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国情”、“国民性”、“国民素质”这类词语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所谓“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或“国民劣根性”似乎是不容挑战的常识性论断，持此论者，既有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师，又有一班国情专家、中国问题专家和众多重量级的政客。鲁迅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而专家和政客们大多是主张“适应”中国国情和国民性的。毫不奇怪，近代以来的所有当权人物全都是“国情专家”，慈禧垂帘、袁世凯称帝，虽然“独特”，却迫于中国国情之特殊。“国情特殊”是因，“中国例外”和“中国特色”是果，之所以强调中国与他国、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实质差异，无非是要论证中国可以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应该有“特殊”的统治模式、必须坚守住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简言之，中国应该是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特区”，否则就有“盲目照搬”、“全盘西化”或“西方附庸”之嫌。以“国情大棒”去对付“人权大棒”，以“国民素质”去堵塞“民主潮流”，这才是“国情特殊论”的奥秘。有鉴于此，所谓特殊的国情或特殊的国民性倒确实是值得认真考究一番的：中国特在何处？中国能特到何时？
“民族—国家”的概念来源于近代西方。在1840年前的中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与其他国家并列的普通国家，而是一个雄踞于人间权威的顶端、在宇宙秩序中高于其他国家的中央之国。中国的皇帝在理论上是“天下共主”，“主权”范围及于全球，负有一视同仁、怀柔远夷、抚育四海的责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中国”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从未作为中国的正式国名），而是“天下”的中心、“天子”居住的地方。由此，中国一向自认为是非常“特殊”的。1840年后，事实证明中国的特殊感觉原不过是画地为牢、夜郎自大，随着文化和地理优越感渐渐破灭，代之而起的新的“国情特殊论”才跟着登场。
诚然，漫长悠久的专制历史、一脉相承的经史文化，这的确是世上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地理气候、民风习俗、宗族制度、社会结构、官僚体系、经济模式，或多或少也有某种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长袍之于西服，筷子之于刀叉，跪拜之于鞠躬，小脚之于天足，妻妾成群之于一夫一妻，差别自不待言；更有人口之众，让英法叹为观止，地域之广，叫日本垂涎三尺，历史之久，令美国望尘莫及。所以，一般地说，“国情特殊”也还是一种合理的说法。因为有这些特殊性，中国被别人同情地称为“睡狮”或者恶意地指为“黄祸”皆有之，“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亦皆有之。
对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中国的特殊性仅仅建立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之上，同理，在这个意义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十足的理由宣称自己有特殊的国情。然而，对中国的国情专家来说，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也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而是根本性、决定性的特殊，而且，因为曾经特殊所以要永远特殊，似乎特殊性本身成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成了中国作为国家的价值所在。
但是，中国的国情、国民性究竟特殊在哪些地方、特殊到何种地步，却始终令人疑惑。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是特殊，一盘散沙、一穷二白又是特殊，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文明教化天下无双”是特殊，愚昧落后、因循守旧、“民智未开、旧习仍在”又是特殊。翻云覆雨，莫衷一是。一面陶醉于特殊的优越，一面又痛心于特殊的卑弱，或者做好准备要高高在上，或者满怀悲愤要亡国灭种。第一种说法是中国好得特殊，第二种说法是中国劣得特殊，同时并存，并不相碍。这两种声音似乎都代表国情，至少也说了一个半世纪，至今还在重复着。第一种说法可以拿来憧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第二种说法可以用来警示“西方的好东西一到中国就要变样”、“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必然天下大乱”。
中国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极权主义者们都能从国情和国民素质的宝库中寻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什么“西学断不可行”，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中国国民实未有共和之资格”。既能证明某某主义中国古已有之，又能证明某某主义将使中国万劫不复，还能证明某某主义可以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原来又是橡皮泥，任由揉捏的。
其实，说到底，中国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远未特殊到要成为地球上的孤家寡人。中国之大绝非独一无二，中国之老绝非绝无仅有，中国人口之多绝非举世无匹，中国物产之多寡、民众之贤愚、国力之穷富，与他国相比最多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并未注定中国就要继续特殊下去。
拿人类社会的共同之处与任何一国的特殊之处相比，总能证明共性多于个性，世界潮流胜于特殊国情。只有自恋癖、自卑癖或自大狂才总是夸大个性、维护特性，否认普适标准和共同价值。
不要忘记，男人的长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曾经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三跪九叩、朝贡制度、科举考试曾经事关中国国体，原本要永远特殊化下去，但改了也便改了，中国并未从此国将不国。从“师夷制夷”的时代算起，中国的所谓特殊国情和特殊国民性毕竟也变通了许多，比五口通商大方得多的WTO体系也已经与国情相符，让道光皇帝岂不要气死！
其实中国的老祖宗早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并不十分拘泥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素质，只是想当然地要“以夏变夷”，没料到大行其道的却是“以夷变夏”。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这些东西，西方有发明之权，却无专利之权。中国可以拒绝，也可以拿来。可以原装进口，也可以国产化。依笔者看来，中国有特殊国情和特殊国民性或许是个伪命题，中国人有权利成为地球村的居民，或许是个真命题，至于说中国必须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也未必！
爱思想2003-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