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历史，含有以古喻今之意，借古讽今也在内。因人类的共性，演出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百年千年以后还是演出原有的版本。只怪人们容易淡忘，眼前的故事令人激动或是痛哭流涕，不知道历史上古已有之。最明显的事例是，奥地利的塞族菲迪南王子被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八十年后，南斯拉夫（从奥匈帝国分出）的塞族克罗西亚与克罗地亚回族部队又起冲突，就在当年引起战火的同一地点，断断续续打了六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拖得长。
估计近几年南斯拉夫的内战不至於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在西方有六个国家一起站在回族一方，是一种小规模的变了型的世界大战，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
这篇文章，不预备议论国际大事，所谓“三项类同的历史”，偏重谈中国人的循环往复的历史。
红卫兵杀死耶稣
耶稣是两千年前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是中国红卫兵杀死了他?
不是本人故作怪诞的惊人之笔。这个联想在我心中已积存几十年了，因其怪诞，从未形诸笔墨。
这要感谢毛泽东倡导的“回忆对比”。我的这个怪诞的联想是从“回忆对比”中比出来的。首先是我读了许多以“十字架”作为书名的小说或记事文，如爱情的十字架，荣誉的十字架等等。这里，耶稣的十字架成为苦难殉情的通行的符号，所谓“背着十字架迎接死亡”，大可不必去死的，仅仅为了“十字架”，似乎平添了崇高的意义，圣经中提倡“殉教”，其实是一种愚忠的宗教观念。历史上在殉教的鼓励下枉死的，该有多少人呀!
另外，我回忆起文革时期不断的挨斗，我的双手被红卫兵反缚在背后，苦不堪言，我安慰自己：“我是学着耶稣受难。”虽然我不是基督徒，这么一想似乎甘之如饴，从没想到抗争，其实还是阿Q的精神胜利。圣经里的名言“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应伸出你的右脸给他打”，比中国的阿Q更过头。
沿着上述的思路顺流而下，於是联想到耶稣之死。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介绍耶稣之死：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那么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宇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众人便竭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多拉见说也无用，反要生乱，就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圣经里惩罚耶稣的酷刑如此残暴，对比文革时期批斗五类分子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只是钉十字架的私刑，不是中国人发明。如果“十字架”的发明权属於中因人，那才称得上“荣誉的十字架”，大可以争得世界第一名。
我记得彭、罗、陆、杨被红卫兵揪斗，一字儿跪在台上，胸前挂着老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叛徒、内奸字样。台下的群众喊声震天。耶稣之死只有一人，中国的“耶稣”是四个人，后来又扩大至几百万人。大家总记得江西有个白毛男吧，他是在一场批斗会上，台上主持人询问台下的人，这个五类分子怎么处分呀?台下响起一片“杀、杀”的喊声，白毛男面临该杀，便疯狂地逃窜在外，一口气奔入深山老林，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直至被进山人碰上，把他当作野人。后来由他家属前往劝说，并保证回家之后不会送命，他才敢回家，被四乡人称作“白毛男”。这个外号沿袭“白毛女”而来，一白一黑之间，农民正是把“黑”的一方赠予共产党。
我自己亲历的公审大会，台上有两个人五花大绑，区长站在台前，没说出这两人犯下什么罪，只是嚷着张某李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台下庸众跟着喊：“该杀，该杀!”名曰“公审”，同样是凭台下公众一声吆喝判了五类分子的死刑。
白毛男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他比耶稣幸运：张某李某之死，那场面等於复制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情景。不同之处，公众呼喝杀死的是两个青壮年。
众所周知，文革中杀人越货的最大的教唆犯是毛泽东，现在把罗马总督彼多拉与中共主席毛泽东作个对比：彼氏在确定两个人中谁应处死，还徵求公众的意见，也算是尊重众人的选择，还有一点民主气味；彼多拉说耶稣是“义人”，在他心目中耶稣是追求正义之士，不是反革命。当彼氏发觉众人执意处死耶稣，他舀了水洗净手并说：“罪不在我。”彼多拉“洗手不干”，他肯定钉死耶稣是一种犯罪，而毛泽东几时承认处死无辜者是犯罪呢?
