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七月二十八号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写的是各地农民为维护自己权利而和政府之间发生暴力对抗的事,警告人民群众不得以身试法,否则就必定受到严酷镇压。我们知道,这类文章不是由报社做主,而是由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出题目、甚至代替编辑部写出来的,故相当于中央文件和最高指示。这篇文章重新提出“稳定高于一切”和“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两组我们十分熟悉的词句,是从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才出现中共宣传品里的,这就特别引人注目。六四过去十六年了,为什么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呢?只能说是由于那个高于一切的稳定至今并未出现,甚至现在的形势比当十六年前更加不稳,而且相当紧急了。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的。

1994年,全国群体性骚乱事件发生一万起。到去年,忽然一下子猛增到七万四千起。今年六月又达到一个新高峰。《人民日报》的文章承认,群众的抗争是有一定理由的,比如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但是它又说这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意思是说党和政府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始终难以稳定,责任也就不在党的领导了。但是只要对近二十几年的历史不是完全无知,就会知道,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不是别的,还就是这个党的领导!从改革开始的1978年到今天,阻碍改革和侵犯人民利益的最大因素就是党的腐败,以及党不去反对、也不准别人去反对那个腐败!

1989年的学生运动,主要目标就是反对腐败。共产党以武力镇压了那次运动,也就最有效地保护了腐败。那次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农民和工人基本上没有参加,或者没有直接参加。但是正是在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工人和农民就逐渐成了对抗中共的主要角色了。那是因为从九十年代起,共产党大大加强了对与工农和底层人民的进攻,他们的生存条件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工人丢失了饭碗,他们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所积累的财富也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农民的负担增加到种地还要赔钱,后来甚至连那一小块耕地也被强占了。农民运动今年有如燎原烈火。近十几年农民的变化,用农民自己的话,是不再相信这个政府了,认识到只有靠自己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因而现在的一场暴动总有几千到上万人参加,他们和全副武装的军警对峙决不后退,斗争一个回合、甚至付出伤亡代价以后还要继续斗争,连续几个月也不休止。勇气越来越大,斗争的艺术也越来越高明。政府派出的军警往往在数目上和农民的人数不相上下,来势汹汹,却往往要落荒而逃。但政府并不认输,像河北省定州地区的油绳村,政府竟然敢于把那块地方置于戒严状态,甚至把几十名外地记者软禁起来,但是农民们的斗争几个月来仍然继续进行。这就有点像历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解放区的那种关系了。这就是说,在装备上、财政上和人员的数目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政府方面,已经只能和农民们对峙而无力进攻、更没法消灭敌对势力了。全国不是一个地方如此,而是从沿海到西北、从内蒙到东南,都同时出现了这种地区共产党政权失去控制、当地群众事实上处于自治状态、叫共产党怎能不急呢?

这种情况,在各个省区里事实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地方当局被迫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过问就是了。(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可以见到关于河南省的有关记述)。那是1995年以前的事。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防止类似情况的扩大,但是它没有这样做。现在它急了,但是从《人民日报》的文章看,仍然不肯改悔,还是早已被证明无效的那些老套套,能有什么用呢?

2005年8月4日 于美国·新泽西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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