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人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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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宾县县委大院,始终是全县人民注意的中心。土改以后有十年光景,人们进进出出,就跟走亲戚串门子差不离。有什么问题或者情况,趁进城赶集办事,就到县委大院转一转,坐一坐,找找当年在本屯当过工作认员的干部唠扯唠扯。后来,那大院的院墙好像慢慢升高了,加厚了,百姓路过的时候探头往里瞅瞅,心里有点敬畏,有点神秘感了。等到六十年代初,人们匆匆走过大院的大门口,闻到县委小灶食堂传出的诱入的肉香、油香和馒头味,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往往闪过苦笑。人家当官的,日子过的不赖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县委大院门口聚集了一伙人。一辆吉普车刚刚开进去。早就传说要来一位新书记了,人们都想着看他是什么模样。强烈的好奇心里装满了殷切的期待,不过也不是没有一点忧虑。这一届县委,三个书记都垮了,新来的就一准能行吗?

从此,田凤山这个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的外地人,便成了人人观察的对象。没过多久,就有了评论:“这个共产党和那个不一样。”

这时,黑龙江省宾县已经从三年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人民付出的代价不谓不大,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党委去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啊。然而县委的常委会议上,县委在二龙山举办的党员学习班上,议论的却是女人……

田凤山来接替的,是一个烂掉了的领导班子。当农民吃着从柞树叶、苞米叶和苞米棒子的碎渣里筛出的“淀粉”制成的代食品时,县委书记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拿白面肉包子打狗玩。农民怀里揣块干粮,徒步走一百多里到县委上访,碰到的是冷冰冰的面孔。于是人们很少去找县委了,有了问题就去哈尔滨。而县委书记和常委们则有了更多时间躺在沙发上议论那个心爱的题目。

田风山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亲自处理积压多年的十大冤案。还没起床,人就来了。他一面嚼着干粮,一面听人申诉。他跑遍县城的饭馆,商店,检查商品质量和服务制度。他撤销了食品厂年年必得的“先进企业”称号,说:“你一年挣几万块钱,又节约好几万斤粮、油、糖。你这是克扣老百姓,算什么先进企业!”他过问住房情况,降低了房租。他还带领干部下去抓落后队,很短时间里就使一批穷队改变了面貌……

但是历史给予他的时间,却只有短短两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红卫兵闯进县委大院。不出两小时,这个被人们誉为宾县人民的“田青天”的人,就永远地退出了宾县历史的舞台。

当田凤山的高大身躯寂然倒下时,有一颗新星从宾县城里冉冉升起。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扬,但他披着一件黄大衣,顷刻之间就成了叱吒风云,左右宾县五十万人民命运的大人物。支左人员杨政委的政绩,十三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宾县人民生活中发生作用,从而使人们不断忆起他,议论他,同对于田凤山的怀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时候,杨政委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只是他的公鸭嗓和颇富煽动力的演说。对他的观察还刚刚开始。不过,有一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杨政委的吉普车掀起滚滚烟尘从县城的土路上开过时,人们有些纳闷:

“杨政委怎么和那个娘们儿搞到一起了呢?”

车上陪着杨政委的那个女人,就是不久以后一跃而为宾县大人物、十三年后又震惊全国的王守信。

(一)“左派”王守信登台

那场风暴到来的前夕,小小宾县煤建公司是过于平静了。扛活出身的党支部书记白坤和经理滕志新,把这个只有几十人的企业整得井井有条。职工学习雷锋成风,干部廉洁奉公。越过十三年的历史烟云回过头看,也许不能说没有问题.比如,当年被内定为未来党支部书记接班人的周禄(且不说党的支部书记本该选举,事先指定接班人是否妥当这个问题),后来成了大贪污犯王守信的助手,而当年被认为思想落后的刘长春,却和王守信长期坚持了斗争,始终不屈。

王守信当时是公司的收款员。她精力饱满,可惜都使到外头去了。常常是“腾”地一下就不见了。街上谁跟谁打架了,哪家夫妻要打离婚,百货公司来了什么新货,都是她最先知道,回来就做义务宣传。也常扯扯老婆舌,弄得同志之间不和。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谁知道它唤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种情欲,沉睡多年的政治积极性忽然进发出来了。她到商业系统去串联,没人理她。找学生,也不灵。后来还是跑到武装部找到了杨政委,这才得到支持,回到公司就张罗成立组织。谁也不跟她干,她就去找过去当过土匪的张风,说:“咱俩上一堆儿,非把他们整垮不可!咱们就叫‘捣黑窝战斗队’!”

她又把汽车司机、党员周禄拉到一边,用胳膊肘捅一下他肋条,挤眉弄眼,亲昵地说:“你过去也受压,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不造反呢?”

周禄这人,可惜了他那副大骨头架子,凡事都有三分怕。造反吧,怕出事;不造吧,王守信眼看着是杨政委的人,又怕吃亏。左思右想,认定白坤这些老当权派是起不来了,他一横心,才上了王守信这条船。王守信常在他面前念叨:“嫁鹰的吃狗肉,嫁鸭子的吃稀屎!”他周禄就更加坚定,非吃狗肉不可了。

挡着王守信道的,头一个就是刘长春。此人原先是手工织布工人,现在煤建公司当计划统计员。兄妹五人和老婆孩子都得靠他一人养活,那点工资哪够用。他白天上完班,别人都回家去歇了,去玩了,他刘长春还得上第二个班。摇着织机给人织袜子,或者发点豆芽菜到市场上卖卖,一个晚上也赚不了几毛钱。有时候从市场上牵回个克郎猪,又不会喂,到卖的时候还许得赔几个钱。总之,他不谄不媚,不偷不摸,就靠那瘦小枯干的身躯里的无穷精力,默默熬他的穷日子。他也不怨老天爷偏待他,还从不愁眉苦脸,好像还能自得其乐似的。

大概是从小过苦日子把他熬的,也许是手工业工人都有的那股子倔脾气,刘长春有个不畏上,不听邪的脾气,把脖子一抻,瞪着一双专门不看对方反应的大眼珠子,得罪人的话就出来了。再加上他天天晚上在家搞“自留地”养家糊口,在领导眼里他也就没法吃香。

王守信的“捣黑窝战斗队”要和刘长春的“红色造反兵团”辩论。刘长春根本不把她当个对手。他只把她当作一个个人,没看到她已是一种势力,这就犯下了轻敌的错误。会上,一个矮个儿小瘦子上了台。他倒背着手,端着肩膀挺着胸。刘长春先是一怔,以为哈尔滨又来了什么首长。定睛一看,他噗哧笑了:“原来是这小子呀。当上造反派头头三天,模样作派全变啦!”

这是“捍联总”一派的总指挥闻峰,出来支持王守信的。不需要他讲多少话,他嗓音洪亮,口齿清楚,薄薄嘴唇扇乎几下,显示一下他被埋没多年的演说家才能,也就够了,最重要的是结尾那句口号,一下子就把人镇住了:

“紧跟杨政委,坚决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杨政委是跟闻峰、王守信站在一起的,而对他的态度,就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

王守信也在台上,她留一头短发,齐耳根长,黑亮黑亮的.虽说从造反起,胭脂擦的不太厚了,白白净净的脸蛋儿还挺精神,标致,不象个四十五岁的人。

杨政委特派武装部参谋到辩论会上坐镇。他的讲话决定了一切:

“……刘长春,你们红色造反兵团这个组织放着当权派不斗,抓生产,压革命,还找当权派研究生产,哪里有一点造反派的气味!……你们右倾,你们大方向错了!从今天起,立即解散!”

刘长春气得一蹦多高。这太不公道了,还没等我们发言,就作结论了。他一向爱看报,喜欢究个理儿,还把“我懂政策,我讲究政策”当作一个骄傲呢。他三步两步跳上台,掏出《十六条》和“最新指示”,清了清嗓子,就胆大妄为地拉开架势要同人家辩论了。他太天真,那本老皇历早就不管用了。一阵铺天盖地的口号,加上推推搡搡,拳打脚踢──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现代特有的“辩论”方式真灵,不出两分钟,就把王守信的政敌“驳”得体无完肤。

斗争会开了多少回,刘长春没低过头。按着他脑袋,他还笑滋滋地东张西望,好像还想找谁开个玩笑,或者说句刺话似的。主持斗争会的周禄把嗓子喊哑了,刘长春还使劲挣扎着抬起头来,对周禄说:

“我说周禄你他妈也真草包,怎么把鸡巴嗓子都给整哑了呢?”

弄得周禄哭笑不得。听众都给逗乐了。

辩论会后第二天,王守信乘旁边没人,凑到刘长春身边,柔声细语地说:“长春哪,咱们还是一块儿干吧。我文化低,你给当个军师。我当一把手,你当一把手……”

刘长春大眼珠子一瞪,斩钉截铁地说:

“你死了这个心吧!我刘长春是宁肯给好汉勒马扶镫,也不给孬汉当祖宗!咱俩没完!”

这是一个只要不掉脑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眼看着好些人都站过去了,王守信的势力越来越大,红色造反兵团的阵脚也乱了。刘长春还给自己一派尚未“反戈一击”的人打气说:

“别怕!你蹲巴篱子①那天,我给你送饭!”

没成想不几天,倒是他被带上手铐先进了巴篱子──他成了“反军”的“现行反革命”!

(二)大颠倒

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份外香艳诱人。不然,“造反派”头头闻峰那年就不会第一个喊出“紧跟杨政委!”的口号,并因此捞到莫大好处了。不过应该说公道话,当杨政委初次听到这个口号时,也曾不免一怔,还问过身旁的人:“他说什么?”那人机灵,赶忙开导说:“你不是毛主席司令部派来的人吗?当然得紧跟你啦!”政委这才应承下来,点头称是:“哦,哦,那就紧跟吧!”

紧随“紧跟”而来的,就是热爱和敬仰。有一天杨政委上班把钥匙忘在家里。他并未吩咐,女秘书立即上车往杨的住处跑。不约而同,司机也开车来了。两人各自瞒着对方,又都想自己把钥匙弄到手,于是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双双同时出现在政委面前,作出了同等贡献。

总之,枪弹可以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杨政委在宾县的权威也就大到什么程度。当王守信陪同杨政委深夜巡视到公社,吩咐公社干部说“杨政委最喜欢吃白肉酸菜血肠,不过肉得是瘦点的”时,自然是最实在地体验了权力滋味,其可爱不下于这道东北名莱.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杨政委大步匆匆走进宾县商业革委会筹备组的办公室。他环视一下起立致敬的小组成员,以他早已习惯了的斩钉截铁的口吻说出一句四座为之震惊的话:

“你们搭商业革委的班予,得让王守信进来!”

