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自由》(原名《爱尔镇书生》)一书,除了见证北京当局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确“死人”外,全书亮点之二,是作者曹旭云的《北上日记》,贯穿了他与北京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在广场因缘际会结下的革命情谊,并映照了大时代小人物的不幸命运。

曹旭云与任畹町相识于1989年6月2日,当天任畹町鉴于预见广场情势危急,当局即将武力清场,决定再次冒险前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最后一次说服工作,让学生们尽快离开,接待他的是曹旭云,当时其身份是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团长,此前他更全程参与八九学运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并参与了学生绝食。

正如曹旭云在书中题记所言:“一旦开始,结局就无可避免。”镇压前夜,他抱着为民主献身的决心,将一本宽大的日记本郑重交给任畹町,日记记録了曹旭云4月16日自海南啓程北上、18日抵京,至6月2日全程投入天安门学运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包括从四二七大游行到广场演讲,从请愿到绝食,点点滴滴都详尽记录在日记内。

任畹町当天也劝曹旭云撤离广场,他凭直觉断定“决战就在今明两天”,曹旭云说抗争还在继续,自己不能当逃兵。作为广场运动一份子,他要见证运动始末,无论成败。

他说,“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个局面真要有危险,我也要承担一份责任,我不能也没有理由离开。更何况,我一直主张激进的策略,尤其可能面临屠城流血,真要是死,我应该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我有责任比他们承担更多,有责任去见证全部的史实。”

曹旭云强调,半个多月来,他和数千广场绝食学生及护卫队成员餐风露宿,已融为一体。广场命运关乎他个人命运,不仅不能做逃兵,就是片刻也不能离开!“既是抱着必死而来,就不会心存侥幸而去。”

两人临别时,曹旭云从席子底下拎出用白布捆成的书兜:“任老师,拜托您一件事。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以目前情形看,后面估计用不着了。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这里有我的一本《北上日记》,作为应该是这场伟大民主运动的一个个体的真实纪录。广场太危险,我不想它化为灰烬。您是我信任的长者,请您帮我带出广场,可以吗?如果我一旦阵亡,日后请转交我的家人。”他向任畹町表示了准备和广场学生慷慨赴死的决心。

任畹町当时不好拒绝他的重托,但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家中并不安全,随时可能被抄家。当晚他转交因学运结缘的公共汽车司机宾志辉保管,因宾多次在广场听他演讲,并邀请他去他家住宿,为了不辜负曹旭云的信任,他无论如何要保障日记安全。

宾志辉对此虽颇感意外,但觉得义不容辞,而在当时情况下,任畹町未及细说,宾志辉一直以为日记的主人是任畹町,不久两人相继入狱。

任畹町在秦城监狱囚禁七年,出狱后专程找宾志辉探查日记下落,才知六四清场后,宾志辉被捕,罪证是私藏一顶戒严部队的钢盔和一本“高自联头目”(其实是曹旭云)的日记本,最初重判14年,后改判四年。

原来,宾志辉6月3日晚出于对血腥镇压的义愤,开着公交车在长安街撞击坦克、冲击军车的镜头,被当局密布的摄像头记録在案,6月6日在家中被大批军警破门而入抓捕,他捡到的钢盔和曹旭云的日记,成了两项罪证。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北京市民在六四事件中,激于不满当局血腥镇压学运的义愤,以及对学生们的爱护,纷纷挺身而出阻挡军车、拦截士兵,死伤惨重,付出代价最大,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外界却鲜少有人关注大时代的小人物,反而将目光过多投射在学运明星领袖的光环上。

任畹町回忆,6月3日他从广场东北角取自行车撤离时,见东边大批穿白衬衣的部队已经推进到北京饭店、抵达南池子一带,却无人堵截。情急之下,他挺身上前,组织周围学生、市民迅速形成人墙,迫使部队后退到东单公园路旁休息。

他发现广大市民情绪个个都如烈火干柴,一旦有人挑头,即刻奋不顾身护卫学生和广场,让他深深感动。“但这些赤手空拳的民众能抵挡得住机枪吗?果然,杀戮就在之后十多个小时开始了。”………

回头再说任畹町出狱后去找宾志辉,其父已在两年前过世,宾志辉刑满获释人去房空,任畹町当时打听不到他的下落,曹旭云的日记本不知所踪,任畹町觉得很对不起他。

事隔多年,任畹町终于和宾志辉取得联系,才了解到宾志辉为六四付出多大代价。

那一夜,作为北京普通市民一员,宾志辉“看到太多的流血和死亡,我流着泪,在钢盔上用刀子刻上‘残暴血腥的记忆’几个字。同单位也有人被捕,都是拦截军车就判个一年半载。可我跟他们不一样呀,这两件东西(钢盔和日记)成了我深度参与反革命暴乱的罪证,尤其是那本日记。”

宾志辉被捕后,曾在审讯时被人用电棍捅睪丸迫他交代。最初被重判14年,后经父亲及哥哥四处求情,说明钢盔是捡的,不是抢的,《北上日记》是代管的,与作者本人不认识。求爹爹告奶奶,才改判四年。出狱后他失去原来工作,先是摆地摊,再开出租车,后开小卖部。

关于那本《北上日记》的下落,宾志辉说应该存在北京市公安局档案室,要想物归原主,恐怕要等到六四平反那一天,届时恐怕应由六四纪念馆收藏供后人读史了。

任畹町感叹,这部北上日记真是曲折波澜,“这是一段六四人物的友情佳话和时代传奇”;他并认为,《致命自由》一书有厚重的社会、民情、时代及文学价值,呈现那个时代各阶层民众广阔的生活画卷与民主青年的精神风貌,是一部关于天安门时代详实的个人奋斗史及民众觉醒史。

作者曹旭云作为六四见证人,并且自己最终成了六四一部分,30年磨一剑,出版《致命自由》,成了他此生唯一意义,“于是,写着写着没料想就写成了这么厚厚的一本。更没想到的是,写着写着,竟写了30年!”

(转自中国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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