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及身而绝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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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复杂的人物,很难给他划类别、贴标签。中年以前他简直一天比一天激进,中年以后却似乎一天比一天保守。他曾经是追随康梁变法维新的改良派,后来却对康有为及其政治主张冷嘲热讽、口诛笔伐。他曾经是明星式的革命先知,后来却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纠纷不断、冲突不止,革命胜利后被孙氏及其“革命事业接班人”诬为“反动学阀”、“反革命”。他曾发表最激烈的“反满”、“仇满”言论,为“排满革命”提供了堪称完美的学理表述,却在革命爆发之际立刻改口“满族亦是中国人民”,且至死以含“排满革命”之意的青天白日旗为篡僭、以寓“五族共和”之意的五色国旗为正宗。他早年曾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实为“五四”以来长期反孔思潮之夺路前锋,他甚至无端编排出“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等荒诞不经的故事,到晚年却又追悔莫及、真诚自责,承认当年“诋孔”言论为“狂妄逆诈之论”(文革初期章太炎因“晚节不终”竟被红卫兵暴徒掘墓抛尸,到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却又因其早年曾率先“批孔”而获得“法家”、“旗手”的“光荣称号”)。……按以上种种,如果章太炎也有所谓“人事档案”,其“政治面貌”一栏,恐怕是没法子填的。

在旁人的眼里,章太炎是一个角色错乱的人:在儒门里他是愤世狂狷的道家,在道家里他是心向大乘的佛徒,在佛徒里他是仗义挺剑的侠客,在侠客里他是博古通今的国师。在改革家中他最革命,在革命家中他最博学,在学问家中他最热衷政术,在政治家中他最钟情“国粹”,在国学家中他最多新思想,在思想家中他最为“疯癫”。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动”,大师与“疯子”,文豪与莽夫,这几对几乎是相反的标签,似可并排贴到他的身上。令人称奇的是,在跨度极大、落差极高的角色之间,章太炎无需过渡即可转换自如、游刃有余——真可以用得上鲁迅赞其师的那句大话:“并世亦无第二人”。无论选定什么角色,章太炎干什么象什么,哪怕是做“疯子”,其水平也是一流的——敢拿“至圣先师”开涮、向光绪皇帝寻衅、冲“革命先行者”发飚、对袁大总统撒泼,“发疯”的层次之高,岂是凡夫俗子可比?

即便在自己的眼里,章太炎的角色定位也模糊不清。因《苏报》案而坐牢的时候,他写过“上天以国粹付余”,大闹总统府而被拘之后,他又写“吾死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其民族使命感之强、文化自负感之高,几可与孔曰“天丧斯文”、孟曰“舍我其谁”相比。由此可知,章太炎自认身份应为传承中华文化之“学问家”无疑。然而,他又绝不愿意只当一个纯粹的学问家。每逢国家出事、政局变乱,他都会立刻丢下文化、拿起政治,把自己摆在医国圣手的位置,高谈阔论、肆意褒贬,以至于硬以鸡蛋碰石头,将身家性命连同上天所付之“国粹”都一并豁了出去,——直到把全国有分量的政客、党棍们挨个儿得罪遍,直到把自己逼到墙角再无腾挪余地。我们的太炎先生,可全然没有德国大文豪歌德“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的镇静功夫。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认为章太炎的真正理想不在文化、乃在政治,他一心要做“王者之师”。与章氏一生行迹相较,此论有几分道理。但章太炎生不逢时,他踏破铁鞋也未找到真正的“王者”。从他极端挑剔的眼光看来,“异种”光绪帝是“未辨菽麦”的“小丑”,孙中山是品行不端的“无赖”,黄兴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袁世凯是包藏祸心的恶棍,唯有半途革命的黎元洪廉洁奉公、爱国爱民,却“绌于拨乱”,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能。于是乎,章太炎只能回到书斋,以文化学术为生命与灵魂的依归。

