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那么多的家园瞬间便化为齑粉。这场惨剧让我想起了几百公里外的那片土地，那里有大片的家园沉入了江底。如果说汶川地震是源自天灾，那么三峡工程便是源于人祸。诗人王以培走过这片即将消失的土地之后，发出了如杜鹃啼血般呼号：“人们亲手拆除了自己的家，却迎来凄风苦雨；为了家人和孩子牺牲自己，却又导致妻离子散！家在哪里，国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这古老的质问，至今没有答案。”这呼号究竟有多少人听见了呢？
王以培是一位诗人，一位游吟诗人，他像荷马一样在路上行走，在四川、重庆和湖北交界的那块土地上，在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之间，他羸弱的身影成为夕阳中的剪影。他乘船，与船夫成为朋友；他坐车，与司机成为兄弟；他住宿在江边那些即将拆除的、年久失修的民居当中，他在那些简陋的酒馆和茶馆里与老人们一起回忆没有年代的往事。王以培将所见所闻的一切全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行走的那片土地，如今已不复存在，只存在于他的书本中、他的文字间。如果没有王以培的这本《白帝城》，后人还能够从地图上的那些抽象的地名之中，读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吗？
文字是软弱的，文字改变不了现实，人们的家园已经被水淹没了，王以培的文字仅仅是一份迟到的悼词而已；但是，文字又是坚硬的，文字帮助人类恢复记忆、定格历史、超越苦难，在此意义上，《白帝城》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关于人和人性的历史，喧嚣与骚动的历史，光荣与梦想的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只能被极少数的中国读者看到。王以培走过数十个县市，数百个乡镇，认识了数千个即将被连根拔起、背井离乡的同胞。其中，有饱读诗书、文质彬彬的老人，有相貌寻常却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有小巷里惊为天人的少女，有不屈不挠、执着上访的青年，有天真烂漫、不识愁滋味的孩子……他将这些人的故事一一记载下来，这些故事便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用了最多的笔墨来写那些孩子：“我仔细观察过江边的孩子，发现他们都具有一种天生的快乐和想象力；这种天赋使他们不觉得苦难，不懂得哀愁，幸福地生活在大人们认为贫困或不幸的地方。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快乐的天赋便逐渐丧失。当他们最终品尝到生活的苦果，童年的幸福也随之消亡。”
尽管是一名匆匆的过客，王以培却希望在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停留下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些贫苦而宁静的地方，对王以培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对诗人、歌手和画家都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这里你不必读书，每个人都在教你，还有门口盛满豆花的热腾腾的大铁锅，地上堆积的土豆、辣椒和玉米……这一切都让你想起亲爱的梵高兄弟；你也不用看报，不必看电视，周围人会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最新的新闻，最古老的历史；在这里，你甚至不必旅行，只要撩开棚布吹吹风，竹棚便化成一叶轻舟，飘洋过海……”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乡。王以培的故乡也在此刻的此地，因为一个人的心在哪里，他的故乡便在哪里。
王以培是以一名文化记录者和搜寻者的身份上路的。他要抢救的不是死的文物，乃是活的文明，是那些老人们口耳相传的地方志，是那些手工艺人们珍藏的《鲁班全书》，以及每一个茶馆中的闲谈，每一杯浊酒中的野史，每一方墓碑上的墓志铭……这里是中国古代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区域，虽然没有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江汉平原的富庶与繁荣，但上千万的民众依水而居，在川江号子里，在飒飒风声中，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都是画家，每个人都是小说家，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王以培记录下了一位名叫杨国禹的船员讲述的关于涪陵杨柳街的故事：相传在明末清初，张献忠的部队攻入四川，见人就杀。这一天，一对兵马来到街前，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个孩子，牵着个孩子；但奇怪的是，她把大的背在身上，小的牵在手里。这些官兵就觉得蹊跷，于是上前盘问：“你这人为何违反常理，把小孩牵着，大孩子却背在身上呢？”那个妇女回答说：“因为大的是我哥哥的孩子，小的是我自己的孩子，而我哥哥已经战死疆场。”官兵们听了都很感动，就说：“你去把这根柳枝插在家门前，等我们的兵马到来，知道那是你家，就不会杀你们了。”不久之后，大队兵马真的杀到了这条街口，看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插着杨柳枝，兵马于是望而退却……这个故事里蕴藏着一个活的中国，它申明了这样的信念：爱与怜悯可以战胜暴力与杀戮。此种中国精神薪火相传，也是中国数千年受专制暴政的摧抑而没有消亡的根本原因。如此动人的故事，哪个书斋中的作家可以写得出来呢？
