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以要说再造，而不说继承发扬或重建，是由于“继承和发扬”带有从整体上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重建”，又带有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使用“再造”这个词，较能表达我们为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充分全球化、充分现代化，合理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性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再创造的意思。
再造中华文化的方针应以全球化为主，以民族化为辅。如果沿用中国固有的体用之说，也可以说：以全球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
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光辉灿烂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同埃及、巴比伦、印度相继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公元1400年前的印度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由此可见，在距今3400年以前的中国殷商时期，印度人就把中国称为支那，而且赞扬中国“文物特盛，民多智巧。”中国文化的繁荣进步延续了近三千年，孕育过西周典章、先秦学术、四大发明和汉唐盛世，到了公元14至18世纪，世界文化的重心转移到西欧。发源于希腊、罗马，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18世纪勃兴的北美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在现代和当代，共建全球化主流文化的科学文化、市场经济和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为内容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而是从西欧和北美输入的。
作者认为：作为人们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狭义文化有三个层次，即：以语言、文字、图像、器物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符号和形式为内容的表层文化；以价值观念、科学原理、道德规范、审美标准为内容的核心文化；以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特殊心理素质为内容的深层文化。核心文化是决定时代性质和人类共同发展方向的文化，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必须全球化。表层文化，只是文化的符号和形式，应该实行民族化、多样化，但应寻求各民族表层文化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形式和方法。深层文化已经形成一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保守性最强，变异性最少，而且同核心文化没有冲突，应该而且只能实行民族化。
这里，先讲一讲中国汉族和那些基本汉化的少数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以下简称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直观思维优于逻辑思维；具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整体思维优于分门别类的分析思维；注意平衡和谐优于竞争、冒险；求善求实用优于纯粹求知的知性思维；等等。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人，虽然也学会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思维、知性思维以至竞争、冒险精神，然而，让两个具有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较，中国人仍然更长于直观、具象、综合、实用、平衡、和谐。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长于以简驭繁。一支毛笔可软可硬，可粗可细，能写能画，能皴能涂，变化无穷。两支筷子，可以挟菜，可以扒饭，可以切肉，比西方人的刀子、叉子更加运用自如。一个二进位的算盘，可以加减乘除，可以开方，可以把圆周率计算到零以下的十几位。中国人搞建筑设计和改装机器，也是由繁到简者多。在文学方面，中国人崇尚简洁，惜墨如金，没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述和风景描写，只有惟妙惟肖的几笔勾画，而且写景、写情、写心理状态是同书中人、剧中人的动作和语言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的学术论文也少有繁琐的论证。中国的戏曲舞台，一张桌子可以象征一张床、一道城、一座山；四个兵可以代表千军万马；在舞台上，刺绣不用针，喂鸡不用鸡，骑马不见马，只用手势和口技就表现的栩栩如生。中医注重调整人们的四肢百骸、精神和肉体、经络和穴道的整体功能。中国的诗、文、书、画，特别讲求“神韵”、“意境”、“风骨”，讲究“意在言外”“力透纸背”、“得鱼忘笙”；讲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上四句见司空图《廿四诗品》）讲究“画到形神飘后处，更无真相有真情”（见倪云林咏画诗）中国人的骨肉之情、男女之爱、朋友之谊、乡土之恋，也有一种不同于外国人的潜在情愫，有些长期生活在西方，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语言文字方面完全西化的人，如胡适、林语堂、赵元任等，仍然不改其中国文人的气质。这说明：他们的深层民族文化素质没有改变。但是，保持其深层民族文化素质同他们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科学原理方面的充分世界化，并没有冲突。
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民族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地理环境和文化自身的积累，同这个民族的制度文明没有多大的关系。核心文化的主要来源则是经济、政治方面的制度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有两大基石，一个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个是大一统一元化的君主专制、家庭专制、社会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由自然经济发展而为计划经济由古代专制发展而为更加严密、更加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现代专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文明，都不可能产生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他们只能在西欧和北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制中产生出来，输入进来。
有人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为借口，反对来自西方适用于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引进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维护“西方中心论”，就是不爱国，就是屈从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上述的责难。
第一、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中心不断转移，相继出现过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而在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下一个中心都要从上一个中心吸收其文化资源。例如：由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进化而来的西欧、北美文明，不仅充分引进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二进位制和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产品，而且吸收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学说和文官制度和监察制度，杰弗逊在说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理论依据时还说他的依据之一是孔子的思想。现在，中国作为文化中心的时代早已过去，欧洲和北美作为文化中心的时代尚未结束。我们要以平常心态对待西方文明。不要以为西方文明仅仅属于西方国家，而要看到西方文明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今天已经反映在联合国的宪章、宣言、决议和国际公约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既然在中国文明居于中心地位时，全世界都学习和吸收过中国的文明成果，那么，在西欧北美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时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来改善和提升自己，争取再现昔日的辉煌呢？
第二、什么是爱国，怎样去爱国？甘居落后，死抱着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的人，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和害国。只有努力争取我们的祖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我们的人民享受自由、富裕、幸福，才是爱国。这就需要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和实践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普世的先进理念，而抛弃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和计划经济那一套阻碍国家繁荣进步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东西。