筹备组成员面面相觑,一声不吭。有一个人大胆地轻声问了一句:“她进班子,能行吗?”意思是:斗大的字不认识一车;名声不好,是个破鞋……

政委本是绕着办公室踱步,作沉思状的,一听到异议,立即站定,目光威严地扫视在场的全体文官,眉头微皱,好大不耐烦地吐出几个象黑体铅字般清晰、沉重而不容更改的字:

“不是进不进班子的问题,而是要作商业革委会副主任的问题!”

这是命令,又是筹备组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还等于宾县全体商业职工自愿填写的选票。那年头儿,就是这个规矩呀。不然,杨政委为什么会皱起眉头呢?对于这眉头,可以作各种解释:“你们这些死硬的脑壳……”“你们想怎么着,要反军吗?”“高喊‘紧跟’,究竟是真是假?”……

其实杨政委也有他的苦衷。王守信从一九六七年就向他讨封,非要当宾县妇代会的一把手不可。这可难住了最高权威:她连个委员都不是,怎能当主任?没办成。王守信老大的不高兴。“造反”以后,跟杨政委东奔西跑,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掌权的滋味──那么多人都听一个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实利又光荣!这比她当年的最高理想──给伪警官或地主当老婆,要尊贵多少倍呀!……这次挫折使她深深失望,竟在背地抱怨起杨政委来了:

“杨政委,哼,他吊毛也不是!……妇代会那些委员,都是破鞋,没好揍!②”接着,杨政委又下令商业革委会“纳”王守信入党。几个委员反对,以至商业革委会主任赵玉,也难以“紧跟”杨政委了。于是全体委员就挨了政委一顿撸:

“还要培养?你们说,还得咋培养?文化大革命是最考验人的了。依我看,全宾县还就她一个人够入党条件呢!”

一个月后,杨政委又在工代会上当着五百多人训话说:“有人对于造反派,感情就是有问题!专找小毛病,不看大方向。放着响当当的造反派不发展,尽是发展老好人入党!”

于是,就在百分之七十党员反对的情况下,王守信成了杨政委的“特批”党员。

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这同一个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志新同志在辽宁省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政机关的逮捕。一个进来了,一个出去了。田凤山倒下,杨政委崛起;张志新出党,王守信入党,这对于中国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吗?

还要经过整整十个春秋,这个颠倒才能够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三)奇异的交换

王守信作为煤建公司(后改称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上任的头一天,工人们正在挖坑,下油管子。县里派来的工作队队员,在屋里下棋。王守信一看就火儿了,高声大骂:“他妈的,别人干活儿,你们下棋,是什么工作队!”

周禄(现在是副经理了)暗暗吃惊:她过去没这么骂过人哪。他没理会,旁边也有人观察着他,也在为他的变化吃惊呢。煤建公司的老支书白坤在一边纳闷,周禄这小子过去业务上不咋的──开汽车把车轱辘掉了还不知道,这我了解,可是当时觉着他品质还不错呀,我还培养他当接班人嘛。这才几天,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对王守信又溜又拍,那娘们儿讲话,他在一边溜缝儿。莫非说他早先也溜我拍我,只因为觉着舒服,就当成优点啦?一年两年看不透,这么多年咋都没看透呢?

看不透的事情多着呢。瞧瞧王守信,不是换了一个人吗:从前那个王守信,哪天不是懒洋洋的?如今呢,她上班来的最早,下班走的最晚。连穿着打扮都变了──一身布褂子,一双胶皮鞋,成天价屋里屋外张张罗罗,忙忙喝喝,还跟工人一块儿泼泼辣辣地卸煤.清扫……

这个小小燃料公司,多少年来她是熟悉透了也厌恶透了。可是自从她当了一把手,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处处好像都现出了奇异的光彩。乌黑的煤堆,闪光的煤块,多么诱人!忙碌着卸煤,过秤,收款的人,也不再同她漠不相关了。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都要听凭她王守信调遣。

王守信当然也认为她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人民是不一样的呀──成色不同,高低不等。她实行的头一条改革,就是看人售煤。把上等煤的煤块挑出来,装进防汛用的草包,用汽车拉着,挨门挨户地给县委书记和常委们送上门。这种煤见火就着,火力还冲,正好过年煮饺子用啊……钱?那忙什么!以后再说……

至于人民武装部,那还用说?在王守信心里那杆秤上,黄棉袄是最沉的,军人在阶梯的最上一层,其次是组织部。这些人,煤是上等,专车送上,还管饭吃呢。再下边,就是管人事、财政、劳动的人了。

王守信是个感情丰富,爱憎鲜明的女人。她手里这几万吨煤和九辆汽车,就是她的笔和墨,每天书写着她的抒情诗篇。

酒厂,食品厂放散着大曲酒,点心和糖的诱人香味,这并不是王守信贪吃,而是她在这阵阵香味中看到了省、地、县各级“关系”的笑脸。于是这类工厂便得到源源不断的好煤供应,收费也不高。轴承厂,陶瓷广有什么意思?都是冷冰冰、硬梆梆的玩意儿,有谁要这种礼物?于是就只给劣等煤,还要按小窑煤加价销售。工厂亏损?要倒闭?沙河煤烧不出大缸来?那和我王守信有什么相干!

那年一月,县卫生院没有煤烧了,派人来找王经理。王守信看完介绍信,把眉毛一扬,问来人说。

“你们领导咋没来呢?”

“忙点,没抽出功夫……”

“你们卫生院的高殿有把我儿子告了。没有你们的煤!”

那人再三恳求,王守信无动于中。她继续着她的思路:

“你们的高殿有告我儿子搞女人,县委这不是都调查两个月了,可我儿子不还是当着新立公社的副主任吗?……当我老王太太不知道。揭发我儿子那材料,是新立公社方永久的语言,公社卫生部荣主任装的药,高殿有的枪打出去的!”

话传到高殿有那儿,他立即给县委领导写信:“……显然,这里有鬼。不然,我写给县委揭发刘志民的材料,王守信怎么那么清楚呢?……请县委严肃处理,并请保证检举人的安全。”

检举王守信的信落到王守信手里,这不是头一回了,也不是最后一回。王守信用她手中的煤作为复仇的武器并且毫不隐讳,也不是第一回或最后一回了。

汽车也是“王守信恩仇记”里的重要武器。宾县人年年都得上山里拉木柴,下农村拉秋菜。三万多人口一个县城,汽车可很有限。这是家家每年必过的一道关。

县纪委的纪检员杨清,那年请一位汽车司机进山拉柴。家里备好了一桌酒莱──四十几元的工资,不容易啊。天快黑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全家人跑出来一看:空车回来了。汽车司机满脸不高兴,说是“路没法儿走”,就把车开回去了。一冬可怎么过?夫妻俩直楞楞地望着一桌凉下去的饭菜,难过得几乎哭出来。

在这绝望的时刻,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老王太太。一家人能不感恩吗?

王守信对于宾县人的困难,经常放在心里。县干部工资不变,十几年哪家负担不加重了?很多人欠下几百上千元的公款。一九七五年,县委按上级指示,要求限期偿还公款。王守信是个财神爷。她身上经常揣着一个不记名的存折,办公桌抽屉里随时都可以拿出现款。凡是用得着的人,往往不等对方开口,玉守信就主动问了:有困难吗?缺钱用不?“造反派‘大头头闻峰等哥儿们,有实权的科级干部,都”借“了王守信占为已有的公款,去还清过去欠下的公款。同是属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币,经过这么一番转移,就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来:第一,债权人从国家变成了王守信;第二,王守信的钱,是可还可不还的,她盼望着你不还,那时欠下的就是人情加债务;还了,也还欠着人情。偿还这种债务的最好方式,是债务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王守信以方便。这于债务人本人,物质上毫无损失,对于王守信呢,又千金难买。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这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的物的交换。一种情况是直接表现为提供物资。王守信养了那么多猪(这是为了另一轮交换──以猪肉偿付对方支出的权力功能),哪来的饲料昵?找粮食局副局长!一万多斤玉米、麸子、大豆和谷糠攫过来了。王守信请客、送礼,搞以物易物,需要细粮和豆油。还是找副局长!于是,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又有一万多斤大米、面粉和豆油到手了,反过来,副局长可以向王守信“借”钱,“借”砖和以赊欠方式“买”成卡车的煤。这都无须偿还,事实上也真就没有偿还。

这个县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为王守信的”社会主义“企业服务,是相当周到的。王守信要把成卡车的肉、鱼、粮,油、菜运往哈尔滨,但法令规定不准出境。这时便有工商科科长、”造反派“二号头头亲自签字批准,一九七三年以来通行无阻。而此人则得到六百元”借款“和各种馈赠。王守信需要把本应上缴国库的现金截留下来,供各种私购滥建之需,又不能存入银行,便有财政科副科长,也是”造反派“战友给她提供83001户头,于是十几万元现款就逃避了上缴,永不冻结,又保住了合法地位。作为补偿,王守信可以把那人的女婿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把他的儿子接纳到她办的”知识青年点“,然后又涂改鉴定,送入大学。

这种权力交换,多年来不断发生在王守信和县委、县革委以及地区和省级的几十、上百名干部之间。甚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为交换的资本。王守信为了搞“副食基地‘,要占用鸟河公社松江大队良田二百多亩,惹起社员和基层干部不满。县”农业办“主任本无批准之权,但他陪着王守信跟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见见面,吃吃饭,就可以表示县革委支持谈判,默许了这笔非法交易,大片耕地就这样易手了。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又各有所得。

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四)孤掌难鸣

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杨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守信全家红”是表扬,同一词,“全家红”,在老百姓口里则是咒骂。他们把王守信一家人的入党和升官,一个个加以审查,又一个一个都给否定了。

大儿子刘志民是个一见女人就迈不开步的浪荡子,脸上总带着三分酒意,他凭什么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凭什么当上新立公社副主任?强奸女青年未遂,凭什么受到宽大处理,还安排到县委里“研究政策”?二儿子在干校入的党,可那里只有一个临时支部,并无发展党员的权利呀。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少爷,凭什么一下子就提升为照相馆的副经理?王守信的妹子就更奇怪了,刚刚开除团籍不久却入了党!……

