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大国崛起,文明复兴,一手好牌,势不可挡。时惟戊戌,情势逆转,彷彿国运不再,开始走下坡路了,遂致人心惶惶。表诸现实,便是“一手好牌打成烂牌”,而内外交困。“要准备过苦日子”与“军事斗争”之舆议纷纷,堪为晴雨表。原因何在?为何走到这一步?抛开大国博弈、权势转移所引发的世界体系震荡等外在因素,追根究源,就在于近年来的立国之道指向“红色帝国”,或者,予人“红色帝国”的公众印象,四面树敌,八方开怼,以至于声势日甚,而声誉日窳。

一方面,既有体制的腾挪空间已尽,无法挥洒进一步让步协商的红利,毋宁,因恐惧散伙而日益收紧;另一方面,维续既有统治万世一系的初心不改,奠立于超级元首集权的党国体制日益僭政化。由此矛盾日烈,已到临界,不欲突破,遂掉头回转,不惟导致内政日益严重之党国极权,同时更加强化、坐实了红色帝国的大众形象。对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心知肚明,此乃不归路也。

中国的现代进程走到这一步,虽非始料所及,却也未出大历史框架。笔者判断,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但因其超大规模,确有走到这一步的潜在势能。因而,基于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大历史进程,破解红色帝国之道,拨转华夏邦国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既为邦国公义所在,而为全体国民的集体自救,也就是在为世界永久和平出力,须臾不能再拖了。

一、红色帝国?还是超大规模极权国家?

二十世纪的美苏争霸,是两种绝对主义的对垒,也是两种源自现代性的普世理念的决战,根本演绎的还是王道自由善政与霸道极权恶政的殊死搏斗。其间,苏俄一脉,承继沙俄的扩张冲动,以霸蛮势能和不义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一方面,就内政来看,其以党国统御,领袖君临,尊奉惟一意识形态为圣经,而以残酷斗争与坐寇逻辑开道,将国家征服收编。超级元首驾驭克格勃统辖政党,再以政党机器制御官僚体制,然后複用由此纽结一体的党国体制吞噬社会,最终形成一个层层下辖、骑在国民头顶的庞大镇压机器。在此进程中,秉持历史铁律和国家至上的扭曲定位,将谎言治国与祛除信仰推到极致。由此,国家消隐民族变成党国,再变为专政党的殖民地,最终形成的是基于君民统治观而非整体国家观的超大规模、变本加厉的极权政制。

另一方面,在国家间政治与世界体系中,苏俄不折不扣奉行传统帝国逻辑,恃征服和颠覆为手段,建立起东西纵贯的庞大红色集团,而以华约为中枢,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制辖体系。1949年后的中国一度不幸裹挟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带,终因文明传统、领导人性格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而分道扬镳,其实开启了1972年中美走近的历史机缘,未始非福也。凡此两项叠加,则此超级帝国蔚为庞然红色帝国,最为邪恶恐怖,涂炭生灵,危害人类,首先是自己的国民遭殃,而终究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至今想起,依旧令人不寒而慄也。

苏俄既终,则当世惟剩美帝一霸独强,以隐蔽帝国的霸权秩序维繫世界体系,历经“二战”后又一个十来年辉煌小週期,直至双子塔轰然倒塌。不论其为红色帝国还是自由帝国,与此两霸比勘,吾人可得断言者,则现代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

首先,现代中国不曾是一个红色帝国。辛亥以还,中华帝国蜕转为民族国家。不仅华夏帝国赖以伸展的传统东亚中华世界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既有疆域亦多流失。四十年里,左右拉锯,一路逶迤,满目疮痍。至红朝当政,重归一统,对内奉行阶级斗争,厉行专政,建构起酷烈极权体制。对外与苏修闹翻,往东南亚输出革命,在亚非拉洒金出力。但是,虽竭尽民力,却受势能囿限,终究只是在两霸缝隙间讨生存。连第一岛链都出不去,西北边疆亦且封锁得严丝合缝,虽有霸王之志,也想伸展手脚,耽溺于“世界一片红”的南柯绮梦,奈何无霸王之力,只能以“三个世界”划分过过乾瘾。最后不得已,“拨乱反正”,还得以四个“低头致意”,收拾残局,死里逃生,哪里谈得上什麽帝国。毋宁,乃陷万民于苦难之极权政制的铁桶也。逮至今日,“一带一路”水陆并进,“亚投行”早已隆重开张,实为固守旧制不思更张,以至于因其异数而为主流所拒后的另起炉灶,则看似热闹,其实依旧不过是第二大经济体求生存的不得不然,距离挑肩全球治理的红色帝国之境,还差得远呢。再说了,其所凸显的是帝力挥发而保衞政权之战,内政考量远高于全球铺展诉求,既非纯然国族利益的伸展,政党理由远高于国家理性,更与公民理性无关,则纵便有心插柳,也难能绿树成荫,同样谈不上什麽帝国经纬也。

