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胡乔木统战王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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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市委宣传部转来北京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在五日内晋京去见胡乔木。这时,市委宣传部换了王元化,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陈沂部长本来把我调至党校,是把我踢出作家协会的第一步,第二步却未能实现,实由于作协党组的抵制,市委也不同意开革一个作家(全国还没有先例)。对于善写杂文的王若望,这么做尤其不可。

没过多久,陈沂本人告老退休,他的阳谋全部泡汤。

我去找新任部长王元化。到北京去是甚么紧要大事,找我一个人能干甚么?

王元化也不知底细,只是说:“你就快点去吧,大概有什么事情要你去面谈吧”。我是带着莫测高深的疑惑上路的。

出了北京机场,中宣部已派了汽车等着我,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放开,我估计这是中央一级要员才能享受的待遇。住的地方是景山宾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乔木在他家中接见我。我可以使用一辆小轿车,请我记下电话号码,如果外出有事,打这个电话,便派汽车接送。

谜底尚未揭晓,这一晚上作了种种猜测,怎样也猜不着乔木是把我当作统战对象!

第二天如期来到他的寓所,言谈间他承认“小王”(他这么称呼我,由于我十九岁上与他初次见面,所以显得格外亲切吧),你在文化界是有影响人物,接着便讲出了他的意图,我把记忆中的对话介绍如下:

胡:我们决心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概念并不清楚,不过叫惯了,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极右的东西,还是可以的。中宣部草拟了一份名单,其中也有你,我觉得你所犯的污染还不算突出,我了解你并无一定的主见,认为你是可以争取的,我们认识有半个世纪吧,在名单中只有你跟我有这么久的历史。我对力群(即小邓)说了,我可以说服你,看能不能挽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王:我没有明确站在两条路线哪一边(我以装傻的口吻说)。什么叫精神污染,这个概念委实不大清楚,是不是周扬,王若水的文章算是精神污染呢?

——当时文化界正在批判周扬发表在《人民日报》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点,文艺界则批判宗福先、流沙河、戴厚英、刘索拉、白桦等人的“污染”。这些人大概就在邓力群草拟的黑名单之中吧。

胡:(压低嗓子,似乎还有更严重的消息)这些人的问题不大,全国范围除了周扬同志,巴金两位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他对毛主席的否定,连王震将军都跳脚。他在香港报纸上诋毁他。(指巴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专栏《随想录》,那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我听了很吃惊,只当作没看过《随想录》,便插话打断他——

王:我倒听说,王震当着外国人,骂巴金是反革命,是不是太过火了?

胡:王震缺乏涵养,不该在外国人跟前讲。我们的批评首先要与人为善嘛,象钱钟书,他就不谈政治嘛,没一个字讲到主席,所以没一个人骂他。这两天海外的夏志清,刚巧回国,他就要去拜望钱钟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本(他随手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偏颇,估计钱老不会跟他辩论的。(话锋一转,他紧紧抓住统战的目的,回到正题,继续说下去):

上海的文联,改选的问题拖了五六年,按你的资历,当个副主席或主席,不会有问题,到了正式召开的时候,我会告诉王元化的。(统战的策略提升到“封官许愿”了。)

你的问题就是党性不强,紧要关头你就不听党的话,而你却对巴金、王蒙非常欣赏,王蒙至少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吧?

(胡掏出很小的笔记本,看了一下)这里有两三个题目,随你挑其中一个,象王若水同志批评某某那样,也写一篇批评精神污染的文章,先在《解放日报》刊登,由《光明日报》转载,回到上海你就动手写。

王:(我发觉这是他在招降纳叛,而我的这条防线是不会被他攻破的),对你的建议,我还没吃透,有些犯有污染的文章,没有认真研究过,让我补课以后,还要参考一些有力的正面论点,写出批判污染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胡:你那么认真,一定会写好,你先好好学习《邓小平文选》,把它吃透,多引用他老人家有关反污染的论点。

我怕他下不了台,就表示回到上海试试看,晋京谈话即告结束。

我起身要走,又碰上邓力群老先生,他客气地打招呼:“你们谈得怎么样”?

胡代我回答:“还好,小王答应回上海写出文章来。”

小邓微笑着说:“那就好嘛。明天还有徐悲鸿展开幕,你参观了他的画展再走”。我点点头。

这次进京,以为能够见到胡的夫人,她名谷羽,在四十六年前在安吴青训班,我跟她熟识,那时名叫黄桂英,乔木很有点浪漫,并不像如今一本正经,教务长乔木追求她,我在她跟前为浪漫的乔木说好话,实际上我成了他们的媒人。这一回没见着谷羽,不知是她丈夫的阻挠,还是她不愿见我。

我回到上海,第三天,有一位《解放日报》的记者,竟就来向我索取稿子!但因为我本来只是为应付的回话,所以对胡乔木要求的文章,始终没有写。

《中国之春》1997年3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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