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让子弹不要飞——读李劼《枭雄与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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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执导和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有评论将其称为“政治隐喻的狂欢”。在严密审查之下远离现实处境的中国影视界,只要出现一部稍稍能激发起人们对现实一点点联想的作品,就堪称万人空巷的杰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比《让子弹飞》中生硬拼贴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更加荒诞。

当张艺谋成为中共当局重用的、里芬斯塔尔式的首席御用导演、陈凯歌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亦半推半就之时,姜文则骄傲地说要“站着赚钱”——不仅要赚到钱,还要说点自己想说的话。有网友指出,以三名主演而论,葛优隐喻满清王朝,周润发隐喻国民党,姜文隐喻共产党,而整个故事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比赛谁更残酷的革命史。

可惜的是,姜文没有读过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更没有读过李劼的《枭雄与士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致使他对暴力美学的嗜好减弱了对百年革命话语的反思。

正如李劼所说:“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灾难,不但见诸大国崛起的虚妄,同样见诸学术概念的荒谬拼抄。倘若要直面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其说首先在于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如说在于历史书写者如何审视历史。许多历史真相,其实一直默默地伫立在世人面前,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观察,人们只得在黑暗中蹒跚。”

历史的真相就是: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从来就是人头落地和血流成河。革命前,百姓苦;革命后,百姓亦苦。所以,在官方天价维稳、民间怨气冲天的当下的中国,“让子弹飞”解决不了社会不公的难题,如何在“让子弹不要飞”的前提下达成社会的和平转型、实现正义与和解才是当务之急。

由枭雄主宰的中国近代史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台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但中国大陆仍然未能走向共和。这一转型为何如何之难?

回顾整个二十世纪,李劼最欣赏的文化人是王国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抉择充满困惑:如果说他只是一名忠于满清王朝的遗老,那么他早该在辛亥革命时就选择殉节,何必等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军队北伐呢?后来,我发现王国维说过一句名言:“先共和,后共产。”

李劼评论说:“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

有意思的是,在影片《让子弹飞》中,作为对峙双方的悍匪张麻子和土豪黄四郎,都是辛亥革命的功臣。革命者的堕落,以及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杀戮,跟老百姓毫无关系——当张麻子狂呼“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一群赤裸上身的、就像方力钧笔下那些“没面目”的人物的“人民”,却躲在阴影里,直到双方胜负已分,才蜂拥而出,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残酷折磨致死的时候,无比苍凉地说了一句话: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他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并不是由人民书写的,乃是由枭雄书写的。他也许能获得平反,毛像却不会轻易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而他的后代还会与毛的后代把酒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们背后有共同的利益。

而身在庐山之外的李劼,反倒看清了庐山之真面目:在这本书中,他将那些已经进入先贤祠的领袖和伟人统统还原为枭雄。

发现蒋介石和毛泽东身上的枭雄本色不足为奇,且能在海峡两岸的某一岸以及海内外华人中的某一派当中获得喝彩;但要刮去“国父”孙中山脸上的油彩,则既需要史识,更需要史胆,且不为将孙中山奉为共有的“神主”的两岸及华人世界的大部分同胞认同。对孙中山的反思与评判,在华人知识分子中,唯有袁伟时、王怡、李劼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李劼对孙文基本持负面评价,甚至不若李鸿章和袁世凯。他认为,久居夏威夷的广东人孙文,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

“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

在辛亥群英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有着最深刻理解的是宋教仁,宋教仁的遇刺和在近代史的叙述中被边缘化,表明民主政治和共和体制在中国移植之难。而从孙文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这群比谁更狠的枭雄成了历史的主人,则表明“中国人看不起书生从政的傻瓜,他们佩服争夺天下的枭雄。因为《三国演义》以及无数种演义,都是那么教诲的”。

孙文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

李劼分析说:“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

如果说孙文是半个枭雄,那么毛泽东就是彻头彻尾的枭雄,他们都认识到,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

“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在电影《让子弹飞》中,弱势的张麻子战胜强势的黄四郎,反客为主,黄袍加身,也是靠这三大法宝。

“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是审美的差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断革命的历史,暴力战胜非暴力的历史,“让子弹飞”的人打败“不让子弹飞”的人的历史。或者说,左派话语将保守主义话语挤下舞台的历史。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让子弹飞》,姜文反复说的是“革命有理”四个字;从《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录》到《枭雄与士林》,李劼反复说的却是“革命无理”四个字。这两类人的差异,是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道德伦理的差异,是文化价值的差异,更是审美取向的差异。