人民是爱党的呀,眼看着不三不四的人钻进共产党,能不着急吗!打从一九七二年起,只要一有运动,就不断有人到县委贴大宇报,提出王守信的问题,包括她的“全家红”的问题。

但是,要改变宾县党组织的状况,首先得改变党的领导的状况。一九七O年出现过一次机会。那年年初,杨政委因‘支左“有功,调黑龙江省省委任审查省委书记的专案组组长。继任的是一位老干部张向凌。这个身材茁壮的中年人,生着一双又大又厚的脚板,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徒步走到黑龙江省拜泉县。现在,他又甩开大脚板,丈量起宾县土地了。他强忍着胃部剧痛,有时竟一天连续步行一百华里。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县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却寸步难行。杨政委在调令下达之后还赖在宾县几个月不走,对宾县的权力分配又作了进一步部署,科以上的重要岗位,都安置了“造反派‘。宾县原先的干部,则绝大部分尚未解放,都在农村插队,或蹲在黑屋子里。

张向凌要解放哪个干部,“文革组”就来通知他,明天开这个干部的批斗大会,请他出席。“文革组”的权力相当于北京那个同名的小组,副组长也是个女的──王守信的大儿媳。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材不高,瘦俏清秀,一笑还露出一对虎牙,挺招人喜欢。本来是县人委的一个打字员,表现还不错。但是自从来了杨政委,这个文化不高、水平很低的女人突然被任命为县革委的文革组副组长,她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易使人产生对自己的幻觉了。这个女人一旦有了这么大权,她便误以为自己有了这个权力所要求的那个水平,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当之无愧了。当她还是一个打字员时,沉睡在她心底的虚荣心、偏狭和嫉妒,忽然间全都觉醒起来。她那双相当惹人喜欢的眼睛,现在,射出来的是猜疑和嫉恨之火,随时追索潜在的敌人。同扬政委告别时她流了多少眼泪,现在就对张向凌有多少敌意。她每去哈尔滨开会,必定要去会晤杨政委,一条遥控宾县的线路就这样搭设起来了。

张向凌一度只剩下一个权力.你开批斗会,我不出席。简直有点象伪满时期的汉人县长,实权全在日本人手里。不同的是那时只有一个日本副县长,现在则处处都有“日本人。”县里各科担任副职的“造反派”,权力比正科长大。

为了不使读者发生误解,对于宾县的“造反派”需要作一点说明。宾县学生中的“红卫兵”早被“捍联总”一派给压下去了,罪名是“反军”。掌权的这一派,原先也自称“红卫兵”,也带红袖章,但都是胡子拉茬的干部,好些人已经四十好几岁,是抱孙子的年纪了,本应属于红卫兵爹娘那一代。重要的差别当然不在于年龄。首先一个,他们都拉家带口,经济兴趣比年轻人强烈许多倍。其次,都已混迹官场多年,其中相当多人是由于在入党、升级上长年不得志,才“造反”的。强烈的物质贪欲和权势欲搅和到一起,便不顾一切了。

使张向凌深深忧虑的,是不仅领导机构、而且整个党的组织状况也日益不纯。一对在一九六九年和王守信脚前脚后入党的夫妇,吵架时就这样对骂:

“你神气什么?不就是靠几瓶大曲弄来的党票吗!”

“你他妈还不如我,要不仗着你脸子漂亮,你能入党?”

张向凌冒着一度几乎被赶走的危险,作出最大的努力,终于把几个为首的、民愤最大的“造反派”拉下马来。一九七O年还作出一个决议:重新审查六九年混入党内的一批坏人。但是,当一九七二年他离开宾县时,不能不承认,他终于无力改变宾县政治力量的对比。不久以后,那几个下马的又重新上去了,清理党内坏人的决议则至今还未实现。

张向凌给宾县留下了几家新建工厂。他绝不会想到:这些工厂连年亏损,于国库补益不多,而贪污盗窃分子和掌权的人却得其所哉。

(五)“当代英雄”

关于王守信的品格,宾县人中间流传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老王太太为人坦率,她肚子装不住话。”“王守信最虚伪不过了,瞪着眼睛说瞎话。”“老王太太心眼儿好,待人热情,可关心人啦。”“王守信心狠着哪,把人往死里整。”

这两种情况,都是事实。她有时确是坦率,有时又很虚伪。两个月以前能把你疼死,两个月后也能把你整死。这也并不矛盾。这么说,听着好像又有点矛盾。咱们慢慢瞧罢。

她看见一个工人蹲在屋子里偷吃白糖.上去就是两个耳光。过一会儿她又转悠回来啦:“你咋那么馋?家里没有糖吧?把这口袋糖扛走吧!”前后相隔几分钟,她都没作假。她要的是顺从,她需要显示的是权力。疼爱和打骂一点都不矛盾。

王守信这一生,道路很不平坦。父亲是个马贩子,家无恒产,不务正业。有权的人可以欺压他,正经老实的人又怕他。王守信从小儿就得怕日本人,怕伪警官,也怕财主地主。但仗着她是个女人,有几分姿色,不在乎廉耻,她就有了自卫和进攻的武器。在那个环境中,她学会了不怯生,敢于同身份地位高得多的人打交道,她也没法儿怕苦,能过非人的日子,和同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亲睦相处。这些,在她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七十年代,都很有用处。

一九七O年以后,宾县一下子建造起好些家工厂,用煤量猛增,而煤产量并没有上去。这就给王守信施展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她必须上地区和省里的有关部门给宾县争煤,争船运煤,争必需的经费。不管是多大的官,她能一见如故,把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所剩无几的魅力以最不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示出来:

“哎呀,我说王书记(或高经理,聂秘书长,反正都一样)呀,咱们宾县老百姓可难啦。买煤排队,都一小筐一小筐地买啦。你再不给批点,眼瞅着就烧大腿啦……”

她拍你,拉你,扯你,撕巴你粘粘乎乎没个完。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始终非常真挚。你还不答应?好,她还有一招儿:她能解开裤子,让你看她肚子上那道伤口,说明她老王太太是带着病来为人民争煤的。怎么样?你还不赶快想法儿让她提上裤子?你急躁,你生气,想早点摆脱她。但是再想想,她毕竟是为公呀。况且这个女人浑身那股乡土味,那股粗俗、真挚(裤子都脱下一半了!)和亲昵劲儿,对于年岁相仿的男性也不是没有一点魅力。

“好吧,给你批两千吨。”

反正煤是要卖的,卖给宾县还是卖给呼兰,还不一样?

老王太太高高兴兴走了。

过不几天,有人送东西来了:十斤鱼,二十斤肉,或者几十斤鸡蛋,多少斤豆油。起初你甚至不知道是打哪儿送来的。但是俗话说得好,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呀。再说,这都是那年月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呀。“多少钱一斤?总共该付多少钱?”来人笑了:“忙什么,往后再算。”走啦。

起初,这些东西是高价买来的。一斤鱼竟要出一元五角钱。王守信有气魄,不在乎:买!还特意建造了一座地下冷库,储存起来,随用随取。也有一些是交换来的,公社、大队烧砖,我给你煤,回过头来,你得给我猪,还得是每头不下二百斤,皮薄肉厚的。但是王守信的交往范围和需要量在成倍增长,得想法儿扩大货源,降低成本。于是四人一网的渔队成立起来了,养猪场建设起来了,办起了占地相当于一个生产队的“副食基地”,连瓜果蔬菜都可以自己生产了。老王太太还不满足,弄来一台推土机,成天价轰轰隆隆地挖土,还要建个大大的养鱼池呢。

但是对王守信的需要也在发展,县委还让她给县里搞水泥,弄化肥,买拖拉机。这就必须去结交更多更高的首长。除了送礼,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呢?

王守信观察着县内外领导干部的生活、思想和需要。“除了吃的,他们最关心、最犯愁的还有啥问题呢?”她是机智的,“有了!”一拍大腿,琢磨出来了:“儿女问题呀!怎么想着法儿不下乡,早回城,能升学,或就业!”那么,既然地方上都设“知识青年点”收容下乡知青,她的燃料公司为什么不可以用大队的名义也办它一个呢?把它当作转运站,凭着王守信四通八达的“关系”,解决几十个人的升学、就业或回城问题,还能有多大难处吗?

这就在鸟河公社的松江大队选定了地点。十来间瓦房盖起来了。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陆续来了,或者人虽没来,上了花名册了。人不来,每月也照发四、五十元工资。杨政委的女儿就是挂了名,不劳动,倒入了党,然后“转”回哈尔滨去了。

有笑的,也有哭的。

这就是松江大队农民多年来不断寄出的控诉、检举信中的一封:

“……王守信这群蛀虫,多年来仗势压人,强买和霸占我们四个小队熟地和毁林开荒达五十八垧之多。我们松江大队的砖厂用她的煤,不给她地,就卡我们脖子。我们辛勤栽种十年的松树,被他们砍掉一万余株。我们建造的梯田十垧,变成了她的瓜地。他们还趾高气扬地说:”我让生产队在六点钟派来人马犁杖给我种地,他书记一个钟头也不敢误!“生产队宁肯误了自己的地,也不敢不给王守信种地。他们在梯田附近打了一眼井,却把井口锁上,不许附近农民用水!由于占了我们的好地,又不断动用我们的劳动力,把我们盘剥得干一天活只能得到六角钱的收入。而他们又从来不缴农业税;收入也不上缴,所有产品全部用于送礼请客,腐蚀干部……”

然而王守信的良心却是平静的。她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公”呀,不然,历届县委书记为什么都赞不绝口呢──:“老王太太真行。整来多少煤!”“老王太太真能抓挠,沿江五县,就数咱宾县运来的煤最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她那些钱,是打哪儿来的呢?

煤有两种:国营煤矿生产的煤,价钱是高来高走,低来低走,属于“计划内”供应。“计划外”供应的,是小窑煤,则要外加运杂费。从一九七二年起,王守信实行一种非常简便的捞钱办法。把一部分国营矿的煤,冒充小窑煤出售,每吨加价五元至十几元不等。开两张发票。一张是原价,另一张是附加的运杂费。后一张不上帐,钱也不上缴。

王守信只许两个人了解这个机密。一个是她的同党马占清,燃料公司白石营业部的主任。一个是会计孙锡印。这两人都是王守信拉进党内的。孙锡印是小买卖人出身,除了掌柜的和伙计、日本人和亡国奴之间的关系,他不知道人世间还会有他种关系。现在对于王守信,他依然象当年对掌柜的那样服服贴贴,忠心耿耿,王支书发展他入党,也是一份恩情呢。王守信的命令是:小窑煤加价款单独存放,概不上缴:发票可以毁掉。孙锡印身兼四职,开票,收款,记账和付煤都是他,执行书记的指令,自然毫无困难。那天王守信吩咐完了,孙锡印转身耍走,她把他叫住了:

“你等等。听说你要续个弦?唉,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扯那个干啥?算了!”