其次,现代中国不必是一个红色帝国。古今帝国成长多半仰仗地利天时,蛊惑于宏大叙事,为利益驱动所主导。罗马奥斯曼如此,英帝国如此,美帝国同样如此。唯有苏俄帝国,倒彷彿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冲动,大肆搜刮的同时还赔钱做买卖,终于在癫狂中把自己作死。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牟利无需恃帝国之身,毋宁,更多地以汇入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在自由而公平的贸易中取长补短。前此几十年,就是这么“低头致意”做的,赚了不少血汗钱呢。否则,反倒授人以柄,招致八方敌意,何苦来哉。而且,帝国意味着责任,故有“帝国负担”一说。以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身,尤其是优良政体尚付阙如,而背承重负,有如毛时代之外援与近年之大撒币,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背离国家理性,也违迕公民理性,不智不祥,同样何苦来哉。大撒币招致全民反感与举国异议,随着经济下滑必将有所收敛,也是预料中事。

再次,现代中国不该是一个红色帝国。毕竟,整体而言,中华文明主流崇仰王道而非霸道,帝国理想并不合心意。汉武隋炀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历来备受诟病,其因在此。就晚近来看,红色帝国指向恰与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两相刺谬。其中的“富强”旨在自立,而非称霸;“民主”与“文明”追求内政的优良境界与国族文化的普世融和,亦与帝国指向无关,更不用说红色帝国了。就当下世界体系中的权势转移而言,成长中的大国为了自我发展,绝对以安抚守成大国为获取生存空间的妥协应对之策,所谓“韬光养晦”,奥义在此,决定了中国何需将自家弄成个帝国模式,更不用说是个家家防范人人喊打的红色帝国了。再者,当下国朝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家政权的维续,一切以此为轴打转。帝国雄心依恃国力,而必耗费民力,虽能收穫部分盲众的欢呼,但总体得罪绝大多数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温饱日子的国民,从而必然危及政权,非智者所为。所谓“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古人言犹在耳,未谓不预也。至于国家间政治中的敌友之别,例属国家理性与国族政治成熟范畴,同样服务于内政,最终落定于内政,对此,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

最后,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新中国起自“1911”,历经“1949”,再经“1978”,以迄于今。一百年间,总体而言,不过求生存而已。国民填饱肚子,手上有点儿馀钱,花花肠子尝到了甜头,也就是晚近十来年的事儿。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只是相较曾经的积弱积贫而言。置诸世界,比对之下,依旧人民穷困,文化凋零,过去未曾站直,从来不曾富有,繁盛有待来日。既无全球投放军力的实力,亦无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替代性治理结构。而通常为帝国所必需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外围地带”,不仅尚付阙如,而且,纵便经由外援和“带路”组合所拼接的地缘结构,亦无有效控制。就在家门口,从东海到南海,依旧龃龉不断,大国博弈汹涌,中国难能消停,更不用说如美帝一般纵情于深蓝远海了。故而,以此现有国力而欲成就全球霸业,纵为之,亦不能。

此就现状扫描,据实描述,概莫如此。再就近代中国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来看,其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虽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却绝对刺谬于和平理智与人文化成的华夏文教本义,故尔早被抛弃。而且,后者的天下意识意味着一种互为边疆的多中心结构而言,本身就坚拒任何红色帝国梦呓。一旦偏离此一主流,即会遭遇反弹。几年来的国朝情势,已然对此证之再再。再者,如前所述,好不容易安享两天吃喝玩乐市民生活的亿万国民,早已不是前现代的盲众,最反感基于所谓国家荣誉的援外大撒币,最痛恨枉为领导人的虚幻世界图景而耗费民力。还有,自从共产意识形态破灭,国朝即无信仰,随政治任期换届而迭出心思,在捉襟见肘中疲于应对。所谓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时代之第次出笼,恰恰表明了无定性,意识形态虚空,国家哲学悬置,不过架漏牵补,敷衍了事。纵便儒义高陈,民族主义和末世消费心理大行其道,亦不济事。盖因钳口遮眼,压抑心智自由成长,只许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教条一花独放,则国族心智孱弱,终究无法挺立也。

