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游记，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到台湾作家三毛的《撒哈拉故事》，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脚踪到廖亦武在中国底层社会的访谈，这些文字让我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够身临其境。
我一直以为，最优秀的文字不是用手写出来的，乃是用脚走出来的。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齐福德（Rob Giggord），学习了二十多年的中文，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五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北京特派记者，在即将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前夕，他作出了一个让许多西方驻华记者大跌眼镜的决定：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最长的一条国道三一二公路作一次没有事先安排的旅行。他将三一二国道探险之旅当作是“人生一个篇章的终点”，也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寻求对中国的若干疑问的答案，最后他将这段旅程写成了《三一二号公路》（《China Road》）一书。
虽然在中国工作了多年，但齐福德仍然对中国充满了一系列的疑问：“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强大的国家，或是自我崩解？这个国家真会变成大家预料的二十一世纪超级强权吗？或者，它会像苏联一样解体？被分崩离析的过去所压垮，还是被扭曲冲突的矛盾拖沉？如果中国当真成为强大国家，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会成功过渡成为一个能制衡政府权力的现代国家吗？”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西方观察家来说都是未解之谜，而对于无数身在庐山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也都是“无可奉告”。在今天的中国，最迅速的经济增长与最恶劣的人权状况互为因果，中产阶级不仅不是推动民主的力量反倒是现有体制的支持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灭之后民族主义又继之而起，使得中共当局悍然宣称“没有昔日的天安门屠杀，就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也使得西方既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和模式都在此失灵。
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家，西方观察家或是“屠龙派”，预言中国即将崩溃；或是“拥抱熊猫派”，预言中国即将取代美国领导世界。齐福德不同意这两种非黑即白的观点，他说：“对中国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有的外国人从踏进来那一刻就厌恶它，有的则爱到留下来生根，家都不回了。我怀疑有其他的国家会让人这么样地爱憎分明。就我自己来说，我一直试图保持一贯的对立面，试图保持爱憎之间的平衡。但这很难，尤其是新闻从业者，我应该不要去管它，应该只是从旁观察。然而，当五分之一的人类在我眼前发生剧烈的震荡，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数百万的人受到压迫，我怎能不关切？而如果我开始对中国有些困惑，那是因为我的确困惑。如果你不觉得有困惑，那就是还没有用心。”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有心人。他决定去接触那些鲜活的中国人，“个别的人，建立新中国的新中国人，在三一二国道沿线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这些人包括卡车司机、阻街妓女、雅痞与艺术家、农夫以及手机推销员等等，他希望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解答，这答案不是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所能给出的。
三一二公路东起上海，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西至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全长四千八百二十四公里。在熙熙攘攘的国道上，从东至西的齐福德与大多数从西至东的中国人迎面相遇：齐福德从东部沿海深入西部腹地，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则由贫穷的内地流向富裕的东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流动的国家，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教导早已被丢弃：“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展胜过一切，百万千万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工作，很多人仍在搭火车，但愈来愈多人走公路，准确数字难以测量。大多数专家估计，全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很可能达两亿）农村人口到城市找工作，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迁徙行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前提便是这种迁徙与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是“暂住”在自己的祖国的“二等公民”，他们仍然将吃苦耐劳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可见，只要政府少干一点限制人民自由的坏事，只要政府的所作所为回归到常识的层面，中国就不至于出现像毛时代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
一路上，齐福德发现，中国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几乎不亚于欧洲各国的差异。在江苏昆山，他看到了“全是工厂接着工厂”的景象，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总量差不多与澳大利亚相等；在安徽武冈，像几个世纪前的祖辈那样犁田的农民吴发良告诉他，“老百姓没有喘息的机会”；在河南上蔡，他跟随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访问了令人绝望的艾滋病村，对那些等候死亡的患者无能为力；在陕西双照镇，他走进一个乡村教堂，居然被信徒们要求讲了一场道，尽管他并非基督徒；在甘肃兰州，他听到一名喇嘛悄悄对他说“达赖喇嘛在我们心中”；在新疆火焰山，刚认识的维吾尔族朋友对他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强权，占领了我们，然后只会一味地榨取我们的资源。”他不禁感叹说：“对向来都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假辞色的北京政府而言，若听到一个中国公民指控中国本身也犯了同样的罪，那可是犯了大忌。”将这一个个的碎片拼贴起来，就构成了比中共宣传部和西方汉学家们塑造的中国更为真实的中国的图像：这是一个没有完成整合的国家，这是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国家，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效忠的国家。城乡的分裂、区域的分割、种族的分歧，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中央政府穷于应付。二零零五年，齐德福便在路上摸到了西藏、新疆脉搏的异动，在他完成这趟旅途之后三年和四年间，西藏、新疆果然相继有事发生。虽然中央政府的暴力镇压暂时奏效，但统治毕竟不能永远维持在刀尖之上。