“让子弹飞”的张麻子与孙中山、毛泽东一样,声称将给人民带来公平和正义,但当他们由泼皮变成皇帝之后,人民仍然是奴隶,共和国仍然是奴隶国。

这个时候,真正的师爷便要登场了,他们是妙笔生花的化妆师,是当权者的帮凶和帮闲。

一直致力于揭示中国社会的真相的作家廖亦武指出:“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

从被周恩来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们,再到郭沫若们的徒子徒孙王蒙、余秋雨、汪晖等人,指鹿为马、以丑为美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而站在其对立面并被革命史放逐的,是王国维、章太炎、周作人、徐志摩、陈寅恪等人。李劼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当是周作人。

周作人死在被红卫兵没完没了的批斗狂热中,死在被姜文和王朔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只是想喝一口水,从床板上挣扎起身,一骨碌翻倒在床底下,再也没有爬起来。窗墙外,传来一声义正词严的毛氏语录,间杂着鲁迅的些许名言。

李劼感叹说:“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文学大家,最后被一个没有悲悯的时代所埋葬。那个时代崇尚仇恨,崇尚阴谋诡计,崇尚践踏他人,崇尚谁都别好好过日子。那个时代最瞧不起的,就是慈悲,就是怜悯。”

在后人眼中是“人间四月天”的奶油小生的徐志摩,在李劼眼里则是新月派诸君中撰写政治评论的第一健将。心思单纯的徐志摩对苏俄观察之深刻,为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等老辣的政治人物望尘莫及。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劼认为,徐志摩之所以能够抵达胡适和鲁迅都无以抵达的敏锐,与其说在于其政治立场的不为苏俄革命所动,不如说在于其审美境界的为胡适和鲁迅所难以比肩。而徐志摩的多情,对爱情的至死不渝和悉心呵护,与审美的敏锐,具有同样的生命品质意义上的标高。

这种差异延续至今。为底层民众立传的作家廖亦武,被官方非法限制出境而未能出席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也从同样角度揭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比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

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在此意义上,这种审美上的差异确实是不可调和的。

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如何流出血红的黎明?

电影《让子弹飞》将张麻子的形象塑造得过于正面,这与姜文、王朔和崔健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对毛泽东的“恋父情结”密不可分。张麻子爬上官太太的牙床,砍掉无辜的替身的头颅,都只是私德上的瑕疵。革命一旦成功,他立即可以恢复“张牧之”的大名,不是像耶稣牧者那样牧养群羊,而是像动物庄园的统治者那样君临天下。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牧之杀无辜者立威之举,表明他并非行侠仗义的西部牛仔,而是呼啸山林的准法西斯;张牧之统治的鹅城,就像毛泽东占领的中国一样,不仅没有走向共和,反而陷入更大的血腥与杀戮之中。

媒体人罗永浩在微博写道:“砍掉无辜替身的脑袋那一场戏也太恶劣了,还砍得那么理直气壮。整天拿艺术作品讨论思想认识固然无趣,但大家都没意识到这种纳粹倾向也是不正常的。”纳粹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炼成的。

那么,在星星般的弹孔中,如何流出血红的黎明?姜文迷恋张麻子,但张麻子终究不是仁者爱人的“张牧之”。李劼发现,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孔儒话语体系,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法家理念,彼此交织成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

此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是王道和霸道。张麻子通过王道与霸道的杂用,成了鹅城的统治者;而毛泽东通过王道与霸道的杂用,则成了全中国的红太阳。也许出于对中国现状的万般绝望,李劼在漆黑的近代史中搬出一个杜月笙来作为民族救星。

然而,即便“盗亦有道”,杜月笙仍然还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流氓。不用说杜月笙,即便将《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大侠一个接一个地请出场来,仍然挽救不了日渐沉沦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能够带领中国实现真正的文艺复兴和精神变革的,是林昭和顾准。

李劼写道:“倘若说,林昭象征着自由的心灵是不可征服的,那么顾准的著述则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也同样是不可扼杀的。”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

在梳理顾准的知识谱系时,李劼指出,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藉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

但是,无论是顾准还是李劼,都未能继续往前再迈一步:其实,对今日英美民主政治影响更深远的,不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而是宗教改革之后的生生不息的清教徒精神。

由于对基督信仰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忽略,使李劼在论述林昭时,对“殉道者”这一维度着墨不多,而正是这一维度,才是未来中国“在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的希望所在。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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