因而,嚷嚷初心,实无理想,只剩“保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赤裸裸实用主义与粗鄙机会主义,骨子里既无道义自信,亦无下文所说的基于文明的崇仰意识方可深植于心的文明优越感,哪里还会为什麽帝国不帝国的去拼命。而帝国大业,包括红色帝国在内,嘿嘿,有时候还真要有那么点儿叫做什麽理想呀、情愫呀的东东来支撑才行呢。总之,凡此决定了现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此非当轴所能理喻或佯装不知,亦非大洋对岸白宫廷帷内的老白男们所可想像者也。至于学人报人以“现代帝国”措辞状述当下中国,而力争自圆其说,也是一说,就是有点儿小儿科罢了。

综上所述,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而为现代中国的最终完型加冕,则按照晚近势能伸展,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红色帝国,这才令四邻八乡猜忌,惹守成大国忌惮。就此而言,白宫那批存在认知障碍的老白男们鲁莽行事,退守基于十九世纪式的主权国家格局,深濡凡尔赛式强权政治色彩,一下子把人逼到墙角,有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同样危乎殆哉。这边厢,“相向而行”,为了转移内政吃紧,而不惜内战甚或外战,亦且不无可能。现在看来,“军事斗争”或成“伟大斗争”日程之首,而定时引爆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因为,虽如前文所言,“除非疯子,谁也不会造次”,可不幸时逢太平洋两岸均为“老红衞兵执政”,这世上就有些弱智的疯子呢?

二、自我坐实的红色帝国

细加辨析,此刻中国予人红色帝国的猜忌,一种经由传媒而凸显的国际印象,或者,为何他人会有此种预设与预期,原因错综,难能一言以蔽之。在此可得陈说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国之道歧出,尚未完成内政的现代化却反而倒退,辄汲汲于搅合国际体系,四面出击,自我定位有误,世界诟议遂至。

综理诸因,约略梳理,概为下列四端。

首先,大国伸展之际的世界阵痛、与对于超大规模国族复兴的恐惧。以中国之体量与文明之渊厚,无论兴衰,均会引发世界性震荡。此为国族宿命,好坏难分,天注命定,只能适应。但大有大的难处,在切己立论,可谓言之不虚。放眼世界体系大历史,两千多年里,相对而言,中国的衰败是异态,而繁盛则为常态。眼下这波兴衰,随西力东渐而来,深嵌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东西平衡,前后不过两个来世纪,可谓短暂而急促。其以一己即身可见,则感官之震撼与冲击之剧烈,盖可想像。东西交汇一体之际,如此超大规模国族一阳来复,却又方向不甚明朗,却反而日益回转红色极权政治,未来兴盛后何去何从,会否重蹈国强则霸的旧套路,则四邻有惑,八方质疑,自是顺理成章,而有红色帝国之嘈嘈切切。有关于此,东西学人早已唧唧喳喳,无需赘言。

进而言之,纵便可见未来中国转型落定,汇入世界民主国家主流,却依然会因自己的超大规模及其浩瀚势能,而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政治层面,难免龃龉,多有冲突,也是可以预期者也。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性所决定,一天未曾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就一天如此。回瞰曾经的英美角力,静观当下的德美猜忌,以及从未停止过的日美较劲,便一目了然。但因同处体系,分享立国价值,并有极权政制作为他者反观,则矛盾的可控性与解决方桉的可协商性,以及循沿程序的可欲性,绝非同日而语,也是可以预言者也。

其次,帝国情结发作。曾经的大型帝国,作为逝去的辉煌,总会在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中烙下深重印记。它们可能如落霞残照,搅不动死水微澜,也可能翻转为近代民族主义,而鼓荡起滔天大波。从博鲁布鲁斯海峡至广袤深邃的俄罗斯大地,再到幽曲叠嶂的中亚西亚和印度半岛,而迄太平洋两岸,均有帝国情结发作的鬼哭狼嚎。逮至今日,早已陨落而彷佛惯看沧桑、对于一切均云澹风轻的不列颠,尚图再跨瀚海,“所有作为”,正说明此间文化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冲动的深重势能,不可小觑。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指向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至此时刻,彷佛正好坐实呼应了这一波发作,也真的就有这种迹象。逢迎学人与无良官媒不明所以的鼓噪,大言炎炎,推波助澜,于党国或有功,于国族为罪人。而心智低劣,心性窳劣,就此暴露无遗。有意思的是,东亚诸邦近代均遭西洋东洋势力欺凌,因而都有屈辱历史记忆,除开扶桑一枝独秀,其所引发的民族情绪,均未因国家独立繁盛而消隐,却反而益且偾张。每有风吹草动,便暗流汹涌,明浪滔天。其间,高丽民族表现奇葩,尤为凸显。值此情形下,现代中国的成长至此时段,彷佛濡有帝国情结色彩,而且偏偏就是华丽酷烈的大红大紫,怎不叫人生疑。更何况就有幸灾乐祸望船翻的,遂致情势雪上加霜矣。