第三、效法西方文明同反对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并不矛盾。
我们注意到：西方一些大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国内，他们的国家制度决定了要实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先进理念；在对外关系上有时却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尊重或者牺牲外国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尤其是他们在反对发展中国家不民主的政府时，把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分辨不清，一概加以反对。加之，现在实行霸权主义的，不一定是西方大国，东方某些国家也在谋求地区霸权，公开的如伊拉克的萨达姆集团，潜在的如日本、印度的军国主义的势力。由此看来，防止和反对霸权主义，仍然不可忽视。不过，防止和反对霸权主义同效法西方文明并不矛盾。在8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两个口号不是并行而不悖吗？现在，越是能够效法来自西方的普世文明，就越是有利于防止和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
还有人用所谓的“东亚价值论”来抵制普世价值，维护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东亚价值论”的创始人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提出理论根据的是海内外一批新儒学的学者们。他们认为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种以儒学为精神动力，在专制政治或威权政治下实现工业化的“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在执政前曾经发表一篇精彩论文反驳李光耀先生。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是专制主义，也不是儒学，而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投资自由、信贷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思想自由、信息传播自由，等等。香港的廉政和法治也居于世界的前列，正是这些优势，促使香港成为对亚洲和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自由港和发达地区。新加坡不是一个专制国家，而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因为他实行着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李光耀先生自己说过：“由于我们在任何一届大选中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小心谨慎，不滥用权力，而且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证明了我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新加坡之所以在李光耀执政期间能够实现威权政治，那是因为李光耀是开国领袖又具有公仆精神和卓越才能；也由于新加坡只有200万到300万人口，是一个小而集中的城市国家，信息的传递、收集、选择十分方便，行政指挥也十分灵活。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起飞，并不在极权政治强化的时候，而在民主化起步以后；在它们经济起飞的初期，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信义和家族血缘关系的因素，也许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当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提升以后，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家族关系、私人情面、“关系学”等儒学糟粕，对于民主、法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现在的韩国正在杰出的民主总统金大中先生的领导下加大“西化”的广度和深度。2001年1月，李光耀先生也发表谈话说：“儒学已经过时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共同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次要的。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差异性只占1%嘛，我们不能用特殊性来取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性。
还有一批国粹派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后冷战主义”等后学号思潮结合起来，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矫正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已经产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人际关系失调、生态环境失调等种种弊病，必须用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勤俭节约、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等“优点”来加以矫正和代替。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西方文化中的优势和弊病都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经过无法回避的。我们不能害怕产生那些弊病就不去效法西方的先进文化。20世纪初期，梁启超曾经发表过《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的文章。他说：“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防舟车之利也；语以造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悖纯朴之风也；语以设学校，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办武科，必曰恐民挟武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以滋事也。”但是“防弊愈密，为弊愈甚”。最后，梁启超做出结论说：“因噎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东西哲学及其比较》一书中说：我们东方文化“所有的不及人之处，就在于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我们不待抵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之路，所以，至今还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有得从种种权威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好专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数千年之后，也没什么两样。”梁启超和梁漱溟先生在80年前所讲的这些看法并没有过时，不论各种“后”字号学派揭露的西方文化的弊病是否准确，中国大陆目前还处于前现代时期，我们今天并不是缺乏群体主义，而是缺乏伸展个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人格的精神；并不是缺乏中庸和谐，而是缺乏平等竞争、争先冒险和探索、创造精神；并不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空虚和资源浪费，而是贫穷、蒙昧和政治专制、分配不公，社会不平等、不民主造成了种种重大的社会问题。
第二、当代西方世界，从机械的自然观转向有机的自然观；从强调生存竞争转向注意生态平衡；从直线式的进化论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从分门别类的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静观的知性分析转向能动的知行结合。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似有先见之明，认为在21世纪中国文化有取代西方文化的趋势。我们承认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看作现代的有机自然观和生态平衡观，不能把中国式的历史循环论看作螺旋式前进的现代发展观，不能把缺乏精确科学分析的模糊的整体思维，看作在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基础之上的整体思维，不能把偏于实用哲学和伦理道德的知行合一，看作在全面知性分析基础上的知行合一。具体来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中国的道家还主张人类要顺应自然，这是正确的。但是，把自然进化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作完全一致，却是谬误的。事实上，自然界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却是不义的，是应该矫正的。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把认识等同于天意，把景星、瑞云和日蚀、月蚀、彗星出现以及地上的麒麟、凤凰、灵芝、琼花、麦秀两歧等自然现象同人间的祸福治乱联系起来，那更是迷信了。运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可能解决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问题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论，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必乱，乱极必治。这反映了古代的中国人没有找到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长治久安之道，只能在一种相同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中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毛泽东继承和发展这种历史循环论，他要搞“七、八年再来一次”的不断革命，以便“由大乱达到大治”。