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历史,含有以古喻今之意,借古讽今也在内。因人类的共性,演出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百年千年以后还是演出原有的版本。只怪人们容易淡忘,眼前的故事令人激动或是痛哭流涕,不知道历史上古已有之。最明显的事例是,奥地利的塞族菲迪南王子被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八十年后,南斯拉夫(从奥匈帝国分出)的塞族克罗西亚与克罗地亚回族部队又起冲突,就在当年引起战火的同一地点,断断续续打了六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拖得长。

估计近几年南斯拉夫的内战不至於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在西方有六个国家一起站在回族一方,是一种小规模的变了型的世界大战,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

这篇文章,不预备议论国际大事,所谓“三项类同的历史”,偏重谈中国人的循环往复的历史。

红卫兵杀死耶稣

耶稣是两千年前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是中国红卫兵杀死了他?

不是本人故作怪诞的惊人之笔。这个联想在我心中已积存几十年了,因其怪诞,从未形诸笔墨。

这要感谢毛泽东倡导的“回忆对比”。我的这个怪诞的联想是从“回忆对比”中比出来的。首先是我读了许多以“十字架”作为书名的小说或记事文,如爱情的十字架,荣誉的十字架等等。这里,耶稣的十字架成为苦难殉情的通行的符号,所谓“背着十字架迎接死亡”,大可不必去死的,仅仅为了“十字架”,似乎平添了崇高的意义,圣经中提倡“殉教”,其实是一种愚忠的宗教观念。历史上在殉教的鼓励下枉死的,该有多少人呀!

另外,我回忆起文革时期不断的挨斗,我的双手被红卫兵反缚在背后,苦不堪言,我安慰自己:“我是学着耶稣受难。”虽然我不是基督徒,这么一想似乎甘之如饴,从没想到抗争,其实还是阿Q的精神胜利。圣经里的名言“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应伸出你的右脸给他打”,比中国的阿Q更过头。

沿着上述的思路顺流而下,於是联想到耶稣之死。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介绍耶稣之死: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那么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宇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众人便竭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多拉见说也无用,反要生乱,就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圣经里惩罚耶稣的酷刑如此残暴,对比文革时期批斗五类分子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只是钉十字架的私刑,不是中国人发明。如果“十字架”的发明权属於中因人,那才称得上“荣誉的十字架”,大可以争得世界第一名。

我记得彭、罗、陆、杨被红卫兵揪斗,一字儿跪在台上,胸前挂着老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叛徒、内奸字样。台下的群众喊声震天。耶稣之死只有一人,中国的“耶稣”是四个人,后来又扩大至几百万人。大家总记得江西有个白毛男吧,他是在一场批斗会上,台上主持人询问台下的人,这个五类分子怎么处分呀?台下响起一片“杀、杀”的喊声,白毛男面临该杀,便疯狂地逃窜在外,一口气奔入深山老林,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直至被进山人碰上,把他当作野人。后来由他家属前往劝说,并保证回家之后不会送命,他才敢回家,被四乡人称作“白毛男”。这个外号沿袭“白毛女”而来,一白一黑之间,农民正是把“黑”的一方赠予共产党。

我自己亲历的公审大会,台上有两个人五花大绑,区长站在台前,没说出这两人犯下什么罪,只是嚷着张某李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台下庸众跟着喊:“该杀,该杀!”名曰“公审”,同样是凭台下公众一声吆喝判了五类分子的死刑。

白毛男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他比耶稣幸运:张某李某之死,那场面等於复制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情景。不同之处,公众呼喝杀死的是两个青壮年。

众所周知,文革中杀人越货的最大的教唆犯是毛泽东,现在把罗马总督彼多拉与中共主席毛泽东作个对比:彼氏在确定两个人中谁应处死,还徵求公众的意见,也算是尊重众人的选择,还有一点民主气味;彼多拉说耶稣是“义人”,在他心目中耶稣是追求正义之士,不是反革命。当彼氏发觉众人执意处死耶稣,他舀了水洗净手并说:“罪不在我。”彼多拉“洗手不干”,他肯定钉死耶稣是一种犯罪,而毛泽东几时承认处死无辜者是犯罪呢?

唐太宗打台湾

这又是一个荒诞的标题。如果允许我移花接木,把台湾换上高丽(朝鲜),把唐太宗换成江泽民——虽然江完全比不上唐太宗,但为了使得我的栘花接木衔接得紧,只得委屈大唐明君李世民了。

台湾面积比朝鲜小,朝鲜的人口比台湾多三倍:大陆与台湾隔着一片水域,朝鲜与大陆紧密相连,只有一条鸭绿江作为两国的分界线。唐高宗总章时,薛仁贵领兵一度攻下扶余城,鸭绿江(古称马茨水)未起到天险的作用。高宗死,高丽未派人向天朝进贡,就意味着不再受大唐节制。

李世民南征北讨,所向披靡,几乎是打尽天下无敌手,只剩下东北的高丽未曾臣服,决定在贞观十八年(公元六一四年)以战船五百艘泛海攻平壤。从东北陆地进兵,由李世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限日进发。