再次,基于时代错误的毛式公子哥天下图景。如前所述,“人文化成”是文教理想,强调的是基于普遍人性的普世价值分享性,而帝国霸业或者所谓“要让世界一片红”,则为霸力嚣张。德力两端,彼此风马牛。近年立国之道对此彷佛不甚了了,完全罔顾内政升级换代的急迫性与经济社会继续转型的必要性,盖在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虽号曰“将改革进行到底”,实则以为大转型已然完结,则模式既成,手上有俩钱,遂眼光向外,铺展鸿图。殊不知,“胸怀七亿三十亿”的时代已然不再,从“祖国山河一片红”进展至“要让世界一片红”,更是痴人说梦。世界体系维续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的交缠纠结,意味着参与其中,纵横捭阖,凭恃的是国家理性与文明劲道,表现为邦国的政治感召力与道义吸引力的博弈,哪里是多买卖点儿货品就能摆平的事,更非迎来送往的隆重接待所可奏效也。于此可见毛氏天下图景为底色的世界想像,经由公子哥式发酵,顿时成为一个犯有时代错误的低能幻觉,不成体统,而荒腔走板矣。

最后,更为主要的在于,超大规模极权国家崛起的后患与隐忧,引发全球震荡,而首先是四邻忧惧。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三波改革开放”,浴血打拼,层累之下,造就了刻下中国的综合禀赋巍峨,却因极权政体而与现代世界高阶政治文明离心离德,形同孤家寡人。时以“一战”前英德关系比譬刻下中美角力,又或以苏俄联想华夏,非因吾族吾民秉有德俄蛮力。——其实,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结束,其势能,其冲动,于隋唐挥洒殆尽,此后渐成内敛式文教共同体,惟靠边疆入主中原保持张力,而终究于近代沦为一味捱打的主儿。文明论上虽有复兴求存之意,间有兼善天下的普世愿景,政治意志上却早无帝国壮志矣。毋宁,实因极权政体性质固在,而又拥此禀赋,这才令大家多所忧惧。毕竟,其势能浩瀚,其初心怪诞,若果拥此势能以恪此初心,将大家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老天爷,那还怎么过日子。如此这般,担忧后患,而戒惧生焉。放眼全球,揆诸四邻,很显然大家未必愿意看到中国乃一贫弱动乱之邦,那不符合全球利益;但更不愿遭逢一个强悍红色帝国,那首先是有违自家的安危。凡此利害,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虽世相迷惘,修辞纹饰,说白了,不过如此。

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

而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一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不思政改,无意建设立宪民主政体,不禁令人恐惧。一旦坐大,难防不测,而有红色帝国崛起的预设和预期。其所挑战的是“二战”后奠立、“苏东波”后最终成型的普世良政典范。因而,既非什么南海的军事化与“带路”扩张,亦非“2025”或者“新殖民主义”就引发忧惧,事实上,凡此虽多纰漏,却为一个成长大国基于国家理性的应有布局。毋宁,恰在于内政之红色极权政治赤裸裸的加速度,这才真正令世界不安,引发出内外一并产生的根本忧惧。

既然如此,为国族利益计,为生民福祉计,为何不能正面迎应呢?以立宪民主政治融汇于世界主流体系而和平共处,于己于人,均为福也,何乐而不为呢?看官,坐吃江山,好不舒坦,岂肯放手。于是,罹患下列三项“代际盲点”之蔽,进而犯下“四大低估”之错也。

三、政制的代际盲点与政治的低估症

由此暴露的刻下政制的代际盲点,恰为政治之死穴。所谓“代际盲点”,是指这一拨领导集团面对人、历史、权力、国家与世界,凡此政治统治所必须面对的荦荦大端,所呈现出的整体心态、情态与认知障碍。其为一个时代的教育和社会所养成,共饮狼奶的经历积淀于心智和心性,虽与时而未俱进,不幸而成旧时代的人质,同时攀登权力顶峰,结集而为一个权力组合,遂有此种情形。除开笔者曾经指陈过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阙如等症,概而言之,约莫下列三项:

一是了无苍生意识。这个“苍生”概念可是华夏文明涵养提炼的元典性理念,一个充盈悲悯与仁道的寥廓意境,实为奠立人世、支撑政治的大经大法。秉此以观,近代以还,老蒋有君臣家国观念,满眼皆百姓,中国无人民;至于苍生,是怜悯的对象,而非头上青天。此后三十多年里,所谓“人民群众”及其敌我阵线,置人民于管制与专政牢笼,彻底倒翻于前政治与非政治状态,愚弄于股掌,抽剥若啬夫,八亿盲众八亿劳力,非惟怜悯对象,直是任意欺凌压榨的蝼蚁。“和谐”十年,专政意识不减,但却承接前此复萌而渐茁之私性市民概念,慢慢滋生出基于生民之民生观念,甚至隐隐作育出民权意识。由此而有权钱带动下的世俗理性偾张,进至于全民腐败,其乐陶陶。此与当事者出身非权非贵有关,亦赖当日民心开蒙的大环境。几项涉关亿万国民的利民政策出台,包括所谓“免除农业税”,恰在此一时段,并非偶然。遇有大灾大难,包括春运堵车,辄总理亲赴,虽说若此大国,一竿子插到底并非善治,但其努力符合良政的用意,却为基于生民的民生观念之一缕善念可嘉也。

逮至晚近五年,“二代”君临,生民重回百姓也就是杂众盲众地位。故而,虽开口“人民”这个,闭口“人民”那个,而这个叫做“人民”的物件儿充其量不过治安与纳税的统计数字。没有手上捏着选票的一个个具体“选民”位格为凭,所谓大而化之的“人民”,连抹桌布都不如。故而,这一拨权力集团之心口不一,知行错位,无以复加。土地财政的无耻贪婪、财政汲取之周纳无度与税收政策之吝啬刻薄,早已为此作证。同时,其将眼光专注于国际政治舞台之鲜艳亮相、与财力投诸一带一路之世界布局,尽玩大的,却无视半个中国依旧前现代而亟待建设的严峻现实,亦无视尚有数亿小民有待脱贫或者刚刚脱贫之困窘,恰恰表明其了无苍生观念,更不用说亿万苍生就是头顶青天的生生之德了。也就因此,“狠,真狠!”是大家的共同感受。

二是毫无现代权力文明意识。现代权力文明要在明确国家主权所有者,自此主权者和立法者位格起步,于确定人民主权位格的法理安排中推导出权力架构及其运行逻辑。但是恰恰在此,在他们眼中,国家不过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偌大华夏邦国遂成党国殖民地。于是,自大统领而至村支书,层层级级,大大小小,各占“一亩三分地”。再就权力性质而言,现代权力文明否定生杀予夺威权至上,认定权力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而有权力制衡,尤其是制衡于民意和选票的政制设计。此为私性王权政治向公共民权政治逐步进化的政治史,而演绎自上述公权民赋、人民主权的现代观念史。回瞰华夏百年,当年中山先生“军政、训政与宪政”的三部曲政治时间设想,表明尚且秉具现代权力文明意识。蒋二代面对汹涌潮流,不得已还政于民,同样基此政治意识,知难而退,善莫大焉。至于“三个代表”与“新三民主义”,遮遮掩掩,均在拖延之际力争转圜,也还多少基此权力意识而发。

逮至 “后奥运”时段开始重又加剧党化,党国复合体再度进一步碾压社会细胞,等于赤裸裸视国家为政党征服的殖民地,绑架亿万国民当人质。及至居然“五位一体”变本加厉,修宪“定于一尊”,而党国大框架缩减为小圈子内廷一手操弄,在半瘫痪既有国家官僚体制功能之际,相权衰落的结果便是僭政主导下的红色帝国仿佛雏形初现,遂令举国大骇。其间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当轴集团一味迷信崇拜权力,以为权力万能,进而将权力简化为武力,相信武力就是权力,就是为所欲为。殊不知,天予天夺,势者时也,诸神在上。故尔,党国垄权后再藉权垄断财富与真理,专营荣誉批发与零售,一切统辖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于反现代、反政治之际,活脱脱把中国从好不容易才退守而成的党国架构的威权政制,又回头往红色帝国极权政治再推一步,虽说不该、不必也最终不可能,但已致令国人恐怖,而四邻不安,有以然哉。

三是毫无对于文教风华的领悟鉴赏心性,尤其缺乏对于灿烂文明的崇仰意识。文明是对野蛮的超克,也是对于恶的抑制和排遣,由此自然状态进境于政治社会,而庶几乎可堪安居,蔚为家园。古往今来,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是一切文明第次提撕的不二法门。包括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有如清末华夏与战后东瀛,忍辱负重,均为一种自我救赎,而终究有望平等做人,大仁大义,感天动地。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无论自觉还是被迫,就是见贤思齐的浩瀚实践。时当山河破碎,风雨飘摇,青黄不接,筠轩使欧,乃叹良法美意;劫馀访日,邓公睹物思情,深感时不我待,始有现代航船之破浪重启。就是所谓“入世”与“接轨”,虽说不无懵懂,但那一份向化悃愊,却也真切无欺,磊磊落落,这才跌跌撞撞,而有今日这般光景。尤需指出的是,纵便百年前左右两翼,或信采议会民主,或追奉马列专政,路向有别,而基此向化之心则一般无二。面对文教风华,亲炙政教雅致,那浩瀚人性喷薄凝练的灿烂景致,则三江流水皆从心过,四山葳蕤都是家园,岂能不心向往之?天光所向,心悦诚服,赶紧学好嘛!