这种历史循环论是不断制造灾难的理论，他同现代的螺旋发展观毫无共同之处。现代的螺旋发展观，是说：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是向上发展的；但不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环节都是前进的、向上的，而是有进有退的。例如：20世纪，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是大发展的时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形成了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局面。但是，在政治上和国际关系上，既有大倒退，又有大进步。一方面，发生了两次空前残酷的世界大战，牺牲了一亿人的生命；发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出现了以德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种空前残酷的极权制度，又牺牲了一亿多人。另一方面，产生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联合国，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标准，出现了80多个民主国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持中、和谐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儒家实现持中与和谐的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道家实现持中、和谐的方法是“无知、无欲、无为”。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克服西方社会竞争过激、消费过度而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失调，那是药不对症，不可能达到持中、和谐的目的。现代社会要实现持中与和谐，只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源与消费之间找到一种能够用数量表达出来的量度，通过制度与法律，争取它们之间的大体平衡。至于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那是完全不能代替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不是缺陷，极端利己主义才是缺陷，所谓个人主义，就是权力、责任、利益，都要以个体的人为承受对象。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人权、民主、法治的基石。中国式的群体主义则是：个人被抽掉了，群体被架空了，人民被抽象化了。这样的群体，就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以每个人的自由为条件实现一切人的自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虚假的集体”。美国人是最强调个人主义的，但是，美国人的社会公德和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心远远超过口头上标榜集体主义的中国人。中国大陆有一首早已流行的民谣：“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骗人，90年代各人顾各人”。这是对中国式的集体主义的最大讽刺。
在上面，我讲了再造中国文化必须以现代的普世价值作为核心内容。那么，中国人能不能接受这种普世价值呢？能够，完全能够。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虽然明确、系统的理念产生于西方，可是，在中国文化中都有与其相容、相通的思想资源。例如：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都尊重人的地位，人的生命，人的需要，人的本性。他们把天、地、人并列而成为“三才”，庄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老子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儒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说：“食，色，性也。”还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国各家都提倡人学，反对仇恨和残杀。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胜残去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佛家提倡大慈大悲，老子也强调仁慈。以上这些思想资源都是接受和推广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再造中华文化，还要采用正确的方法。
第一、首先解决制度文化的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采用的方法，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鲁迅致力于改善国民性，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在运动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思想是要先行的。但是，在“五四”运动80年以后，今天中国有些先进的学者仍然停留在强调公民教育和思想启蒙方面，这恐怕不够了。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问题，这也是中国旧有的传统。这个传统恐怕也要打破，要把思想启蒙的成果不失时机的落实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廿年改革的经验证明，当农民突破了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建立了家庭承包的新体制以后，安土重迁，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的观念大大减弱了，民主选举干部和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在广东和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官本位”和“农本位”的社会已在向工商社会发展，企业文化和村社文化开始发展起来。看来，改革开放的自然顺序，是由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起来了，文化才会发展和进步。单纯在文化上做文章不行；只搞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去再造中华文化也不行。
第二、改革和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人们一生所使用的知识和能力，学校只能提供一部分，大部分要靠走向社会以后的学习和实践去获得。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致知途径、审美情趣，基本上要在15年到20年的学校教育中养成；而且，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走上社会以后又会教育和影响许多接受学校教育不多的人。所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再造中华文化的主要基地。现在各级学校缺乏一门最重要的公共课程，就是公民教育。应该在中学和大学一切院、系、专业都设立公民课，教育内容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公民按照中国宪法和联合国的宪章、宣言和国际公约应当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以及如何维护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公民课程和道德教育，还必须以普世公认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彻底清除奴化教育的内容。其他课程的教育内容要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同时要注意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第三、对优性文化的吸收、张扬和对劣性文化的清除、排拒，不能采取行政方式和强制手段，只能运用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重点是一切古代和现代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而对现代迷信和现代专制的批判是重中之重。不过，这又同官方的要求不一致了。官方对于目前两岸三地充斥银幕、荧屏和出版市场的美化帝王、后妃、文臣、武将以及恶俗的武打、警匪、色情、无聊的作品，听之任之加以纵容，而对那些宣传现代迷信、现代专制主义的东西又当作主旋律作品，不惜工本、不顾读者和观众的意愿大力制作。相反的，对那些批判现代迷信、现代专制、现代奴隶主义和宣扬普世进步理念的作品，却又视若洪水猛兽，竭力加以封杀和打压。所以，问题又回到根本上，回到制度文明上了。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解决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再造中华文化是无从谈起的。不过，我们民间知识界可以尽其所能先干起来，不能迈大步，就迈小步。再造中华文化，起步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先，发展和完成只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后。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核心文化改造以后，作为文化符号和形式的表层文化，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良风美俗是会保存下来，以它的特殊色彩丰富世界文化的百花园。至于深层文化，你就是放任自流，它也不会大变，不会消失，如能有意识的加以开掘和发展、提升，它就会更加异彩纷呈，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永恒的魅力。
原载《中国之春》
新世纪（9/10/2001 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