唐太宗打台湾
这又是一个荒诞的标题。如果允许我移花接木，把台湾换上高丽（朝鲜），把唐太宗换成江泽民——虽然江完全比不上唐太宗，但为了使得我的栘花接木衔接得紧，只得委屈大唐明君李世民了。
台湾面积比朝鲜小，朝鲜的人口比台湾多三倍：大陆与台湾隔着一片水域，朝鲜与大陆紧密相连，只有一条鸭绿江作为两国的分界线。唐高宗总章时，薛仁贵领兵一度攻下扶余城，鸭绿江（古称马茨水）未起到天险的作用。高宗死，高丽未派人向天朝进贡，就意味着不再受大唐节制。
李世民南征北讨，所向披靡，几乎是打尽天下无敌手，只剩下东北的高丽未曾臣服，决定在贞观十八年（公元六一四年）以战船五百艘泛海攻平壤。从东北陆地进兵，由李世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限日进发。
太宗手诏谕天下，为了鼓舞上气，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
再把历史镜头拉近，把江泽民对付台湾的局势作一对比：邓小平、江泽民早有攻台之心，中共死咬住对台不放弃武力，便是明证。
只因台湾隔海，不如鸭绿江进去那么方便，再加有个美国从中掣肘，要吃台湾不那么容易。假如朝鲜换上台湾，中共早就下手了。所谓抗美援朝，毛泽东也没能吃掉朝鲜。
至於“五必胜之道”，太宗讲的头一条——“以大击小”是完全对的。往下四条都像爱说假话的共产党，没有一条真能用得上。如“以顺讨逆”，中共自封正统，台湾是“逆”，中共写了四评骂李登辉，就是骂对方为千古罪人，一堆垃圾：“以治乘乱”，大陆是“治”，台湾则“乱”，明显是吹牛；“以逸待劳”，本是军事术语，双方几十年来未有开战，“逸”是适用双方的概念，而大陆的外资大多是台湾人供养的乳汁。
至於“以悦当怨”，台湾似乎怨声载道，而大陆人民却是欢天喜地，不如把“悦”和“怨”来个对调，倒符合实际。
回头再谈唐太宗东征高丽。贞观十九年，即发诏书的第二年春正月，韦挺不先行视漕渠，运粮六百余艘，因漕渠淤塞不能进，械送洛阳，崔仁师也免官，几十万部队没有粮草，就注定了败绩。之后李世勋稍有斩获，过了六十天，太宗以辽东天寒得早，草枯泉冻，上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至九月十八日只得认输，准备撤退，二十一日渡辽河，辽泽泥陷，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领万人剪草填道，皇帝下马亲自在泥沼地撒草才得前进。
冬十月初一，太宗至蒲沟，暴风雪，士卒沾湿，倒於途者累累，战士死於征东者二千余人，战马死十之七八。帝叹曰：“魏徵若在， 不使我行此道也。” （引自《旧唐书》东夷新罗传）
高丽方面，可以说不战而胜，该百济、新罗两郡王本因相互兼并，处於对立的状态，乘大唐进逼，百济，新罗复合。这情况与中共在台湾近海试放导弹，或进行海空演习，反使台、澎、金、马一致奋起，李总统的公信力大增，其势一也。
中共在台湾附近耀武扬威，是否会真刀真枪吃掉台湾?只须从李世民征高丽之战的历史中，可得若干启示。何况台湾之实力，包括财力、武力、人心、政治民主化等等，已非昔日之高丽可望其项背。反观大陆，它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各路诸侯和地方势力不服中央，上文解析“悦”和“怨”中，人怨沸腾正是中共致命的弱点。一旦中共军方真要动武，首先倒戈的是军队、地方诸侯、在江泽民周围心怀异志的人士等等。
莫以为大一定胜小，《西游记》的蜢虫钻进牛魔王腹中的寓意并非神话，中共开头也是一小撮人，二十多年中共逐渐壮大自己，终於吃掉上百万国民党部队。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估计在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的时日，由强变弱的辩证法将获得应验。
当年的延安是香港
先从历史上香港的作用谈起，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和法治，近水楼台只有香港，近百年来，革命势力由南向北，洪秀全太平军是如此，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蒋中正的北伐都是沿着这条线向北伸展。
中共统治中国，人民不堪其暴政，大陆人民又从北到南逃亡到香港，把香港当作避港。近三十年香港人口猛增，大概有超过一半的逋逃，全是受过种种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换句话说，当年延安的功能，被后来的香港继承了。
这一情势很像当年的延安，当中共尚未露出青面獠牙的早期，曾吸引了上万青年朝山进香，笔者也在其中。应该说，延安时期的党干部生活朴素廉洁，善男信女皆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只是在上述的限期内，我才敢说：“当年的延安是香港。”
据我所知，延安时期也发生过迫害王实昧和丁玲的情事，总的说来那时毛泽东还是比较收敛。彻底走向反面，那是占领大城市以后才大开杀戒。可以预见，香港在九七年接受中共统辖后，也会向封闭、专制、蛮横逆转。过去我曾在一篇短文《次殖民地新解》（一九九四年十月号《争鸣》）中认为，香港将变成次殖
民地。这个名词说明，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如在中共接管下，比英国总督统治更糟糕，中共的贪官污吏和太子党等等将肆无忌惮地进入香港，比英国殖民地时期更多了中共的官僚阶层，他们在香港可以无法无天，谁也管不着，北京当局对这批官僚特权阶层不可能行使监督。
香港本是世界四个金融中心之一，他们会把香港变成臭港。话又说回来，前一节讲到唐太宗的“以悦当怨”，被中共管辖的香港，由於香港居民大多受过它的折磨，“悦”不起来，“怨”气冲天将在今后的时日里反映出来。这是无可规避的一枚蓄势待发的地雷，信不信由你。
《动向》1995年9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