因而,惟此时刻,再临“文野之战”,明知此路不通,却仍抱残守缺,在将自家绑缚于那个可吃可睡、名曰江山的专政红利之际,进而绑架吾族吾民以为殉葬,可谓德性全无,识见尽失,手法不堪,就在于根子上对于文教风华和政教雅致,了无鉴赏崇仰之心性与心智,惟剩对于权力的崇拜和实利之趋附也。而恰恰在此,概如先贤所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由此三大盲点,在下述四方面,刻下政制及其代际群体犯了“太过低估”的认知错误。

一是低估了民智,反面便是低估了自己的愚蠢。时当晚清,有朝廷而无国家,有中国而无世界,万民匍匐。对日抗战伊始,依旧举国一盘散沙,拼死肉搏的结果是中国进入了世界。逮至“五七一”,再度经久锁国,遂致“人民愚昧无知”,而予取予夺矣。晚近四十年,四海涛涌,八面来风,民智大开,上至厅堂峨冠博带,下到江湖贩夫走卒,眼巴巴眺望文明国家境界,期期于左手拿钞票,右手捏选票,一展矫健。封锁与谎言,曾经为极权政制用如利刃,而今早已失效,却还依然信誓旦旦,正在于低估民智,罔忽民情,看层层编删的简报揣度国情,在小圈子围拥中管窥世界,拿草根毛左当作人民的样本,则举止应对,奚能不牛头不对马嘴矣!

二是低估了亿万国民对于既有政制的强烈厌恶与维新求变心切。风雨苍黄七十年,尸骨累累,其正当性早已不再。“第三波改革开放”让利于民,容忍市民私性消费嚣嚷,多少松绑社会与头脑,这才暂且换得了政制合法性,乃有盆满钵满。但垄断权力与财富,孜孜于专政之万世一系,顽抗普世价值,不肯还政于民,知行悖逆,早令大家厌烦,而万众思变矣。当此之际,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岂止审美疲劳,直令政治作呕,而祸莫大焉。由此,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当下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从“让利于民”进至“还政于民”,而于建设华夏邦国优良政体的努力中,阻止这个超大规模极权国家演变为红色帝国。

三是低估了国际社会对于红色帝国的提防程度,以及世界体系的紧密互动之于内政的强烈影响。如同笔者前文所论,“二战”养痈遗患,教训深重。“冷战”终究以自由政体获胜告终,但代价巨大,及至解体之际,反人类苏俄式暴政已然蹂躏半个地球。凡此早已告诫世界,绝不容再有此种帝国崛起。华夏文明复兴,自有正当性,不容置喙,但国家建构绝非导入红色帝国一途,同样了无异议。与此同时,中国既为大国,早已深嵌于这个世界体系,因而便有一个四邻八乡跟不跟你玩的问题。若无价值分享与基于政体认同的安全预期,纵有商贸粘连,亦且脆弱不堪。所谓“经热政冷”,抑或“经冷政热”,道尽其乖张。几年来东怼西怼,最后导致印太战略出场,海峡两岸三地离心离德,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国运下坡之忧惧。此不惟中国体量巨大,卧榻之侧难免惊心,更在于不期然间造成的“红色帝国”迹象令人生惧,方才有以然哉。

四是低估了历史进程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历史决定论式的铁律,并不可靠,不过“人为的辩证法”。但历史进程不待人谋,昭示着生存论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可欲性,从而具有可模彷性,却皓然于世。进而,其不惟转化为择善而从的文明论,更且秉具道义立场,蔚为德性的优美。在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意义上,其所要求并展现的便是一个文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及其决断意志。正是在此,当下朝野上下对于立宪民主政治的呼求,对于引向红色帝国歧途的拒斥,道出的是吾族吾民的生存意愿,也就是一种德性的自我修为与心智之不可羞辱,早已暗流汹涌,只待澎湃前行,恰为历史进程之浩浩荡荡也。对此了无意识,辄以“煽颠”对待,将文野之战扭曲为权势之争,抑或官场肉搏,正为这拨人等既缺历史意识,复无德性修为的政制恶果。