这也是命令,不过孙锡印看作一番好意.书记这是关心自己呀。其实,前妻死去已经十九年,他是经过再三斟酌才决定找个老伴儿的。

王守信关心的其实是保密,多一副耳朵多一张嘴,没好处。谁知道孙锡印找来的是什么入?要是像她这样爱嘞嘞的可怎么办?

(六)她的党

王守信被拘留以后,还在夸口:“你们到宾县打听打听,我老王太太关心群众生活是第一份儿的!”此话不假。职工的煤呀菜的,都是她亲自指挥,送到职工家里。每逢年节,还另有犒劳,比方中秋节,人人可以得到二斤月饼,不过是由王守信亲自个别递交,人人都以为王书记只送给他,因而份外感激。王守信到广州看病,还不忘给每人买一件晴纶线衣。宾县城里职工的住宅,也数燃料公司建的最多。

王书记作人的工作,另一手就是骂。她骂人能骂出花来,最“触及灵魂”,几句话就能把人整哭。就说周禄吧,大小是个副经理,二把手,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王守信骂他就象骂儿女,用当地话说,骂得“象头小蒜似的”,“象个茄子似的”。职工上班,一看周禄的脸色,就能知道王书记在不在公司。他若是张张罗罗地象个管事的人,那就是王守信不在。他若是板着脸,走道儿都怕迈错步,──那王书记准在公司呢。周禄自己也说:“我陷进去,就是从一个‘怕’字开始的。跟她在一块儿,就象豆腐掉到灰堆里,打也打不得,吹也吹不得,左右都不行。……唯一的希望就放在她的岁数上,心想:你这根蜡,还能点几天?等你死了,我再好好干。

威慑力已经如此之大,王守信还是不放心,总是猜疑有人要整她。她有一个非常灵敏的情报网。周禄因为受不了王守信的气,一度想不干这个副经理了,出去开车。第二天王守信就骂上了:“周禄,你要走吗?你要走,我现在就给你开个二指半宽的条子。走,现在就走!”

这情报网当然是苦心经营的结果。通过排挤和调出、调进和拉拢,燃料公司大部分职工已经是王守信信得着的人了。同时,王守信还建设起一个绝对可靠的党组织。

王守信看谁不错,听她话,就拽过来,说:“光傻干不行,得靠拢组织啊。”她介绍的头一个,党员开会,有人不同意.王守信炸了庙:“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比你们谁都强!瞧瞧你们这些党员,不是走资派,就是保皇派,没一个好揍!他要是不够党员条件.你们谁都不够!”

她说够,就够了。第二个,她推荐马占清,优点是:“马占清提拉半拉腰子,成天呼儿号的,把煤卸的挺好。人也不太奸,对公家东西象个把家虎似的。我看还不错,够个党员了。”又有人反对。王守信把脸子一沉,说:“咱们燃料公司的党员要都赶上马占清那样,我看还好了呢!”说完,端起烟笸箩就走了。这就算通过,也算宣布散会。

王守信一手发展了十一名党员。咱们不能嫌麻烦,得看看都是些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一个司机:一向听话,老老实实──跟王守信开车送礼,也老老实实。心里明明有些想法,可是从来二话不说,啥事不问,坚守一个信条:“王书记办的事,谁都不准问。让你咋办你咋办!”

第二个,是工作肯干,老实听话。为了争取入党。看见王守信给妹妹盖房,他把公家一块松木跳板截成六节,还把一箱玻璃割好,用卡车拉到工地。

一个木工,工作肯干,老实听话。他几乎把王守信家里的私活全包下来了。跑外送礼,他也是一把好手……

除一人而外,十名党员都是“工作肯干,老实听话”,听谁的话呢?当然是王守信的罗。按照紧跟书记就是紧跟党,维护书记就是维护党的逻辑,他们有多大错儿呢?

总之,在燃料公司,王守信有了一个可靠的后方。在县委和县革委机关,有三十几个“造反派”哥儿们围着她嗡嗡转。在县委常委和书记那里,她得到的是信任和颂扬。王守信还缺少什么呢?她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

当然,一想到黑金库里崭新的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已经积累到四万多张,她心里也有点发毛。这时候便有一个形像浮现出来给她壮胆:

“哼,话说回来了,咱们这些小人物算啥?省里的大干部不也是伸手抓钱吗?”

她说的是省燃料公司副经理郭玉才。一九七一年起多次找他要煤,鸡鱼肉蛋没少送。后来请到白石港,大摆酒宴款待这位贵宾。酒足饭饱之后,郭玉才躺在炕上,说,“这回给你们搞这两台汽车,我可没少搭钱!”王守信心领神会,包起三百元递过去了。过些日子又说:“我这回上北京出差,花亏了。”又是几百大洋送上去了。四年间郭玉才受贿近二千元,给宾县拨了六台汽车,一台加油器,还有大量煤炭。

这是王守信求之不得的,她怕就怕共产党跟她不一样,不爱财。干部越大,收礼收钱越多,她就越是心花怒放。通过郭玉才,王守信又把商业部一个副局长请来赴宴。走的时候,王守信在哈尔滨给他打了一套沙发,床头柜,茶几,外加三立米木料和几麻袋黄豆。都收下了。王守信更加放心了:“北京也有这样的干部呀。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老王太太的家私,他能不知道吗?”

“四人帮”垮台,在王守信和她的“造反派”战友中引起过一场虚惊。但一九七八年的一次长途旅行向她证明了: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将近两年以后,她老王太太的地位不仅依然牢不可破,而且还在上升呢。

那是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一位聂副秘书长给她安排的一次示威,一次力量大检阅,作为对于王守信先后帮他解决三个孩子返城和就业问题的酬谢。他替王守信买飞机票,派儿子陪伴护送。当这个特大贪污犯从哈尔滨机场起飞时,竟有省级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驱车送行。到广州,有三个单位接待。在上海,有专人陪送她到高级宾馆。

现在,王守信上升到财富和荣誉的顶峰了。她在“上边”日益扩大的影响,她家门前来去不断的省、地、县的小汽车,她为宾县搞来的各种物资,大大抬高了她的身价。作为这种地位的反映,王守信也就更加有恃无恐,骄横跋扈。在小小的宾县,她还怕谁呢?

(七)“全面专政”

一九七五年年初,十冬腊月,王守信和工人一起进山,上高楞拉木头。进山时车里装的是猪肉、白酒、香烟、肥皂。每到一个卡子,老王太太进去交涉,外边就大送其礼──都是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啊。有的卡子,老王太太一进去,就把旅行袋往桌上一摭,又慷慨又亲热地说:

“不是说你们这儿缺电池吗?这回连电棒儿都送来了,配套成龙!”

到山里,把检尺员也买通了。老王太太不畏艰险,身先士卒,踏着冰雪滑不呲溜地爬上高高的园木堆顶,拣好的挑,然后自己估算个米数。当满载而归时,过道道卡子,一说车里坐的是老王太太,连看也不看,一路放行。就这么着,弄回五十多方上等松木,才花五百多元钱。

本来是件喜事,王守信打算欢庆一番的,可是不成想宾县城里等着她的是一件丧事。

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纪检员杨清来找她,向她透露:一位常委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揭发王守信有贪污违法行为。当晚王守信就提上两瓶“宾州大曲”到杨清家来,拿过检举信,说是要对对笔迹,借走了。

王守信第二天一到公司,把检举信朝周禄跟前一扔,就骂开了:“操他妈的,我上高楞拉二十天木头,家里就反啦!……你他妈这个家怎么当的?不是叫你看住这些人吗?”

纪检员(后来是纪检会副主任了)杨清也来了,和周禄一起拿着几张大批判底稿同检举信查对笔迹。可惜没查出个结果,杨清就把信收起来,对王守信说:

“也别查什么人写的了。反正这封信到我这儿也就拉倒了!”

此话是个暗示,是个许诺,是作为卖方,把自己手里可以滥用于庇护罪犯的权力作为一次交易的对象投入市场。买主是定了的,至于几时支付报偿,那无关紧要。

王守信装模作样地说:“行。这封信是写我的。谁叫我是支书来呢!算了。若是写别人的,那可不能饶了他!”

杨清果然实践了他的诺言,那封信从此就不见了。

但是王守信却并未善罢甘休。

她连拍三封电报,把汽车司机曲兆国从鸡西煤矿给催了回来,说是要搞战备。曲兆国连夜赶回,进了屋,棉袄还没脱,王守信就冲他来了:“你是想夺我的权哪?你还想在我屁股底下安个雷管把我炸死呢!”

曲兆国怔住了,摸不着头脑。他长期给王守信开车送礼,自称是老王太太的“副官”。每到一家,大包小裹的都是“副官”往屋里运,不许拿错了,可是又什么都不许问。曲兆国只能默默观察,例如,他发现凡是去送礼的人家,几乎家家都装着电话,这官就不能小了。王守信怀疑他摸到了她的什么隐秘,她猜对了。有一回到省燃料公司要煤,他听见会计问王守信能不能给弄点现金,说是五千元就够了。他听见王守信说:“五千够吗?给你一万吧。”会计问:“你能支出那么多?”王守信说:“不用支,白石就有。”曲兆国听了,心里一惊,可是马上就装出个啥也没听着的样子。这是白石有个黑金库的秘密第一次泄漏给外界。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当宾县县委派工作队进驻燃料公司以后,竟还要苦苦工作三个月,还没有发觉这个对于王守信说来是致命的秘密!

王守信下令:全公司职工办“学习班”。先学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长文章。这算学对了:王守信在这里已经够“专政”的了,然而还不够,还得更“全面”点。接下来学小靳庄,让大家写批判稿,王守信拿到办公室一张张看和猜,象不象检举信上的字迹。

随后让大家学小靳庄“赛诗”。王守信先作个开场白,也就是动员报告吧,照例是非常生动活泼的:

“咱们燃料公司出了个甫志高!”王守信理了理她那乌黑如墨染的青丝,──她爱把自己比作江姐。“咱公司有啥问题?就是有,咱自己还解决不了,非得写告密信不可?……我五十好几的人了,我起早贪黑忙忙碌碌图个啥?谁不知道,我老婆子是带病工作呀,我……”说着就解裤腰带,有些男的早知道下面的场面了,赶忙低下头去。大约是今天太激动了,裤带没解开,说了一句“我王守信哪点对不起你们?”她哭了,骂骂叨叨:“写检举信的人叫他不得好死!有两个儿子叫他死两个儿子!有两个姑娘叫他死两个姑娘!叫他绝户!”