而在朴学、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佛学这些他烂熟于心的国学门类之外,章太炎却自认医学第一。此话并非自嘲,是他认真的自我总结。只怕懂医的、不懂医的人们都很难同意——虽然章氏出身于“三世皆知医”的世医之家且本人十分精通古代中医典籍。看来,章太炎既不是一个易为他人所理解、所同情的人物,于自知之明方面,这位大学者也是大有瑕疵的。

章太炎的与众不同不是单向度、而是“全方位”的:从言谈到举止,从形貌到内心。且几乎达到“令人骇怪”的程度。所谓“特立独行”、“径行独往”,所谓“忤时违众”、“矜奇立异”,所谓“出语惊人”、“好为高论”,所谓“依自不依他”,章太炎是也。

与章太炎同时代的“体制外”大名人——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也都颇异于常人,或才识过人,或胆略超群,但仍有平凡人庸常生活的一面。比如,孙中山重仪表、爱美女,康有为喜舒适、好虚荣,梁启超特别疼爱他的一群儿女。但章太炎不然,他是个缺少常人情趣的人。他蓬首垢面,衣衫不整,性情古怪,生活单调,清心寡欲,言行奇特。他吃菜只吃最近的一盘,衣服可以一年不洗。总而言之,他是个“彻底”的怪人。

章太炎的奇闻轶事特别多。比如说,他总是记不住自家的地址,却记得某人某言在《汉书》或《十三经注疏》的哪一页;他说文论史不假思索,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日常生活却丢三落四、一塌糊涂;他半夜醒来忆及某书某事即起床查书,翌晨仆役进室洒扫见其持卷独立、呆若木鸡,必惊呼“老爷,你没穿衣!”他完全分不清货品价格之高低,却十分乐于亲任出纳天天数钱。

胡适日记里也记着一件章太炎的“怪事”:民国元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封了官,任“东三省筹边使”,他到北京找到国务院秘书陈仲恕,要求借外债六百万,请转致袁总统批准。问其为何借款,章答,“老实对你说罢,我可得六十万回扣。”还说,“黄兴、孙文都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陈仲恕不肯代达,章太炎生气而去。第二日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袁的“财神”)答应送他两万元,章嫌少,大怒:“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到第三日,他又主动写信要一万元,全不提前两日之事。

这样的一个人,若非天才,必是疯子。而章太炎似乎二者得兼,在某些领域他是天才,在另一些领域他稀里糊涂、不明所以。他早年患过癫痫,致科举之途断绝,而他的“疯癫”却不是生理性的。他曾自称“神经病”,而他所谓“神经病”,则是指执着于革命大业而不计功名利禄,约等于“毫不利己,专门革命”,他以做这样的“神经病”而自豪。“章疯子”的外号更曾举国皆知,民国初年,同盟会方面的报纸《民权报》、《民强报》、《民立报》、《民主报》只要提起这位“同盟会的蟊贼”、“狗彘不食之章炳麟”,必以“疯子”之称大相讥讽,揶揄挖苦不遗余力。——幸亏革命党的《革命方略》未成现实,否则,若实行起“革命军政府”之“军法之治”,背叛革命党的“章疯子”恐怕在劫难逃。

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鲁迅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其实,对于“后哲”或“后生”,章太炎是绝不宜当榜样的。他的行事风格过于怪异,别人不一定愿意模仿,也多半模仿不了。比如“三入牢狱”,就基本上是自找罪受,常人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让章太炎成为人所共知的“革命家”,但原本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负责查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私下找吴稚晖放风,提醒他们快跑,陈范(《苏报》老板)、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都跑,章太炎偏要效谭嗣同“必流血,自我始”。他内心里以坐牢为莫大光荣,甘愿牺牲一己自由而为“排满革命”铺排声势、推波助澜。可是他不仅自投罗网,还招敬爱他的好友邹容去自首(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四人为结义兄弟,章太炎与小他17岁的邹容感情最要好),结果受尽印度籍狱卒的虐待折磨,致邹容庾死狱中,章太炎为此抱憾终生。