四、“斗”字诀要不得

走笔至此,必须要说的是,关键时分,层峰以一连串“斗争”,再度释放不详信息。新年伊始,首席官媒亦且“斗争”标题迭出,“军事斗争”字样赫然,令国人胆战心惊。其实,“十九大”之后,“伟大斗争”修辞即已进入官方话语,只不过不如此番之大言傥论、连篇累牍也。兹事体大,首先关联内政,同时及于国家间互动和全球政治,亟需慎思明辨。须知,长达三十多年里,国朝奉行残酷斗争哲学,曾经连年“运动”,不仅刽子手们自己也先后走上祭坛,哀复后哀,而且,更要命的是使亿万国民辗转沟壑。血雨腥风不过就是昨日的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劫,又听鼙鼓,你想天下苍生心里该是何种滋味。故而,此刻再以排比句式连提“斗争”,予人浮想联翩之际,等于宣告邦国和平不再,毋宁,重启内战。而这恰是红色帝国每遇危机之际的拿手好戏,也是支应对手的杀手鐗也。“解放台湾”或者“解决台湾问题”如利剑悬顶,就在于一旦内政吃紧,大国关系紧绷,则随时出鞘,便源此“斗争哲学”也。中国不曾、不必、不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红色帝国,已如前述,则断断不可滑入此途,重蹈覆辙。

本来,无论市民生活还是政治场域,矛盾与冲突,吵吵复嚷嚷,蔚为常态,堪称家常。而政治就在于迎应它们,适为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冲突围绕着统治展开,最为剧烈,每致血流成河,惟立宪民主政治破天荒启动了和平解决的稳定正当程序。从“民权元年”开启的党内“禅让制”,若果践行几轮,修葺完善,而转至“主权在民,授受以公”的立宪民主竞争机制,可谓中国式转型正义,也算是一种稳妥过渡,大家想必理解,可以等。可惜,恰恰在此,十年“和谐”,以“拖”字诀应对举国变革要求,玩“击鼓传花”把戏,于“温吞”中一再错失推动政治升级和历史迈步的时间窗口。其之已然开始后撤,实际开启了晚近五年大规模后撤之先导趋势也。而矛盾并没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遂层层积累,以至于斯。但好在明白,再怎么着,也不能重启全民内战,“不折腾”。故尔,虽无政治决断之刚健,却也不敢太过瞎胡来。这边厢容忍权贵分赃以坐实九人寡头体制,那边厢让小民沉湎于市民生活而实腹弱智。两边同床异梦地合谋,全民腐败的熙攘中,居然架漏牵补,甚至于蒸蒸日上,造成了一个“不见精神,但有繁华”的小康之局。

转眼前五年过去,以“反腐”为旗帜的吏治整顿,迎应的是前期沉痾,雷厉风行,颇见成效,却因未能真正启动民主法治登场机制,一再拒绝用选票兑现人民主权位格的时代诉求,而且更加排斥多元议论,不意间竟因势禁形隔,甚至连“禅让”亦且不再,滑到如今的“斗”字诀,岂惟更且不堪。如此不仅还将错失依旧存在、但已岌岌可危、可能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而且将可能导致情势急转直下,重回斗争哲学那个恐怖机制,再度轰隆启动绞肉机也。若果真的如此,“七斗八斗”,亿万国民既是看客,也是人质,其必与其苦心经营的和平家园,最终一同沦为殉葬品,何所来哉!?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当轴个人因素,更多的是体制本身使然。就是说,在维持笔者前文所谓“五位一体”的前提下,厉行整肃,既有体制空间早已用竭,全凭当事者以人身为投入的高压维持,而牵动的是这个体制的根本。可为了维续根本,却又必须动手,但却不能再往前走,虽说明知那是现代国族政治意义上的根本解决之道。再者,囿限于此体制内部的整肃,而非指向立宪民主的良政设计,则“整肃”本身却也严重伤害了其欲维护的体制本身,看似吊诡,却扎实发生了。“大清”与“中华”的矛盾及其悖论,就这样再度浮现。如此,遂陷入死胡同,只能等待终结时分不知何时降临。此一纠结,见诸二十世纪的所有极权政制晚期,特别是苏俄一系极权政制之迁延待决,只当引入立宪民主政治方能破解,或者有所纾解。否则,等待它的便是崩解,土崩瓦解。在此过程中,拖死的不仅是僵硬体制本身,更是作为殉葬品的亿万生灵。而究其根源,就在于拒绝适能提供“政权的永久正当性”的立宪民主公道,遂以让利、高压和欺瞒三位一体支应,就是不肯还政于民。迄至利益蛋糕缩减,让利不再,争利日甚,便三缺一了,看你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职是之故,此时此刻,以法治收束政治,用政治约束政制,而首先是用政制制衡权力层峰,考验着既有政制与政治。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全民抗争,以落定权力的来源这一现代政治的根本。无全民抗争启动国家主权与政权所有者这一确权机制,就无推导政治民主化的任何可能性。毕竟,从来没有施舍来的自由,只有争取来的自由。其间理路,牵涉到笔者近年一再申说的“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之联通机制,在此不遑细绎,惟可奉告者,其亦不过是将事关统治的最高权力的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收纳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轨道,以避免全民内战,而首先是避免进一步走向红色帝国之不归路也。