“赛诗”会的气氛很紧张。那边大鼓擂得震天响,就象说话张飞就要跳出来似的。一边敲鼓,一边传手绢儿。都赶紧传,生怕叫那手绢儿烧着似的,因为鼓声一停,手绢儿在谁手里,谁就得作诗。桌上摆着苹果和糖,可是谁有心思去吃?

起先还是批林彪和孔老二的诗。越往下越不像话了,小放猪的说不出口的词儿都上来了。这一首就算文明的了:

“日本的娘,苏修的舅,

美帝的骨头,以色列的肉,

若问此人名和姓──

姓万名叫不是人揍!“

把王守信逗的噗哧一下乐了。她这一乐,别人才敢跟着乐。

下一个诗人,显然是会前知道了王守信的意图,就给曲兆国画了一幅漫画。

“个子长的有一米七,大嘴巴象妈的X.

刀条脸,尖下颏,支着个腿,王八脖。

一笑好像要干点啥,实际还没干什么。

笔记本儿兜中揣,有事就得记下来;

运动来了用得上,好去上访和告状。

想要搞垮党支部,还想走他的资本路!”

王守信一边听,一边乐,还给诗人递过一个苹果一把糖,以示勉励。等诗一念完,她把脸一绷,厉声喊道:

“曲兆国,你给我站出来!”

曲兆国拖着一米七,缩着刚刚遭到污蔑的脖子,站到会场当中来了。

王守信还没完,又说道:“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芦雅琴,你这个小骚老婆,陪着站!”

芦雅琴不肯站出来。王守信又喊。“去叫民兵!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民兵不动。“你同情啊?”又回过头来,忽然间变得和颜悦色了。

“我说兆国呀,你写了,你就承认。”

“不是我写的,我承认个啥?这又不是反标,不是恶攻,不是反对中央,我写了就是写了,我怕个啥!”

又击起鼓来,又接著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得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都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

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吗?

这一页历史,应该用哪种色彩来书写呢?

(八)时代病:软骨症

燃料公司离县委大楼只有二百米远。如果王守信的骂声和工人的哭声听不到,那么“击鼓骂操”的鼓声呢?那些大字报和检举信呢?省委地委多次批转下来的控告信呢?一概没有看到和听到吗?

翻阅一九七二年以来县委常委会议的记录,真令人感慨无量!那里讨论了一切问题──征兵,计划生育,刑事犯的量刑,播种计划……唯独很少讨论党本身的问题。共产党管理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

一九七二年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年。在宾县,干部大吃大喝、摸拿贪占之风这一年重新达到高潮。王守信的大规模贪污始于这一年。这一年又适逢县委正式恢复,柳真来到宾县担任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县委的第一书记。

他家还未搬来,王守信就打发人给他家夹起了板障子,运来漆黑油亮的煤块,后来又运来上好的大米。两家邻居也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无法证实柳真和王守信同流合污,有意掩护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动。当他一九七六年离任它往时,甚至还叮嘱过继任的女书记.“你可得注意这个王守信,这人不正道。”这说明他柳真是有些眼光的。他也确有一定水平。他缺乏的是一点别的什么东西。

这人没法儿再和气了。无论是开会讲话,接待来客或走在街上,他永远是笑容可掬的。他的身姿,声音,举止和走路的步子,都轻柔而圆润,似乎时时处处都在向人们表白:我不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请勿误会,我不会触犯或加害任何人。即使心有不满、牢骚满腹的人,同柳书记谈话也发不起火来,因为他的无边眼镜背后,流露着的是深深同情:他非常耐心而又细心地倾听你的申诉。似乎只要他力所能及,一定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当然,事实上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没过多久,一个绰号就传开了:“老太太官”。还有一个:“柳哈哈”。他总是点头称是,总是“好,好,好”。一次回家,老伴难过地告诉他,家里养的鸡全部瘟死了,他的答话仍然是:好,好,好。

他是生就的这种性格吗?未必。如果说是性格,怎么会那么巧,那么集中,这一届县委书记里竟有三个人,人家给他们的评语都是“滑”和“奸”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柳真在双城县当县委书记。他的灵魂(连同肉体)被“触”得深了些,以至留下的痕迹也深一些。来宾县前又有人向他打了招呼:“那地方可复杂呢,能囫囵着出来的人不多。”宾县,那里你要查清一件事都挺难。“他也早有所闻:这里因武斗和冤案而死的人,是全专区最多的。

前任县委书记张向凌交接工作时,向他详细介绍了“造反派”的情况,特别嘱咐他,闻峰等几个头头无论如何不宜重用。

柳真听着,不住点头,心里却有一个相反的思维过程在进行:“我知道,你得罪了不少人。我要是不和‘造反派’搞好关系,我怎么站得住脚?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不久,他就把被张向凌贬黜到宾州镇工作,满腹怨气的闻峰重新扶起来,拉进县革委常委。其余几个头目也重新各得其所。

一九七二年,县委恢复不久,常委会上大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不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对人求和不斗,是党的领导当前最大的问题。书记和常委们甚至提出了非常响亮的口号:“大干快变,首先大院要变”,“能变不能变,首先看大院!”

三年以后,一九七五年常委会又来检查,还是这个问题。不敢斗。为什么不敢?“怕陷进去,怕得罪人,怕捅了马蜂窝……”

又过四年──一九七九年,当王守信一案已经破获,常委们又来检查,依然是“不敢斗”的问题。

不敢斗,是不是由于受了坏人贿赂,比如说,被王守信收买了呢?县委常委十一人中有九人接受过王守信的礼物,这是事实。但是,领导干部里也有根本没受过礼的人呀。比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她就是干干净净的。在王守信送过礼的二三百人中间,只有她一人顶住,一尘不染。这是一九四六年参加工作的一位正派同志,看不惯拉拉扯扯的风气。她见到这些年“好坏不分”,“工作好作,关系准处”,心里也不满意,为“到底多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到忧虑。但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却“没看到”需要她来进行斗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她谦虚谨慎,勤勤恳恳,艰苦朴素,除了不敢斗争以外,符合“好干部”的几乎一切标准。

“四人帮”虽然倒了,县委班子在“造反派”面前的软弱怯懦,却依然如故。宾县的揭批查,是一九七八年才进行的。这回闻峰不能不作检查了。唉,说来叫宾县的干部群众伤心。那批判大会的几个场面给人印象太深了:头一次检查,从语言、声调、内容看都象作报告。主持大会的是关书记。大家期待着,他总得有个态度吧?没有态度!第二次检查,没什么进步,关书记依然没有态度。这是很异常的呀。宾县人都是老运动专家了,他们同历次运动相对照,觉得按惯例,主席起码总该施加点压力吧。没有!最叫人不好理解的是第三次大会。那时已经宣布叫闻峰停职交代了,会上轮到别人检查了。那天闻峰坐在会场后边。人们看见,关书记特意打发组织部一个人到后排去请闻峰上台。闻峰不好意思,没能把他拽上去。下面的场面就是出乎任何人(连闻峰也在内吧)预料的了:关书记亲自从台上走下来,步经全场,御驾亲征,到后排去请闻峰,直到把这个宝贝疙瘩放到大会主席团的位置上才算心满意足。这时全场哗然,很不理解:“这不是违背民意吗?”“这不是给闻峰他们那一伙助威吗!”不少人替这位关书记暗暗着急:“老关呀老关,你这是干啥呢?你咋不怕在全县人民面前丢脸呢!”大家非常失望,也很痛心。因为老关是宾县土改出来的老人,过去对敌斗争中素以坚决果敢著称,绰号叫“关老狠”,这是个光荣称号啊。大家一向认为他是县委班子里一个信得过的正派人。王守信的事情一出来,人们私下议论,都说:“不管县委大楼里多少人有连带,关老狠不会有。”这一回,你怎么当场出丑,叫大家伙儿失望呢?

常委和书记们,有时也并不讳言为什么对于包括王守信在内的“造反派”如此手软。有一位检查过:“捍联总”解放他,又“结合”了他,使他感恩不尽。另一位书记,情况完全相反,“造反派”整过他,他是怕人家说他是报复,所以不敢和“造反派”斗。其实,根本原因显然在于:“造反派”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

总之,是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独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

历届县委书记中有一个人,情况比较特殊,值得单独一提。

魏高,属于一九七二──七六年那一届县委中资历和水平较高、为人同样“滑”又同样好酒贪杯的三位书记和常委之一。一九七二年一次县委常委会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遇到问题绕着走.表态始终在后头。处事园滑,各方满意;原则问题模棱两可,宁可后退一步保平安,不怕误事工作受损失。也有优点:考虑问题周到,善于同人商量。

他那时是县里主管财贸的书记,王守信的顶头上司,对她了如指掌。通过周密观察和慎重考虑,他决定和王守信结成亲家。

魏高夫妇一起去找的媒妁。夫人开的口,请尤老太太给他们小霞和王守信的小儿子刘志忠当个介绍人。尤老太太不愿意作这个媒,她说:

“你魏书记官星正在发旺,还用我老婆子给你闺女介绍对象?对象不是有的是吗!这夫妇执意要她去办,她又说:

“你们了解他们这家的底细吗?……我和王守信都是满井人,她年轻时候可不怎么正道……”

“那是老早的事了,”魏高打断尤老太太的话:“现在都老了,也不能再那样了。”

尤老太太只好答应下来,说:“你们愿意结个王八亲戚,我就跑一趟。”

又是魏高夫妇携女主动上门拜访主家。夫妇还双双去过一次照相馆相姑爷──他是那里的革委会副主任。王守信对这门亲事还不怎么满意,嫌那姑娘不俊。

喜事是悄悄办的,连几个县委书记事后听说,都纳闷:魏高干么非和老王家结亲呢?这也不大班配嘛。

县计委副主任李永权,有一回趁一同去哈尔滨开会的机会,同魏高说起王守信:“你书记是县里最大的官,也该帮帮你亲家母……她在外边名声很大,请客送礼,挥霍浪费,闹得乌烟瘴气……”李永权举了很多例子,一边说一边观察魏高的反应。他没有表情,但看得出,这一切他全都知道,不过根本不想管。最后,他的答复是:“不见得吧。”

李永权后悔了。又觉得这人真是名不虚传,确是狡猾,你看他这句语,既不否认王守信有问题,也没有肯定确有其事。

也许就因为狡猾吧,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人们始终以为是王守信巴结这门婚事,意在找到一个靠山。那是直到王守信一案破获后又经过半年,才真相大白的:魏高看中了王守信的钱。

(九)原因?在你脚下

王守信一案暴露,震惊全国。这么一个粗鄙、浅薄的家庭妇女,哪来这大胆量这大本领?如此露骨的犯罪活动,何以竟多年未被查觉?于是人们凭常识和直觉,就把视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宾县县委领导头上:这是根子,这是同谋,这是王守信的保护层!