第二次是在日本入狱,因为拒缴东京法院对《民报》一百多日元的罚款,被警署拘捕,“将以役作抵罚金”。这也不是常人的选择。拿钱赎他的却不是革命党,而是他的学生许寿裳、龚宝铨。那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不足自资”,主编章太炎几乎断炊,靠啃麦饼充饥,“专任筹款”的孙中山先生却因曾与章太炎冲突而不施援手,“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且阻挠陶成章赴南洋为《民报》集资,并在南洋另办《中兴日报》以排挤《民报》。此事激怒了章太炎,所以,当日本政府欲封禁《民报》,他便以自投牢狱的极端方式表达对革命战友的失望和对孙中山的愤慨。

第三次入狱则是因为怒闯中南海,在总统府接待室里大打出手、摔碗砸物,被袁政府软禁。民国伊始,章太炎与同盟会、孙中山因“倒孙风潮”之旧怨、陶成章被杀之新仇而闹僵(在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蒋介石暗杀后,黄兴曾私下透露章太炎亦在暗杀名单之中,因黄兴干预才得免祸),他本来政治立场鲜明:反孙黄、拥袁黎,但宋教仁被刺身死之后,章太炎听信孙黄一面之词,认为宋为袁世凯所害,从此又与袁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宋是章好友,且宋之才识被章誉为“江左夷吾”)。被袁软禁期间,章太炎每日疯言疯语,专以辱骂、诅咒袁世凯为乐事。而袁世凯却不予理会,给章月奉五百元(略高于一流教授的工资),配给成群的警员作仆役,且令警员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毁物听便、毁完再购。章太炎出门坐轿,竟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亲自骑马护送(在极讲资历的北洋系,陆建章是与段祺瑞、冯国璋同一辈分的人物。此人也是后来的风云人物冯玉祥的“贵人”),由此可见袁世凯待章太炎绝非苛刻。袁世凯曾对人说,“彼一疯人,我何必与之较真?”(注:在章太炎因“伪《民报》事件”攻击孙中山“密受外贿”、“乾没巨款”、“卖国卖友”时,心地善良的黄兴也曾说过与袁世凯类似的话劝慰孙中山:“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袁世凯死后,章太炎不再骂袁,反说袁是个好人。若干年后他说:“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诟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所谓“恶之欲其死”的“近人”是指蒋介石。蒋介石自然是容不得别人恶语谩骂的,哪怕那个人是大名鼎鼎且“疯头疯脑”的章太炎。不过,蒋介石再不济,章太炎仍得以善终,章在临死前对立志抗日的蒋先生已有所谅解,章死后国民政府也颇为大度地下达了“国葬令”。若换了我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管你是学富五车的“章疯子”还是才高八斗的“康圣人”,若不服改造、乱说乱动,定叫你生不如死、死无完尸。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若有谁真敢以章太炎“三入牢狱”为“后生的楷范”,那岂不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百年以来我国最高当权者的人品修养与政治度量,毕竟以差强人意的袁世凯为最佳,这真是太炎先生之万幸,亦是“后生”们之大不幸。

章太炎自视甚高,个性极强,脾气特大,故不易相处,难于共事。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难得与他善始善终。在精神气质上,他是独行侠,绝不适宜于壁垒森严的“组织生活”,亦不适宜于冠冕堂皇的“体制内”生存。但他自己似乎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在《时务报》,他因讥讽康有为而与曾经惺惺相惜的梁启超不欢而散;在武昌,他因“时有欺君犯上之辞”而被延揽他的张之洞、梁鼎芬扫地出门;在爱国学社,他因琐屑之事而与吴稚晖结下终生不解的私怨;在台湾避难,他因抨击日本人压制台湾人而被收留他的《台湾日日新报》驱逐;在同盟会,他因谴责孙中山接受并隐匿日本政府赠款等事而致革命党由内讧至分裂;在他亲手创建的统一党(民国第一个政党),他因不愿“为人傀儡”而视党如无物,党亦弃他如敝屣;在袁政府,他兴冲冲奔“筹边使”官职而去,三个月后即因诸事不顺铩羽而归;在“护法军政府”,他因与孙中山、唐继尧等“人心不同,难与共济”而剃度为僧,黯然北返。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还是个动不动就挥拳动腿与人打架的莽夫。他在《时务报》被梁作霖(梁启超的弟子)率众殴打,在《正学报》被梁鼎芬当众“杖击”,在爱国学社被章陶炎(章士钊的弟弟)打过耳光,在《民报》社被刘师培夫妇殴打。而被章太炎赏以老拳、手杖的则有张继、黄兴、曹亚伯等人。关于章太炎打黄兴,1912年北京《民主报》有回忆文章说,“(《民报》被封后)太炎搁笔,饭碗为碎。……太炎则贫如乞儿,夜不得食,乃日迫克强先生,一言不合,辄以盥器遥击,克强先生额为之破”。所有打的、被打的,其实都不是外人,而是曾与章太炎要好的同事、同志、学生、朋友、兄弟。在这些个纠纷中,诚然也有路线、立场、观点上的分歧,但更多的则是性格、脾气、个人恩怨上的冲突。

