿章走得更远。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在时间上间隔三十年,时代背景有相当差异,李鸿章和被视为其事业传承人的袁世凯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差别甚大。李鸿章是科举正途出身,儒家思想是其不言自明的信仰和价值,无论怎样支持变革,也不愿踏过「中体西用」之红线,就像邓小平所谓的「理论」,万变不离其宗,死死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故而其改革的成就有限;反之,袁世凯虽出身官宦世家,但青年时代屡试不中,愤然将所学儒家经典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遂弃文就武,投靠伯父的生死之交、淮军将领吴长庆,从此开启崭新的人生。

正因如此,袁世凯所中的儒家毒素较轻,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对他来说,包括「祖宗之法」在内,什么都可以改。他率先推动朝廷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引入西式教育体系。又如,他不顾顽固派的反对和满族亲贵的猜忌,不遗余力地倡言立宪。清末旅居中国和朝鲜三十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鐡治郎,在为袁世凯所作的传记中称赞说,西方各国由专制政体而变为立宪,大都是人民颠覆旧政府而成立新政府,几经挫折,断几许头颅,才可达成目的,「若由专制国大臣而倡立宪,考世界各国改革历史,罕有其伦。袁世凯处支那专制政体之下,身为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苦心孤诣,为开明专制之预备 」。袁世凯才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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