把王守信案件从宾县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上割离开来看,事情也真就似乎是如此。然而如果把王守信及其犯罪活动还原到那个活的、有血有肉的肌体中去,接通原先的血管、经络,通观全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这样观察下去,就不难发现。只要暂时从视野中排除王守信那个藏有五十多万元现款的黑金库,那么王守信其人及其活动就远远不象现在贪污的真相大自之后那样惹人注目,怵目惊心。

这时看到的是:一个衣装朴素,谈吐坦率,勤勤恳恳的老太太整日价奔忙于宾县内外,为全县张罗煤炭、汽车、化肥和水泥。

她的请客送礼确是规模很大的。但是哪个单位不请客送礼呢?“哪儿不浇油哪儿不转”,至今还是通用原理嘛。从燃料公司开出的副食卡车奔驰在宾县──哈尔滨公路上,从宾县酒厂开出的满载“宾州大曲”的专车,水果公司往“上边”运苹果的专车,也在同一条线上行驶着呀。就是在宾县内部,经济部门之间也往往要“进贡”呢。王守信的副食基地、疗养所,白石营业部的酒宴是出名的了,但是宾县几乎每个科都有小食堂、小招待所和小仓库,大吃大喝是普遍存在的呀。王守信的确不愧为宾县一大煤霸,但是并非只此一家呀,宾县还有一个电霸呢。电业科长被称为“百万富翁”。光是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每年的支出就达一两万元之多。和王守信的燃料公司一样,电业部门也要不断给“上头”进贡。

远在一九六四年,县委书记田凤山就曾下过极大决心消灭大吃大喝现象。结果也只不过暂时刹了一下吃风。一九七O年以后,张向凌又来继续斗,但在他的任期内,吃喝风反而有所发展。这两位书记的廉洁和革命斗志都是无可置疑的,但都未能达到目的。一九七二年以后,县委甚至具体规定过招待客人不许超过四菜,不提供酒类。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县委招待所每年还要从收入中拿出两千元补贴这方面开支。县革委的各科自办招待所,无一不是以收入补贴干部的大吃大喝的──不但吃,还要拿,不但本人吃拿,家属也来吃和拿。县委也下过命令一律停办这种招待所,但并未完全奏效。

王守信所盖的房子,用的确系贪污来的公款,但砖瓦上并无贪污的印记。何况,还有一些性质同属贪污、只是入手的形式有所不同的房屋,不是今天仍然受不到任何追究,房主仍然安卧其中大享其福吗?宾县最大工厂毛巾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杨某的新宅,即其一例。

那本来是工厂的一个附属建筑,为了保证净水而设计的,房屋比较简陋,上设一座水塔。杨某擅自决定大大提高建筑规格,砍掉水塔,把一座工业用建筑一变而为他的私人住宅。这座四间房的宅子光是水泥就用去二十一吨。

杨某不同于王守信的,只在于他动用的是国家的材料、人工而不是纸币。但实质难道有什么两样吗?

可见,社会风气的败坏,非法活动的逐渐合法化,对于道德沦丧现象逐渐习以为常等等,这些现象本身首先掩护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动。现在,甚至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都相当模糊了。正当的馈赠和行贿受贿的界限在那里?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变相侵占公物(如“试用”、“试穿”、“试吃”……)和贪污盗窃的界限在哪里?前者是合法的,甚至道德上也不受非议的,但实际上有时性质就是受贿和贪污,而且侵犯和占有公物的数量有时还远远超出受贿或贪污行为呢。

再往深处探视,我们又会有新的发现。

还说杨某人的那套住宅。他的四间房,显然用不了二十一吨水泥,尽管为了坚固考究,他违背常规,室内四壁不抹白灰,而是涂了厚厚一层水泥。原来是这样:工业科科长杜某此时也在营造私人住宅。杨某的工地上“丢失”过很多建筑材料和半成品。两幢住宅先后落成了。杨、杜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去观察和研究的,就是这个“关系”。杜科长保护过并还要继续保护杨厂长;杨厂长则维护和支援过并将继续维护和支援杜科长。这又不是一个单线往来的关系。在杨、杜四周,又各有自己的一帮人。杨有一种嗜好,从六十年代在县工会工作起,中经几个单位直到现在的毛巾厂,无处不搞婚外两性关系,每一次又都能象鸭子出水一样不湿羽毛,安然无恙,靠的是什么?杜科长也有同样嗜好,不同的是在满足这一嗜好的过程中,他不惜连续伤害挡路的人或可能伤害他的知情人,至少有两起错案都是他为此目的制造的,他还能使那些无辜受害者迟迟不得昭雪。他又靠的是什么?人呀,关系呀。

宾县中层以上干部,有许多是一九四五年土改时候从农村出来的。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子女都到达婚配年龄了。宾县县城只有三万多居民,门当户对的干部层,人数就更少。于是,亲家关系以及亲家的亲家关系,就使本已起着相当作用的家族、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上下级的关系,以及我给你办过事、你给我帮过忙的关系,又增添了一层新的内容。即使仅就关系的广度来说,亲家关系也使原有的封建关系翻了一个番。同样重要(如果不说更加重要的话)的一个变化,是文化大革命在人们之间织起了一层新的政治关系。同属一“派”,共过患难,互相庇护,简直能把过去素不相识的人在短短几年中变成亲兄弟!他们见了面,也真地是互称“大哥”,“老弟”,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就黯然失色了。

“在宾县,你很难闹清楚人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人身上有一种特殊开关,你碰了这一个人,不想却牵动了很多人。”──在宾县住过一段时候的人,往往向新来的外地人首先介绍这条经验。

还在一九七二年,一位从外地来的县委常委就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不搞马列主义不行,要搞吧,障碍又很多。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复杂!你要按政策办事,往往很难,不是牵扯这就是牵扯那,动不动就得罪人,出问题。有很多谜,闹不懂。”

县常委开会,哪怕你是在县武装部作战室那块绝密的地方开,只要涉及人的问题,也很快就会传到那人的耳朵里去,这竟成了干部处理和调动上的一大困难。刚刚酝酿或已经决定对某人的安置,本人立即知道了,于是便来申诉、抗议和四处托人情,往往最后不了了之。

一人出了事,十人来说情。状子进门,两头托人。或者来一个人对你说:某某,某某都答应帮忙了,就只差你一个了。怎么办?坚持按政策办,不怕把人得罪净了?还是睁一眼闭一眼,抬抬手叫他过去算了?除非有很强的党性,谁肯里外不是人呢?

有人总结说:咱们中国的事情,都教怕得罪人的人给搞坏了。

于是就屡屡出现这样的怪事:明明事情很严重,甚至闹得满城风雨,不处理不行了。可是派人一调查,那事情没了。一九七二年,满井的人反映,供销社一个姓陈的负责人大吃大喝,乱搞女人,问题严重。当时全省正在树满井供销社这个典型,不能不处理呀。主管常委找书记一研究,决定派人去调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汇报说,没啥大问题。七年时间过去了,最近发现,那个姓陈的,确是个贪污犯,也确实是长期乱搞两性关系。

这些年,宾县年年搞运动,但是令人难解的是:各种运动、亦即阶级斗争,搞的越勤越厉害,坏人越自在,好人倒有不少人遭殃:有的是被打成坏人了,有的则是由于揭发检举了坏人坏事,遭到各种打击报复。

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象触了电,不灵了。一家企业叫这张网缠住,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走样,一桩案件落入这张网,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被歪曲。是非混淆,赏罚颠倒,真理屈从于谬误,善良受制于邪恶。

“为什么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有一次,县委常委会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岂仅是“香”或“臭”的荣誉地位问题呢。群众说:“在宾县,好人受气,坏人神气!

你看那个屡次作案、始终逍遥法外的赵纯神气不神气!此人于一九六九年靠“造反派”关系混入党内以来,多次盗窃木材等国家物资,每次还都犯了事。件件有案可查,独可以不受制裁。县委规定欠公款者不得盖私房,他既欠公款,又住公房,还可以用公家建筑材料另盖新房。他盗窃战备用石作地基,拖拉机翻车,死亡司机家属的抚恤金和拖拉机修理费近万元还要全部由国家报销,而他把建筑中的“房架子”卖掉,全部落入自己腰包。

赵纯至今还开着汽车横冲直撞,有时还故意把汽车朝毛巾厂的保卫干事韩诚冲过去,在他跟前来个急刹车,向这个办过他案子的人发泄怨气,施加威胁:“你小子当心,我随时可以撞死你!”至于经常破口大骂和凌辱韩诚,更是屡见不鲜。

那么韩诚呢?他不仅得不到支持,还被撤掉了保卫干事的职务。他现在携带着赵纯多次作案的罪证材料,四处走访上告,却始终不得伸张。

还有比这更明显、更令人发指的颠倒吗?受坏人欺负的保卫干事,宾县还不止是韩诚一个。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宾县,这种人妖颠倒竟在“四人帮”垮台后将近三年的今天仍然继续发生,不得解决呢?

谜底很简单。赵纯有“关系”,除了“造反派”哥儿们,他还有一个值钱的舅舅──县委组织部陆副部长。陆副部长和杜科长是一个帮,杜科长同毛巾厂杨厂长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韩诚就在那位杨厂长管下,被他撤职。赵纯几次作案,也都在毛巾厂。他毁掉的拖拉机和抚恤金,也是杨厂长给报销的。

在哥儿们义气、感恩报德、亲友情谊等等温情的纱幕之下,掩盖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边投之以桃,是依靠手中之权给以物质实惠或取得物质实惠的条件,那边报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实惠给以偿还。

这就是制造和掩护过王守信、并且还在继续制造和掩护犯罪分子的另一个社会条件。

(十)小人物办着大事

宾县有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

一个是我们已经认识的刘长春。王守信瞧不起他,常常瞅着他的背影,撇着嘴说“瞧那身麻雀骨头!”然后吐一口唾沫。她可就没想到,刘长春这副又瘦又小的骨头架子会那么坚硬:“造反派”和军代表的千钧重压没能把他压倒,长年的生活困苦也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对于最终战胜王守信,刘长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先是打成“反军”的“现行反革命”关进大牢,后来又降格为“坏分子”投入本单位“民办”黑牢。出来以后又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沉重劳役,每月只发二十元“生活费”;家中还有一个患严重心脏病卧床不起的妻子,在王守信的儿子、新立公社副主任刘志忠的布置下,医院还不给看病,不给开药。最后,命令他和被当作“旧人员”淘汰的干部们一起去插队。这时刘长春已欠了一身饥荒,取借无门,无奈只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仅有的财产两间半房子,才卖了四百元钱。下乡后妻子病情恶化,不久死去。在农村劳动四年半,一千多名下放人员中,刘长春又是最后一个被准许返回宾县的。

这时,王守信已成了宾县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家里的摆设和生活水平,不下于省委书记。找她送礼托她办事的,应接不暇。刘长春则只剩下孑然一身,真正是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片瓦无存!