章太炎不是谦谦君子,对于自己所反对的人和事,他是疾言厉色、不依不饶的。他骂起人来言语犀利,气势非凡,没有几个人能够招架得住。在这方面,乃徒鲁迅可谓得其真传。师徒二人都是写“斗争文章”的一流高手,都是嬉笑怒骂、夹枪带棒,“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一个是用艰深古奥的文言文“斗争”,另一个是用晦涩凝练的白话文“斗争”,而凌厉激烈、阴冷刻薄、诙谐老练、针针见血,则二人一脉相承。鲁迅文风颇肖章太炎,正如胡适性情略似梁启超。

章太炎文风之犀利可举几副对联为例。他骂康有为的“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取自《左传》和《论语》,显“有”、“为”二字,隐“妖孽”、“贼”三字,用典巧妙,对仗工整,简直令人叫绝,却失之于刻薄。他借追悼川籍革命烈士之机大骂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所送挽联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革命党人为争权夺利而暗杀老同志、损害新国家极表愤恨。孙中山死后他写了两副挽联,一为“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一为“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责备孙中山不该与苏联结盟、搞个人崇拜、分裂国家、策动北伐。他这几副挽联与他“三民主义是媚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的名言一样精彩,可是,人家正办丧礼,他偏要趁机损人,似有失厚道。至于他骂吴稚晖的“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袴,勿令后穿”、“门下小吏,校内洋奴”之类,倒是痛快淋漓,将吴骂得狗血喷头,却少了些大家风度,算不得什么好文章(鲁迅偏偏最喜爱章太炎这类文章)。

章太炎是一个缺少魅力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盟友和战友差不多最后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但他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教育家,“五四”前后章门弟子已经大成气候,在各家大学里安营扎寨,很有势力。章太炎到北方讲学,必有一群执弟子礼的著名教授侍立两侧,恭敬如仪。在那个年代,做名教授比做大官的公共形像要好,所以,章太炎讲学的排场,虽比不了官家威仪,其实也很显赫。不过,章太炎的不少弟子却站到了激烈反儒家、反传统、反国学、乃至反中文、反汉字的立场上,恰与章太炎保存国粹、传承国学的态度相左。

鲁迅是章门弟子中最出名的一位。1936年10月,临死前的鲁迅写过两篇回忆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尚未写完,鲁迅就溘然长逝。毕生战斗的鲁迅不是在与“文坛鬼魅”的对战中结束其战斗生涯,却是在对太炎先生的温情怀念中猝然过世,这很令人感动。然而,鲁迅对其师的评价却并不中肯。

鲁迅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又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而之所以在东京去听章太炎讲国学,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的意思是,章太炎的不朽价值仅在革命,革命之外,其学术贡献则无关痛痒,可以忽略不计。这自然不是公允之论。

