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文艺回顾）
建国三十年来，没有出现象鲁迅、象郭沫若象巴金那样成熟的作家，也没有出现他们所代表的那样伟大的作品。而象郭沫若，巴金，茅盾那样的作家，在新社会都几乎要绝产了。
难道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利于伟大作品的产生吗？难道说社会主义不利于伟大作家的成长吗？回答当然不是。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有才华的作家被剥夺了创作权利，受到长期的迫害，有大批好的作品遇禁。三十年来我国文艺界屡遇大干扰，大破坏，以至发展成为十年浩劫，主要祸源在那里呢？在资本主义吗？在几个反革命吗？当然不是。
那么毛病到底出现在哪里呢？很明显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是党政领导上的失误，不该管的事情管得太多，该管的方针政策又没有管好。结果在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上是帮了文艺界的倒忙。
毛泽东的教训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和领导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后来又批“清宫秘史”，批“海瑞罢官”，批《水浒》，这些批判都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作品有没有缺点，该不该公开批判。问题在于不该由中央领导人，不该由官方，由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对一部作品的批判运动。
这样的批判运动势必发展成为一种“围剿”，使得被批评者不能公开辩驳，使得不同观点不可能公开发表，最后形成一面之词，一家之言，干扰了文艺创作自由，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
不适当的粗暴的行政干预，当然不能使很多人信服，不能使人停止争论，于是又把大批作家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把很多作品划为毒草，禁止出版。但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总是很活跃的，不能象一潭死水，仍然时时泛起波澜，仍然不能按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喜好去进行创作，去评论。于是最后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出面，制造样板戏，样板画，用以规定格式，规定样板，约束人们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则更加粗暴的在文艺界搞“全面专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那种文化专制主义。
毛泽东从批评武训传一部作品开始，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全面专政”，走上文化专制的道路，这之间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这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但这绝不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走上的道路，这是过去的革命者，人民的领袖人物，在掌握政权之后有可能逐步走上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车之鉴。为了从毛泽东身上吸取教训，应该对他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他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的批判。
我国的党政领导人更应该从毛泽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对文艺不要管得太多，太宽、太具体。
但是事实说明很长时间党中央并没有从这方面认真吸以教训，近几年还先后把“创业”把“今夜星光灿烂”把《苦恋》，拿到党中央去专门讨论，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党中央没有必要对一部影片的好坏负责。这是编辑部。制片厂应该讨论的事。党中央纠缠到一部作品中去，不但要花很多精力，而且还可能会管出一些差错，形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坚持错误进一步管下去，可能会走上毛泽东失败的道路。如果退下来则有失领导人的威信。
党对文艺的领导主要是在方针政策上，是从宏观方面领导。具体作品的评价由编辑部讨论，由文艺界评价，最后由人民群众作结论。
最终裁判是人民群众
文艺作品的最终裁判是人民群众。古代很多伟大的文艺作品，虽然屡经厄运灾难，受禁，遇抄，但还是被保留下来，流传到今天，这主要是人民对它喜爱。
今天文艺作品的好坏。更要接受人民的评论。真正代表群众的评选活动，应该坚持下去，形成制度。
对受到批评的作品也应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受到表扬的作品也可以批评，要允许争辩。
文艺作品的讨论，不应该急忙下结论。更不应该急急忙忙由党中央下政治结论。
政治家关于某个文艺作品的评价是不重要的，因为对于文艺作品的优劣，不能完全用政治家的尺度去衡量。政治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具体的文艺理论和现实。政治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在文艺上的喜好。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
如果完全用政治家对文艺作品的好恶来代替人民的评论，那必然最后使文艺走上僵化，教条化，模式化，政治口号化的道路，最后可能产生“神化文艺”，这样必然使文艺脱离它本身的职能，使文艺变成了某种政治。
81年10月
于济南劳改支队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