刘长春这辈子就吃亏在一个拗劲上,文化大革命前那十几年,他就不吃香。也不分是谁,他爱提个意见。

从农村回来,看到王守信盖了几幢房子。“她哪儿来这么多钱呢?”他开始调查了。找曲兆国,这人爱嘞嘞,他把王守信借给省燃料公司一万元现款的事说了。临走时仔细打量一番刘长春,明白了他的用意,机灵透了的脑瓜里又把双方力量过了过秤,问道:“你整得了人家吗?”

“那要看她有没有问题!”刘长春还是不减当年,那个坚决和自信的劲儿,活像他是个地委书记。

刘长春这时也已经感到王守信有贪污,问题是得有真赃实据。他过去是搞计划统计的,知道光是在附加工资上搞鬼,贪污不了这么多钱。他去找老武头:

“计划外煤的加价,在‘日结’上是怎么处理的?能不能看出来卖了多少小窑煤?”

老武头说:“不能。一般只报一吨二十四块八。看不出外加十五块一。”又说:“往往写一旬报告的时候,在紧底下一格上写一下,收小窑煤运费多少多少。”

煤票怎么开呢?在白石当过营业员的一个人告诉他,卖煤时开两张票,原价和外加运杂费分开,后一张票不上交,随哪儿扔。

“这么说,都贪污了?”刘长春很兴奋。

“谁知道!不让咱知道……”

“那妥啦!”刘长春心里暗暗盘算开了:一年卖九万吨煤,假定其中一万吨当小窑煤卖,就能多收入十五万元,五年下来就是七十五万元!怎么查呢?好查!拉大网,让全县各单位都来清查买煤单据就行。

这一大发现大大鼓舞了刘长春。于是他又接着调查和研究王守信种那几十垧地年产多少土豆,黄豆;四个劳力一年打多少鱼;在临时工、季节工的附加工资上能贪污多少……这就是当中共宾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杨清去向王守信出卖检举人时,一个非党群众,在悄悄地进行的纯义务劳动。他不企图从这次劳动中获取什么,后来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无所获,至今还为此吃着亏呢。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人,也起来捅起王守信这个马蜂窝了。此人名叫史怀亮,是药材公司的工人。

还在一九七二年,他就贴过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王守信是解决宾县问题的钥匙》。

史怀亮不同于刘长春的,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范围更宽一些。他有时还会不声不响地搞出一点惊人之举。

一九七二年,他忽然灵机一动,给毛主席寄去十元人民币。在汇款单上附笔写上“此款系党费,请您老人家收下。史怀亮。”

事情确实奇怪,后来几乎使史怀亮遭受一场灾难。因为这张汇款单后来被某个部门退回来了。药材公司的领导和党员纷纷质问史怀亮:“你明明不是党员,有什么党费可缴?”“你向毛主席寄钱缴党费,是什么意思?”他们又自己作出了解答:一、“你是一个入党迷,简直迷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了!”二、“你是一个精神病!”

为什么“迷”于“入党”,会是一种罪过呢?那一定是由于“入党”不是为公而是为私。有什么根据说史怀亮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入党呢?以已之心度人之腹呀。或者是:这种推理反映了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某种状况:入党确实可以成为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取私利的手段了?

但是,这难道不正是史怀亮的忧虑所在,正是他向毛主席缴党费的原因吗?他申请入党已经多年。后来,他有些不解了:新甸粮库一个人,入党三个月被开除了,因为套购粮食二万多斤。县粮食科一个人,入党四个月又被开除了,因为是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入党三天就被隔离审查的。一了解,原来这些人都是入党以前就犯了罪的。那么这种人为什么能够进到党内呢?他到哈尔滨市和各县出差,又听到:不少人党组织并未通过,也进来了,叫做“特批”党员,都是靠“关系”入党的。他想:“长此下去,这种人多了,党不就要变质吗?……这是严重问题!”想个什么办法让毛主席知道呢?写信吧,怕毛主席收不到,再说,一旦转下来也是个麻烦。琢磨很久,想出个寄“党费”向毛主席发出暗示的办法。毛主席一定会想,这人为什么不把党费交给县委,却寄到我这儿来呢?一定是那地方的党出了问题吧?只要毛主席这么一想,批示下来,他史怀亮就可以放心大胆,一五一十把宾县党的问题报告给上级党委了。

他想得挺美。没成想事与愿违,徒然招来没完没了的批斗,而问题并没有反映上去。不过这倒使他更加坚信:这个党组织确实出了毛病了,不整是不行了。

史怀亮管得太宽,是“精神病”的症状之一。

史怀亮不象刘长春,他稳当得多也憨厚得多,常常带着一脸傻笑,不象一个好斗、好跟人过不去的人。他的“精神病”表现为对群众的疾苦非常敏感,好像他身上有一根神经,经常准备着通到路旁毫不相干的人身上。他说话不多,慢条斯理,把别人说话的精力都用到思考上去了。为什么宾县一九七六年只遭了一次灾,还并未绝产(亩产还有一百七十多斤嘛),就缺吃少穿无柴到如此艰难程度──又是国家紧急拨款拨粮拨煤救济,又是县城普遍发动捐赠冬衣,结果还有许多户农民把屋顶上的草和炕沿的木头都烧了取暖呢?咱们社会主义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集体和个人两头都还这么穷?……他每天晚上经常学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由于收入微薄,他只能买较薄的单行本,不过《反杜林论》他还是学的很熟。文化虽然很低,他还偶尔要写个社会调查报告什么的,好像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宾县分院的研究员似的。──这不是笑话,宾县文化、理论水平比他高的,笔杆子比他灵得多的,大有人在,但还没见过一个象史怀亮这样把社会问题的调查

研究当义务劳动来做的。

这样,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也就落在药材公司内部。而从这个时刻起,他的生活中一个新的篇章就开始了,那一章的标题是:《爱思考是一种不幸。忧国忧民须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或称为:《一个好人得到的往往是恶报》。

他看到的头一个触目现象,是我们写过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潘书记来到药材公司,在领导班子内部搞他的小班子,小圈子,把原先的老领导都一个个整走了。新的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四人不是工会会员!潘书记当了二年书记,成了爆发户:原先欠下的公款一千三百多元,两年还清,这还不算,他儿子还买了轻便摩托一台,猎枪一支,家里还添置了高级收音机、钟表等。而他的工资不过五十四元五角。史怀亮进一步观察公司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把他的结论写到后来的大字报上:“……奇怪的是,我公司的个别领导人,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作着十八世纪封建帝王的美梦,他的主义或信条是:‘朕即世界’。谁不听话,他就整谁。药材公司的工人没有一点公民权利,变成了奴隶,而领导人对工人可以任意摆弄,把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公司改变了性质……”

当史怀亮又准备给王守信贴出一张大字报时,有人来劝他:“算了,你整不过他们。”他笑了,说:“那也不要紧。历史会记载下来。有人反对过王守信。这也会起作用的。”

王守信的真面目暴露之后,他又写了一张大字报,亲自张贴到县委大楼里。这是一张挺别致的大字报,标题叫《社会科学的卫星》。开头是这样写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宾县县委几届领导,为我国社会科学成功地发出了一颗社会资产阶级人造卫星。她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宝贵地科研资料,我认为对于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参考价值。王守信手中一无工厂,二无土地,三无商店等个人私有的生产资料,而竟能储存货币达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元之多,物资九百多种,堪称豪富之家。我认为王守信的产生、发展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否则她就不能存在。为此,对她进行解剖、分析,将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我奉劝和王守信有牵连的几届县委主要领导人(不包括张向凌和有关科局长),不要害怕,不要只考虑个人责任问题,而要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出发,实事求是地向省委和中央谈出全过程,总结出教训来……”

这是一张很有益,很有必要的大字报。

(十一)喜中之忧

一九七八年,宾县开展“双打”运动。八月一日第一个贴出揭发王守信贪污罪行的大字报的,又是那个刘长春!

八月五日,县委工作队进驻燃料公司。应该说,这一次县委是下了决心的。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暴露了问题。

共产党的县委向它领导的一个企业派出工作队,清查那里的问题,而这个工作队竟得不到那里党组织的支持!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向工作队揭发王守信的问题。

队长顾卓,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好同志,他和许多队员废寝忘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仍然得不到确凿的材料证明王守信是个贪污犯。

顾卓同志承认,在此期间向工作队提供了有价值的重要情报的,还是那个刘长春。此人也是唯一一个自己主动把情报送上门来的人。他十分兴奋地对顾卓说:

“王守信的老窝在白石(后来果然在白石营业部查获了藏匿几十万元赃款的黑金库)。她把国营煤冒充小窑煤加价。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她准有贪污!我看她还兴许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呢。”

“扯淡呢!”顾卓不以为然地想道。事实证明刘长春句句都说对了。

刘长春下面的话,又呛了顾卓的肺管子。

“我这话,可是跟关书记和省、地领导都说了。你要是整不明白,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要告你去!”

刘长春不怕得罪人的老毛病,激恼了顾卓:“我还巴不得你去找县委说说,把我换下来呢!你当这是美差呀?”

