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世界日报》刊出恺弟先生大文，题为“郑义，盼你你能换一种心态”，因郑义首先揭露了中共曾在广西引发人吃人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恺弟被骇住了，撰文指摘“郑义虚浮幼稚的心态，追求震动效应，仅仅想创造一些震惊，让各媒体热闹一番，然而，中国的百年事业是如此一番热闹所能解决的吗？笔者无意站在郑先生政治立场之反面，只是诚恳希望改变一下心态，不实之东西对己对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可以作证人之一
要批判郑义追求震动效应而造出“不实的东西”，首先就得指出他所揭发的事例的虚假之处，但这位恺弟先生却声明在先：“这里，我们不去细究郑先生手中‘新闻’真实性”，既然没证据说明郑先生手中掌握的材料是假的，他的这篇指摘就是无的放矢，就是“虚浮和幼稚”。正常人的心态，看了郑义先后两次亲自调查广西各当事人的证词，司法机关的文件等，只会产生对制造人吃人惨剧的中共血腥统治的愤怒；如果像恺弟所反应的：他反而责难郑义不该宣扬中共一手制造的原始人的暴虐，人们倒要怀疑：这位作者的心态为何如此不正常？我们从
恺弟先生大文中两次提到郑义“让各媒体热闹一番”，似乎使他浑身不舒服，便可以推断，此人大概不仅是“虚浮和幼稚”而已。大概是想充当袁木第二的拙劣的辩护士，我是大陆来的老共产党员，我可以作为证人之一，证明郑义所揭发的广西人吃人惨剧是真实不虚的事实。我记起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曾颁发一个内部文件。（这时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该文件上写道：广西某县一个女性县委书记（名字已忘），她的提升是因为吃过若干反动派的心肝的纪录，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县委书记？广西省委处理意见：“意XX竟是吃人的野人，不适宜担任县委书记，应将她撤职。”中组部批示：应即开除其党籍。才知道文革时期广西有吃人的暴行。（我不能像郑义夫妇亲自去广西作深入调查，但却令我作三日呕。）后来得知，广西的吃人狂潮是在韦国清赞许下掀起的，在揪斗五类分子的群众大会上，只要执行主席向会场宣布，某某人某某人是不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哪？下面齐喊一声“该杀！”就有一群打手将点到名的人五花大绑押到一排柱子上，便有一批疯狂的“勇士”来行刑，将五类分子剖腹、抢食扒出来的心肝，野人们还比赛谁吃得多，吃得干脆而得到赞扬，赞扬其阶级斗争觉悟高。
中共文件证实事件
由于韦国清官运亨通，文革结束后，反而提升为军委政治部主任，他在北京遥控广西的部下和亲信，阻挠平反冤错假案。一九八三年胡耀邦调广东离休的一位省委书记，前往广西查明韦在文革时期的表现，这位省委书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给中共书记处，其中就提到广西的吃人潮，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还有两件事，我至今难忘：一件是韦国清调动军队，把一个四面环山的峡谷团团围住，将上万名南下干部的全家赶入这个山谷，用猛烈的炮火，掷弹筒将所有的老少男女斩尽杀绝，杀死了这么多人也不用掩埋，这个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仿效波
尔伏特在东埔寨所干的暴行。从广西回来的我的一个姓史的朋友，他对我证实了确乎有过这场惨案，他谈及此事时声泪俱下，犹心惊肉跳（他不知被杀的人数）
第二件：由于吃人潮引起社会的震荡，很多五类分子的子弟纷纷离家出逃，躲进深山老林，不敢回乡，四人帮粉碎已五年多，他们还不敢回家，其中很多人成了白毛女白毛男，我（指那位老书记）已派遣解放军深入深山老林，进行搜索，安抚他们还家。胡耀邦根据这份报告，解除了韦国清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余秋里接任。
这就是我知道的广西吃人潮的片段讯息，现在由郑义夫妇进行较全面的调查访问，写出系列的报导，凡我同胞都会感谢他。
它必然引起媒体的震动，是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竭力掩盖的重暴行之一。恺弟先生的大文一开头提出质难：“现在揭露这一消息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只有结束共产党的杀人如麻的血淋淋统治，才能保证不会再发生广西吃人惨剧的发生。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和党的历史不容掺假，才使暴君斯大林的恶面目公诸于世，这对于提高苏联人民的觉悟起了催化作用。要知道：凡实行新闻垄断的国家曾当作绝密材料而封杀的血腥惨案，一旦公诸于众，就具有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教育人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作恶多端的屠夫暴君不能
一手遮尽天下耳目，不论是谁，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除了少数人如恺弟之外，谁会指责郑义先生的揭露没什么意义，而端出中共所喜爱的“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呢？（恺弟大文中对郑义的“让各媒体热闹一番”颇不以为然，就是他捍卫这一信条的表现。）
谁说家丑不可外扬
恺弟大文的结尾处，还顺便给王某踢了一脚，他说“譬如某位甚受刮目相看的文学作家王先生，不知为什么，竟也拿起文笔，评论起中共的外交政策，及在联合国是否投了弃权票等等，为反对而反对，势必失去其公心及在理性，其结果有违于初衷……”
感谢他文中没点穿本人的大名，但我确实写过一篇“评中共在安理会上的弃权”（刊于去年八月十九日《世界日报》，恺弟先生指责我“失去公心和在理性”，为反对而反对。
反中共理直而气壮
在大陆，知识分子议论中共的外交政策历来是一个禁区，除新华社和国务院外交部发言人外，谁也不能置喙，如今王若望敢于批评中共的外交政策，引得恺弟先生大惊失色，这也不必奇怪。“为反对而反对”，它只表明不该反对，并未说明反对是否错了。总算没有指责我心态不正常，幸甚幸甚。不过我今后还是要批评中共的外交政策，并希望更多的专家拿起文笔打破中共设置的这个禁区。比如说：中共是解决柬埔寨内战的联合国巴黎和平协议的签字国，但背后却鼓励民众不按协议放下武器，以致内战频仍，安理会通过制裁赤棉的决议，中共又投
了一次弃权票。（这次只有中国一票弃权）这是可耻的一票。质之恺弟先生，该不该反对中共这一次弃权票？再如中共低头哈腰敦请日本天皇访华，中共首脑向日本保证天皇不必向中国人民认罪道歉，中共已证明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行径，你说该不该反对？
亲共之人的心劳日绌，理屈词穷，可见一斑矣？
《世界日报》1993年1月31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