大概,鲁迅也并没有说实话。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去听章太炎讲课有其实用目的,而不完全因为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当时鲁迅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且兄弟二人计划办一本文学杂志,听《说文》、《尔雅》是为了使自己的文字功底更牢靠扎实。事实证明,“余杭章师”也确实帮他达到了这一目的,尽管鲁迅不愿意承认。所谓“一句也不记得了”绝不可信,在《在钟楼上》鲁迅写道,“记得(太炎)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字是女性生殖器”,——他分明是“记得”的。章太炎曾无中生有编排孔子与老子的纠葛,鲁迅不仅“记得”,还写到了小说《出关》里。

鲁迅对晚年章太炎多有责备和嘲讽——虽然这责备和嘲讽也全都是善意的,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还有所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指责。在《复古与趋时》一文中,鲁迅也对晚年章太炎作过“拉车屁股向后”的严厉批评。至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这就纯粹是对章太炎的嘲讽了(注:章氏《同门录》未录入鼎鼎大名的鲁迅,鲁迅是不大高兴的。钱玄同曾为此致信鲁迅为乃师辩解,大概是说事太急没想起,即“仓皇”之意。此事可说明鲁迅以做太炎之徒为荣,而太炎却不以鲁迅之师居功)。

鲁迅所谓“和时代隔绝”、“渐入颓唐”、“拉车屁股向后”,除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参与投壶,接收馈赠”这些“白圭之玷”外,政治上的过错大概是指章太炎热心参与督军们的“联省自治”和“打倒赤化”。这些事当然也全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章太炎所依靠的是日薄西山靠不住的北洋军阀,所得罪的却是蒸蒸日上得罪不起的国共两党。除此之外,章太炎实在没有做过任何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时代”的事情。倒是那个“时代”很够呛,有些神经亢奋,只见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政治激进主义,却不愿善意对待一个失败了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胜利了,“北伐”胜利了,民国易帜了,党国成型了,于是,章太炎只好进一步“落伍”下去,沦落为“中华民国遗民”——他只承认先前那个有约法、有国会、有总统、有内阁的已经消逝的中华民国,至死不承认后来那个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只有军事委员长和国府主席却没有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中华民国。

而鲁迅所尊敬和佩服的只是早年的、革命的、斗争的那个章太炎,所责备和嘲讽的则是晚年的、保守的、“颓唐”的那个章太炎。对于“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在“手定”的《章氏丛书》中“竟多被刊落”,鲁迅甚感可惜:“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鲁迅所可惜的,是章太炎故意埋没了自己那些“攻战的文章”,便宜了吴稚晖之类“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文侩”。看来,晚年渐趋平和的章太炎与仍旧斗得性起的鲁迅确已有了“代沟”。晚年的章太炎不仅政治上“落伍”了,其性情也已大变,他变得温和了,对昔日“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攻战文章”宁愿自弃,正如他对早年因“政治挂帅”而“诋孔”感到追悔莫及。此时的章太炎无疑是对的。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样的诛心檄文,象批斗吴稚晖那样的骂街雄文,即便真的能够把对手批倒批臭了,又能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好文章之好在于记录经验、传承文明,在于传情达意、说事论理,非止“斗争”而已。

晚年的章太炎是痛苦的,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接连发生了,他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全都没有发生。作为革命家,他是失败者,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他就被革命所抛弃,此后更被一波接一波的继续革命所击倒。作为学问家,他也是失败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所精通的那一套学问已经被掏空了根基,而且不久就变成“腐朽没落”的代名词。

胡适曾断言章太炎的文章“及身而绝”。今天绝大多数的大中学生早已不读、也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章,可见胡适之言不虚。章太炎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实在很遥远。“及身而绝”的又似乎不仅是章太炎的文章,还有更多的东西。鲁迅曾经告诫,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然而,还有比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更糟的事情,那就是把脏水当宝贝留下,把孩子当祸害泼掉。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六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干过不少留下脏水泼掉孩子的事情。比如对于那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他身上很多珍贵的好东西早已被无情抛弃了,而另一些不太好的和很不好的东西,则被一些掌握了政权的人们和一些霸占了话语权的人们隔代继承且发扬光大了。

2010-12-14

爱思想20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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