顾卓记得刘长春说过一句话:“整不倒王守信,我死不暝目!”他想,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不是个人怨恨吗?!他没有怀疑一下自己:对于邪恶势力,为什么就不许有点个人怨恨呢?刘长春是被王守信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害得家破人亡啊。难道白毛女就不能恨恨黄世仁吗?燃料公司那些党员对于王守信倒是没有个人怨恨,但是他们连“公共”怨恨也没有呀……

这也不能怪顾卓同志。多年来流行一种思想,就是把个人同集体截然分开并且对立起来,有多少正当合理、甚至美好崇高的个人意愿、感情、志趣被当做“个人主义”给扔在脚下践踏啊……

对于刘长春的各种偏见,使工作队没有认真对待刘长春提供的重要情报。遭到同样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情报,是八月二十八日鸟河公社松江大队的农民写给“县委关书记亲收”的一封信。那封信里向县委提供了王守信的十九个重大疑点,条条确凿有据。而且,十九条的第一条就和刘长春不谋而合,也指出了“小窑煤”加价是王守信贪污的主要途径。既指明问题所在,还给县委提供了具体线索,出了如何着手清查的主意。

这封信,工作队似乎并未看到,或者未予理会。不然,他们何必在九、十两个月里继续“吃不好,睡不好,十分恼火”,既搞不清王守信到底有无贪污,又担心在王守信身上再搞一个错案,“将来还得给她平反,太可惨”呢?他们只须直捣白石,对马占清、孙锡印加以审讯,打开缺口,就不难破案了。

工作队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县委的问题,那就是:脱离了人民,因而也脱离了实际。把这个问题暴露到令人好笑程度的,是对于商业科科长赵玉的态度。工作队下点以后,曾作为重要线索,去向赵玉了解王守信的问题。赵玉同王守信的关系旱已不是秘密了:此人一九六九年被杨政委任命为商业局党委第一把手,王守信是第二把手。他扣压群众对王守信的检举信,不查不问;王守信把一大批职工赶出燃料公司,他给撑腰。又是他,在商业局千人职工大会上表扬王守信“对企业管得严,歪风邪气刹得狠,撕司机的驾驶证撕得好!”

一九七六年,赵玉在鸟河公社搞路线教育,住在白石营业部。公社干部,白石的工人和附近社员纷纷向他揭发王守信,马占清横行霸道,挥霍浪费,抬高煤价,财经制度混乱等问题,他横加压制,还威胁说:“老王太太可不是好惹的!你们别自找苦吃!”

一九七七年商业科党委整风,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写了四张揭发王守信的大字报,涉及要害问题。赵玉不许张贴。

刘长春贴出揭发王守信的大字报后,赵玉幸灾乐祸地说:“刘长春这小子真出息了。五十万人口,就他跳出来了,早晚也得自找苦吃!”史怀亮写大字报支持刘长春。赵玉就向进驻药材公司的工作队下话,大会小会围攻十余次,想把史怀亮打成反革命。

就在赵玉指使药材公司的工作队要把史怀亮打成反革命之时,燃料公司的工作队去向赵玉调查王守信的犯罪情况,这不滑稽吗?

滑稽的事多着呢。共产党的县委向燃料公司派出工作队清查王守信的问题,而共产党的干部同时又在那里拆县委和工作队的台,这一个去向王守信透露,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让她小心。那个去找她订立攻守同盟。第三个去和王守信策划,如何逃避可能遭受的打击。请看县革委农业办主任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工作队进驻前五天在燃料公司和王守信的一段对话:

“我来没别的意思,你这儿要进工作队了。你们这儿是重点,要坐住板凳……我怕我给你批麻饼、我又分了一部分麻饼那事犯了……”

“不能。这是正常关系。……你能不能叫刘××到这儿来当工作队长?”

“我是管农业的,说不上话呀。”

“要是派个女的来,我贪黑起早地,能把她弄垮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弄个女的来?”

“你不要挑人了。谁来都比郇洪军强,那老头去年把我整得好苦,孟××这人比较好,稳重……。刘长春有一天去我家,想借我这支笔整你,我没干。”

过了两天,这人还是去找刘××了:“你分到哪儿去了?要是没分,来燃料公司得了!”

唉,关系,这都是那个魔力无穷的关系呀!

破案过程,特别是后来动员几百人追赃、起赃的过程,是紧张而曲折的。可惜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不能满足读者。

那更重要的就是,周禄向工作队坦白交待他和王守信共同贪污的事情以后,要求工作队保护,对顾卓说.

“对我的安全,你们可得负责。她要是知道我交代了,非把我杀死不可。……她要是三更半夜到我家叫门,抠我窝子可怎么办?”

孙锡印交代罪行以后,工作队当晚就派人把他看起来了。他乐呵呵地,巴不得把他圈起来,原来也是怕王守信整死他,希望得到保护。

刘长春的情况不同,但也有好心的人特地来劝他:“往后你黑天出门,可小心点。王守信恨死了你,出一万块钱要你一条命,她也愿意干。”

甚至记者和科研人员,来了解宾县和王守信情况的,走的时候也有人来打招呼:“下回再来,你可得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哪。别看王守信给关起来了,宾县的情况复杂着呢。”

宾县的情况,的确很复杂。

怎能不复杂呢?王守信一案,关起来的十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前任宾县县委书记,那个以“狡猾”闻名的亲家,愿意替王守信窝藏赃款。后来又给王守信出主意:“弄个大坛子,把钱放在底下,上头摆点别的东西。尽量埋得深点……”

复杂的又岂止是宾县呢,王守信的大儿子刘志民在哈尔滨受松花江地委审查,贪污罪行已经明显,那些过去为他和他老婆的工作调动、从档案中抽出罪行材料等事效过劳(当然得了不少报酬)的“哥儿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忙。刘志民受“审查”期间,可以跟自由的时候一样大吃大喝,看守人员可以陪他下棋打扑克解闷儿,他还可以乘坐小汽车跑到一百多里外的阿城县去和同伙订立攻守同盟……

王守信贪污案是被破获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又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个角落继续蛀蚀社会主义,继续腐蚀着党的肌体而又受不到惩罚吗?

人们啊,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一九七九年八月吉林─沈阳

作者附注: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对于一些人物的姓名作了更动。

①“巴篱子”,是俄语“警察局”一词的误读和误解,东北人以此词表示监狱。

②这里的“揍”(实际读作“揍儿”)只取其音,是“做”字的变音。在东北话中,表示性交、受孕和生产全过程。“没好揍”,意思是“不是好种”或“杂种”。

(十二)附记

从它变成铅字那天起,就招来少数人的憎恨和攻击。作者本人,自然也不能幸免。时间过去了将近三年,文中一二出入和有待进一步核实之处,也已订正或删除,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

罪过是什么呢?据说,《人妖之间》一发表,在王守信案件上功绩昭昭、又从没有“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中共宾县县委,忽然“呼唤不灵”,无法工作了,因为这篇作品使“群众对县委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但同一篇文章,据说又因“一笔抹杀”了县委在破获王守信一案中的“决定作用”和“夸大了”几个小人物的作用而“引起宾县广大党员、干部的反感”!──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是不是也多少透露了群众和干部对待现实和反映现实的作品的态度上有些差异昵?──待考。)它还使粉碎“四人帮”以后宾县在党风、党的领导班子的纯洁度和思想路线三个方面俱已(早于全国若干年!)实现了“根本的转变”的宾县大好形势受到了“严重干扰”。“干扰”到什么程度呢?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相上下,云云。

据说,王守倌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四人帮”造成的,《人妖之间》的作者却归之于我们的社会条件!这分明是混淆了“‘四人帮’的破坏同现行制度之间的界限”,换言之,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怪不得说他“过去是右派,现在还是右派”呢。没改嘛!

明显的,主要的指责是:“失实”。

失实也因大小轻重不同而有质的区别。《黑龙江日报》一位记者就曾因犯过这样的“失实”错误:他在一篇批评稿中写了某人“吹胡子瞪眼”,便来“评”这篇报导的失实了:“那天我刚刚刮过脸,何来可吹的胡子!”《人妖之间》的失实,确比这要严重些,但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还不是心肌梗死或脑血栓之类的问题,而更接近于鼻子上生了一个疖子,说它是病,也是病,但一时还不至于呜呼哀哉。因而,它的生存权大概还不至因挨了一下“评”而丧失掉。

据了解黑龙江省和宾县情况的人和亲临现场就《人妖之间》的“失实”问题进行专门调查的调查组判断,这篇作品的主要缺陷还不是什么失实,而是没有把与王守信事件有关的人和事揭深揭透。作者本人也有同感,还在文章发表之前就曾决定重访宾县,续写一篇。可惜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成行,但尚未死心。问题是:批评《人妖之间》失实的人,是否欢迎作者“揭深揭透”呢?从某些迹象看,似乎未必。

迹象之一,是对于《人妖之间》写到的几位对王守信及其社会基础做过“揭深揭透”尝试的小人物,《黑龙江日报》上“吴运刚”同志们的文章(刊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的《黑龙江日报》,后又见于《北方文学》二月号,题为《评“人妖之间”的失实》)说:“表扬是夸大其词”“作用……过分夸大了”,算不上“英雄人物”,一概不表赞助,百般贬低,甚至挖苦。至于在宾县的实际生活中这些同志的遭遇,就更是一言难尽了。唯一未被“吴运刚‘点名指责的人,是宾县毛巾厂因维护国家利益、同坏人坏事坚决斗争而被免职的保卫干事韩诚同志。这说明关于他的报导尚未”失实“吧?但他也同样继续受到排斥压抑,几至断了生路.一九八O年夏季,韩诚应中央调查组之邀去哈尔滨提供证言,回到厂里又遭到班组长以上干部大会规模的批判。可见,以维护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斗士姿态出现的人,对生活中的真情实况,并不欢迎。

迹象之二,是“吴运刚”同志们对《人妖之间》中揭露的那些有问题的人,即应予“揭深揭透”的对象,却是另一种思想感情。“对许多事件的描写是不真实的”,“对许多同志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随意针砭”,“缺乏事实根据”,等等.总之,这也“不足”,那也“没有”。其实作者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写进去呢。这且不说,《人妖之间》中写到,“吴”文又未加否认的那许多人和事呢?不是一个个仍然官星高照,继续提升吗!

亲疏厚薄之分,何其鲜明也!可见,单靠作者去“揭深揭透”,恐怕结果只能是造成更多的“失实”。

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我持乐观主义态度。谁也没有本事阻挡历史的前进。生活毕竟是最强大的创作家,它的铁手不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把很多贪宫污吏“揭”得无地自容,使刘长春和韩诚这样的“小人物”大长威风,兴高彩烈吗?“吴文”还在说宾县的电业科长“也不是什么电霸和‘百万富翁’……他所领导的单位……现在经过整顿,情况已有改变”呢,可是那时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队已经进驻电业科,立即揪出一个贪污五万元以上的罪犯,战果正逐步扩大中。

对于《黑龙江日报》及《北方文学》上和《时代的报告》上对于‘人妖之间’的批评。我不想在这里作全面答复。恐怕今后也不一定有这种必要,因为已经有很多读者写了反批评稿件。“吴”文发表后,读者纷纷要求就这个问题在《黑龙江日报》上展开讨论。相信该报不会拿不出一点版面来罢。一切真相,终将大白。

从《人妖之间》读者的大量来信中,得知人民需要这一类作品;它在绝大部分读者中,社会效果是积极的,健康的,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人们对于党、对于我们社会前景的信心。这些来信对我的教益甚大,并使我懂得了一个作家和记者的幸福是什么。

(选自《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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