一路上，齐福德对农村的兴趣比对城市的兴趣更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许多城市与其他国家的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车水马龙。而农村，在压榨与不公之下呻吟的、千疮百孔的农村，却长期受到忽视与遗忘。普通的西方人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便对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叹为观止，他们很少有机会到一个普通的乡村去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状态。三十年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之成就，却是以牺牲农村的发展为代价。一方面是环境的严重破坏，齐福德发现，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中国的土地、空气与水的品质恶化，已到了危急的地步。砍伐森林、土地沙漠化，水与空气污染造成癌病与生育缺陷比率上升，都成为国内愈来愈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数亿农民丧失基本的人权。学者吴国光在《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二次改革”，就物质层面而言，曾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一度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的农民，在九零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态；就政策层面而言，“二次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方针。齐福德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农民，或因耕地被干部和房地产开发商侵占而怒火中烧，或皈依基督教寻求灵魂拯救，或进入东部沿海的奴隶工厂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换取工钱，甚至有许多农村女孩离家出走而在公路沿线的客店卖身。他们的境遇各部相同，对政府的不满却是一致的。由此，齐福德语重心长地劝诫那些自以为高枕无忧的中国统治者说，不要以为农民永远如此逆来顺受，如果继续罔顾农民的基本权益，一旦其怨愤如火山岩浆般爆发，再想弥补已经来不及了，他预测说：“我以为二零一二年后的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其普遍与危急的程度，将发展到难以忽视，或难以只用镇压就可解决的地步。”
齐福德承认，“现在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时刻”，但他又告诫说，“被过度吹捧的崛起，也未必如许多人想像的平顺”。这不是西方人带着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看中国，而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朋友的逆耳的忠告。齐福德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贪腐贯穿了整个社会，一党专制的国家无法进行政治改革。”党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相反，党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经济发展成了党维系其统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永远快速发展呢？当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时候，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齐福德认为：“中共统治的正当性非常仰赖经济的发展，任何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减缓的事件，对中共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一来，愤怒的农民与下岗工人，可能会带给北京一些真正严重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口号不再是输出革命或者实现共产主义，而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稳定，只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一样，根本无法抵御潮水的侵袭。对于中共当局将“稳定”当作扣在民众头上的紧箍咒的做法，齐福德不以为然，他说：“情势已经严重到无法视而不见。到了某个关键时刻，坚持稳定，实际上反而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同时，齐福德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纵容也有敏锐的观察与分析。由于中国深切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低价产品倾销全球，满足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之心，使得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众故意忘却天安门的屠杀，忘却正在中国上演的若干人权惨剧，忘却中国的环境灾难。换言之，西方国家已经被中国捆绑在同一架战车之上，用齐福德的话来说便是：“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非常倚赖中国经济的繁荣，已到了承担不起中国‘不’继续这样消耗的地步，尽管它正大肆破坏环境。”奥巴马与胡锦涛把酒言欢，共享人肉盛筵，便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一幕。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中国对世界的危害远远大于昔日的苏联。
关于中国的前景究竟如何，齐福德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他以鲁迅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本书、结束这段旅程：“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的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每一个中国人都正在路上，我们的命运需要我们自己来改变。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