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东《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
2019-04-09
袁世凯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尝试
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据袁世凯的秘书张一麟回忆，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在称帝八十三天后发现此举不得人心，将其召到总统府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
袁世凯对张一麟说：「我胡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
张一麟回答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为敢作敢当、敢于承担责任的领袖，失败就是失败，错误就是错误。他总结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对比崇祯皇帝诿过他人的“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的名言，袁世凯显得光明磊落、谦卑自省。
袁世凯并非独裁者，其人品远高于孙文、蒋介石和毛泽东。袁称帝，是看到民国初年政局混乱，认为实行两千年帝制的中国，骤然引入共和体制未必妥当，或许像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国情。他要当的只是宪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独裁的君主。人们不能一看到「皇帝」这个名词就产生厌恶之情，没有皇帝的政权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蒋介石和毛泽东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对民众自由与人权保障，比得上袁世凯时代吗？
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想法来自于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诺因提倡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遭到国共两党和左派知识分子的百般辱骂。古氏为美国公共行政与市政学的奠基人和权威，着有《政治与行政》等专书，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市政管理体制改革运动有重要影响。古德诺来华担任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经过调研之后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强固政府，维持政局稳定，以改良财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与人民的法律关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只不过是一场梦，中国实行总统集权和负责制会有「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古德诺晚年的封笔之作为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解析中国》一书。他并未因袁世凯君主立宪尝试的失败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挫折归罪于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激进」，而对晚清「立宪」因辛亥革命而中断深觉惋惜，称若非革命，中国到一九一七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最后，他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整体性进步，包括经济发展、科学普及、家族观念的淡化等，由此将可逐步走向宪政，逐步实现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诺来华服务时间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他对袁世凯影响颇大。袁世凯未必具备美国国父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们的崇高质量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对于反对者，他从未痛下杀手。孙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杀之而不杀；蔡锷一起兵，他就约束部下，停止扩大内战，不愿伤及无辜。对照蒋毛之杀人如麻，何止天渊之别？
为袁世凯正名，乃是归正中国未来之路的第一步，张永东在《百年之冤》一书的结尾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未来之路是继续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农民王朝的道路；还是和平变革，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民主与宪制社会？未来中国需要袁世凯，还是需要孙文？需要理智、冷静、和平、民主的制度变革，还是需要革命、激情、暴力、专制的权力转变？」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