五、良政善治与文教风华

戊戌风寒,心事浩茫,思接今古而无地彷徨。斗室枯坐,朝乾夕惕,以三篇三万言,陈述世事,评骘时事,展望时势,自虐复他虐。所出虽一己之心智与心志,而所向乃千门万户之柴米油盐。既忝清华教席,职虽微末,却如敝校先贤所言,“吾侪所学关天意”,则水木生焉,烟火居焉,岂敢懈怠哉?又奚可畏葸耶?故而,以墨代血,挥毫为剑,惟在面对严峻,激发思考,而引发天下同慨,破俗谛,除围障,共迎我华夏邦国奠立于良政善治与文教风华之永久和平矣!

此良政善治非他,惟“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是求,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中求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作育一个全体公民分享自由的共和国,而首先和最终不过是将选票交到每个公民手中。此“文教风华”非他,就是自由、公正、平等、仁爱、信义、和平与理智的普世价值,就是民胞物与、慎终追远与知行合一的德性修为,就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世界精神与人类胸襟。但首先是要善待自己的国民,坐实国民就是公民、而公民天性是个政治动物这一人类本性。开放言论,吾华夏人才济济,必文采风流,斯文鼎盛;开放政治,此邦国久经沧桑,必审慎练达,而政教昌达,日月光华。综此两端,合二为一,恰成笔者一再申言之“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期期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矣。当此之世,舍乎此,请问衮衮诸公,劳驾亿万同袍,吾族吾邦要想求存求荣于喧嚣人世,还将有什么?又能靠什么?

为华夏邦国计,为亿万苍生计,既有的极权体制于血腥中登场,已到体面退场时节。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一阙迫使政治强权从“让利于民”到“还政于民”的全民进行曲。

为此,可得提示的一点是,人民真的来了!一个叫做人民的政治存在,伴随着自由市场、开放社会和网络大潮,真的澎湃而来了。无论教师请愿还是卡车司机罢工之全国联动,抑或退伍老兵维权之举国一呼百应,更不用说公民结社的普遍政治呼求之呼呼鼎沸,已非个体维权的孤立状态,表明基于公民意识集结而成的人民的自我挺立,虽风吹雨打,虽欺瞒碾压,却不屈成长。他们是生民与市民,因而要钞票;他们是国民与公民,欲为选民,还想要选票。只有钞票,吃肉骂娘;只有选票,乞丐民主。两票齐备,天下太平。面对此情此景,为华夏邦国计,为亿万苍生计,既有的极权体制于血腥中登场,已到体面退场时节。——重申一句,该退场了!至于党派集团,如同今日蜷缩台岛的那个老大烂党国民党,不妨在和平落幕中华丽转身,再战政疆,用竞争机制获得的选票,于人民主权治下获授政府治权,而于执政中告别专政。因而,自此往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一阙迫使政治强权从“让利于民”到“还政于民”的全民进行曲。基此,政治和解,全民普选,迎接第三共和,一个中华共和国,是时代的最强音。阁下雅不欲做末代皇帝,但可竞争为首任民选总统,合力同心,而为中国的大转型踢出“临门一脚”,最终完成“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华夏邦国这一真正千年大业矣。

结语

三篇既毕,心力憔悴,欣然而怅然,愀然复释然。哦,这苍茫人世,这浩瀚苍穹,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而万物有本,天命大化,惟危惟微,全在一念。如此,头顶有佛,人生如寄,惟剩心魂不灭,尚飨!

大转型时刻将临未临,波诡云谲,人人屏气凝神,大地一片沉寂。有如夏日雷暴前的闷湿无声,宇宙纹丝不动。可是,我分明听到脚下春冰咔嚓,我确实看到枝头绿重黛浓,而仰望天空冰河万里铁马奔腾。凛冬已至,至暗时刻,孤绝凄清,一万个希望早已破灭,千万个憧憬冉冉升腾。啊,“我的山河一江春水,我的故国巫山云雨,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好一个大千,为了自由,放声歌唱,万民!

2019年元月6日,定稿于清华无斋

来源:端传媒
2019年1月10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