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在此吟唱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王以培沿着同样的路线一路走来，离去与告别，如江水般潮起潮落。在我看来，这本《白帝城》可以跟贾璋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互为姊妹篇。王怡为《三峡好人》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的影评，他写道：“总有一部分人，会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沦陷。最直观的是在三峡库区，一座座千年古城在洪水中湮没。不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声尖叫，而像一块卵石悄无声息。这是一个被拆迁安置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时代。”是的，人们被迫离开故乡，当局却视之为一种恩赐；人们的牙齿被敲碎了，却还得装出笑脸来。人们需要一个门前插着杨柳的家园，这个家园究竟在哪里呢？王怡说：“一座城市的淹没，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命运。多少一笔勾销的故事，多少公共梦想对个人生活粗暴地撕裂与覆盖。”其实，那种将人们连根拔起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所谓的“公共梦想”，而起源于独裁者个人的狂想。昔日，自诩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暴君毛泽东，虽然傲慢地宣称“高峡出平湖，天堑变通途”，却也还愿意听取支持与反对的双方的意见，最终无限期搁置了三峡计划。今日，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李鹏，硬是将狂想变成现实，伟大的母亲河被拦腰斩断，上千万民众千年不变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凝固的历史遗址和鲜活的民间文化被摧毁……便是千百个李鹏的人头，亦不能赎此罪孽。
王以培是一名文化地理考察者，但他一路走下来，却无法保持文化人的“纯粹性”。在中国，文化必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一切都被纳入政治之中——因为政治从各个方面戕害文化，所以要保护文化，就必然要奋起对抗权力。由此，文弱书生王以培无意之间进入到移民问题的核心地带。如同高行健《灵山》中那个在南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漂泊的主人公一样，王以培在展开漫游叙事的时候，也用第二人称的“你”来取代第一人称的“我”。这种写法的目的，也许是试图制造出一种旁观者的间离效果。然而，高行健做到了，王以培却做不到。因为高行健如同超然物外的庄子，而王以培更像圣经中掩面痛哭的希伯来先知；庄子的心可以是冷的，希伯来先知的心却始终是热的。作为一个“戴着眼睛”的外来客，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常常将王以培当作“上面”派来的人，人们在一瞬间便上前来围绕住他，将一叠叠伸冤的材料塞给他，以为他是微服私访的包青天，以为他能够上达天听、除暴安良。其实，他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大学教师，帮不了他们任何一点的忙。他本人还曾经被鹰犬一样的警察们押走审问，认为他的采访“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其实，是与非、善与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毁坏土地、家园、文明和人心的庞大的政权，吸干了长江的血，又来吸百姓的血，正如王以培所说：“归根到底不是新旧之间的矛盾，而是有人献血，有人吸血，献血者献血屡屡白流，而吸血者从来贪得无厌。”在即将消失的土地上，在即将失去家园的人群中，王以培发现了一种制度性的罪恶和腐败，也感受了百姓的愤怒与绝望，他无法回避这一幕幕的眼泪与悲情，他写道：“你在昏暗的灯光下，黑鸦鸦的移民中不停地喝酒，但愈喝愈清醒，虽然原先并没有把‘为民请愿’作为旅行的初衷，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这从天而降的使命，都不会逃避，也无法逃避。……你为什么要逃避呢？看那油毛毡棚棚里一双双热切的满含泪水的眼睛——此生你从未见过如此温暖的目光在黑暗中这样注视着你，盼望着你，对你充满信任、希望和信心。为什么要逃避呢？这些油毛毡棚棚座落在长江之滨，撩开挡风的棚布，即可看见冬天白茫茫的江水，而棚内温暖如春，春色就藏在人群里。”王以培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更相信谎言与真相永远是针锋相对的：“那么多移民无处伸冤，那么多‘新闻’可歌可泣，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电视、报刊上杳无踪影。所有关于移民的报道都是‘正面报道’，何况媒体制造假新闻早已不足为奇。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谎言的习惯和默认。一个人如果说谎成性，必定前途黑暗；同样，一个民族如果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也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王以培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也不讳言自己的软弱，但他相信“写下来，便意味着记住”。因此，他不怕触及移民的真相，即便书不让出，即便失去饭碗，也要写下来，也要记住。既然那些同胞连家园都已经失去了，自己失去饭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三峡工程在破坏南中国的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是一个悲剧，在毁坏西南地区的历史人文存留的意义上是一个悲剧，在粉碎千万中国人正常的生命状态的意义上更是一个悲剧。幸好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家园，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的城不在地上，我们的城在天上。在此意义上，王以培不是失败者，那些只能携带几张故土的照片去他乡开始新生活的移民也不是失败者。我相信，盲诗人荷马吟唱的史诗比雅典遗留下的卫城的建筑更加伟大。同样的道理，当白帝城被大水吞没的时候，王以培的那些忠实而冷静的文字乃是必不可少的。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曾经说过：“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有时我走到户外，就像正在阅读《伊利亚特》似的，我走到那条通向房屋高处的路，和路上那些不断改变的迂回一样，我内心的情绪也在改变位置和形式，这包括英雄们的同一性和表示否定的野性的满足，那些直接的、光明的、绝不重复两次的品性。”当我反复阅读《白帝城》一书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究竟是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把家园保存在我们的心中，而我们的心灵永不沉沦。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
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