太宗手诏谕天下,为了鼓舞上气,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

再把历史镜头拉近,把江泽民对付台湾的局势作一对比:邓小平、江泽民早有攻台之心,中共死咬住对台不放弃武力,便是明证。

只因台湾隔海,不如鸭绿江进去那么方便,再加有个美国从中掣肘,要吃台湾不那么容易。假如朝鲜换上台湾,中共早就下手了。所谓抗美援朝,毛泽东也没能吃掉朝鲜。

至於“五必胜之道”,太宗讲的头一条——“以大击小”是完全对的。往下四条都像爱说假话的共产党,没有一条真能用得上。如“以顺讨逆”,中共自封正统,台湾是“逆”,中共写了四评骂李登辉,就是骂对方为千古罪人,一堆垃圾:“以治乘乱”,大陆是“治”,台湾则“乱”,明显是吹牛;“以逸待劳”,本是军事术语,双方几十年来未有开战,“逸”是适用双方的概念,而大陆的外资大多是台湾人供养的乳汁。

至於“以悦当怨”,台湾似乎怨声载道,而大陆人民却是欢天喜地,不如把“悦”和“怨”来个对调,倒符合实际。

回头再谈唐太宗东征高丽。贞观十九年,即发诏书的第二年春正月,韦挺不先行视漕渠,运粮六百余艘,因漕渠淤塞不能进,械送洛阳,崔仁师也免官,几十万部队没有粮草,就注定了败绩。之后李世勋稍有斩获,过了六十天,太宗以辽东天寒得早,草枯泉冻,上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至九月十八日只得认输,准备撤退,二十一日渡辽河,辽泽泥陷,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领万人剪草填道,皇帝下马亲自在泥沼地撒草才得前进。

冬十月初一,太宗至蒲沟,暴风雪,士卒沾湿,倒於途者累累,战士死於征东者二千余人,战马死十之七八。帝叹曰:“魏徵若在, 不使我行此道也。” (引自《旧唐书》东夷新罗传)

高丽方面,可以说不战而胜,该百济、新罗两郡王本因相互兼并,处於对立的状态,乘大唐进逼,百济,新罗复合。这情况与中共在台湾近海试放导弹,或进行海空演习,反使台、澎、金、马一致奋起,李总统的公信力大增,其势一也。

中共在台湾附近耀武扬威,是否会真刀真枪吃掉台湾?只须从李世民征高丽之战的历史中,可得若干启示。何况台湾之实力,包括财力、武力、人心、政治民主化等等,已非昔日之高丽可望其项背。反观大陆,它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各路诸侯和地方势力不服中央,上文解析“悦”和“怨”中,人怨沸腾正是中共致命的弱点。一旦中共军方真要动武,首先倒戈的是军队、地方诸侯、在江泽民周围心怀异志的人士等等。

莫以为大一定胜小,《西游记》的蜢虫钻进牛魔王腹中的寓意并非神话,中共开头也是一小撮人,二十多年中共逐渐壮大自己,终於吃掉上百万国民党部队。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估计在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的时日,由强变弱的辩证法将获得应验。

当年的延安是香港

先从历史上香港的作用谈起,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和法治,近水楼台只有香港,近百年来,革命势力由南向北,洪秀全太平军是如此,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蒋中正的北伐都是沿着这条线向北伸展。

中共统治中国,人民不堪其暴政,大陆人民又从北到南逃亡到香港,把香港当作避港。近三十年香港人口猛增,大概有超过一半的逋逃,全是受过种种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换句话说,当年延安的功能,被后来的香港继承了。

这一情势很像当年的延安,当中共尚未露出青面獠牙的早期,曾吸引了上万青年朝山进香,笔者也在其中。应该说,延安时期的党干部生活朴素廉洁,善男信女皆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只是在上述的限期内,我才敢说:“当年的延安是香港。”

据我所知,延安时期也发生过迫害王实昧和丁玲的情事,总的说来那时毛泽东还是比较收敛。彻底走向反面,那是占领大城市以后才大开杀戒。可以预见,香港在九七年接受中共统辖后,也会向封闭、专制、蛮横逆转。过去我曾在一篇短文《次殖民地新解》(一九九四年十月号《争鸣》)中认为,香港将变成次殖

民地。这个名词说明,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如在中共接管下,比英国总督统治更糟糕,中共的贪官污吏和太子党等等将肆无忌惮地进入香港,比英国殖民地时期更多了中共的官僚阶层,他们在香港可以无法无天,谁也管不着,北京当局对这批官僚特权阶层不可能行使监督。

香港本是世界四个金融中心之一,他们会把香港变成臭港。话又说回来,前一节讲到唐太宗的“以悦当怨”,被中共管辖的香港,由於香港居民大多受过它的折磨,“悦”不起来,“怨”气冲天将在今后的时日里反映出来。这是无可规避的一枚蓄势待发的地雷,信不信由你。

《动向》1995年9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