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奠基人罗斯教授在清末民初到中国访问，将对中国的观察写成《病痛时代》一书。他在序言中指出，了解古老的、且处于迅速变化中的中国是困难的，“大凡中国通都明白，仅靠半年的辛苦旅行和调查，是不可能了解这个远东国度的”。
一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总工程师说：“我在这里呆了有三十年了，但是呆得越久，反倒越不了解这里的人们了。”另一位在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说：“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后，我本以为已经了解他们了，但是住得越久越觉得他们不可理解。”因此，罗斯感叹说：“任何一位西方旅人只要去请教一下长年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就会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勇气写任何关于中国的东西了。”尽管如此，包括罗斯本人在内的若干外来者们，还是竭力描绘他们所观察到的和所体验到的中国。毛姆也是如此。作为那个时代最有洞察力、同情心和幽默感的英国作家，毛姆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描绘出了一个连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陌生的中国。
“两个中国”的对峙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从古老帝国的崩溃中喘过气来。在动乱与衰朽中，在硝烟与死亡中，在忍耐与麻木中，在愤怒与哭泣中，中国如同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毛姆以外来旅行者的视角，看到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负重的挣扎。毛姆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对东方文化怀着深深敬意的欧洲知识分子。通过在中国的游历，他发现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一半的中国，已经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迅猛奔跑，在上海和北京，上层社会的中国人所过的日子，并不亚于伦敦和纽约的贵族或大亨，他们拥有洋房和洋车，一掷千金，奢侈无度；而另一半的中国，仍然深陷在蒙昧和穷困之中，内地和西部乡村中成千上万的农夫们，生活方式千年不变，像奴隶一样劳碌终身而不得饱足。毛姆笔下的中国，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中所形容的那样：“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依然未能摆脱这两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贫富悬殊更大，社会矛盾更尖锐。
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毛姆到中国访问时很受欢迎。与毛姆交往的不乏高官巨贾、文人雅士，他因而窥视到浮在帝国表面的油污。毛姆笔下有一个外表文雅而极度贪渎的部长，此人堪称那个时代中国官僚的典型代表。毛姆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到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刮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的人，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另一方面，中国官僚通常兼有文人身份，具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在公事之余，有文人的闲情逸致，毛姆略带讽刺地描述说：“当他拿起一只青色小花瓶时，他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丰厚的文化积淀，并没有带来政治制度的清明；高度发达的东方艺术，也并没有改变人性的卑劣。
毛姆还会见了自诩学识最为渊博的辜鸿铭。辜鸿铭在老外面前最有魅力，许多半通不痛的“汉学家”一见到他便佩服得五体投地。毛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没有被他的夸夸其谈吓倒。在毛姆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抱残守缺、虚张声势的遗老罢了。辜鸿铭自称是“古老中国最后的代表”，一边炫耀自己在西方获得的学位，一边拼命贬低西方文明，进退失据的尴尬暴露无遗。毛姆在辜鸿铭的博学机敏的背后，发现其内心的空虚与骄狂，以及他所依托的那一套文化秩序不可挽回的衰败。毛姆用一种半是温情、半是嘲讽的笔调写道：“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子，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寒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旅华西人面面观
毛姆发现，在中国的西方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许多人物，对中国充满偏见和蔑视。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各式各样的西方人：有默默奉献的传教士，有贪婪横暴的大班，有矫揉造作的夫人，有居高临下的领事，也有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不一而足。当然，这群背井离乡、怀着各自不同目的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并不都是自命不凡的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中有不少人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爱，从千山万水之外而来，并把这片遥远的土地当作第二故乡。他们学习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变得非常接近中国人。
这些西方人之间也形成了矛盾和冲突。毛姆写到一名传教士与一名英美烟草公司职员之间有趣的对峙：在内地小城居住了三个月都没有见到过一个白人的烟草公司职员，看到传教士的到来欣喜若狂。没有想到，传教士对他一言不发。对于传教士来说，推销烟草的人都是撒旦的奴仆，他们是这片已经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的吸血鬼。所以，传教士拒绝与烟草商为伍。这个绕有趣味的细节，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观念：老外都是一伙的。其实，老外与老外之间的差异，有时甚至超过老外与中国人之间差异。
毛姆还写到一位来自于法国的修女。这位修女主持着一家专门收养孤儿的修道院，她收留了一些身患痢疾和伤寒的、被部队遗弃的士兵。这些士兵病好了之后，继续留在修道院中疗养，有时候会坐着轿子到镇里游玩。如果碰见从城里买食品和日用品回来的修女，他们会建议修女把包裹放在轿子里，帮修女携带回去。看到这一幕，毛姆迷惑不解地追问说：“他们就没有提出让修女坐轿子、而自己走路吗？”这位女院长宽容地笑了：“修女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女人，你不能向人们要求超出他们所能给予的东西。”
苦力的存在是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毛姆认为，中国上层社会的官僚和文人们，已经失去了活力与方向感，无法继续引导中国这艘巨轮前行。因此，他将更多的注意力对准中国的下层社会，用更多的笔墨描写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夫、苦力和纤夫们。
尤其是长江上的那群纤夫，引发了作家深切的同情之心：在英国，如此艰苦的劳作已经转由汽车、火车和轮船来承担；而在中国，依然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拉动庞大的船只缓缓前行。世纪之初，受聘到成都任教的日本教师中野孤山，在《横跨中国大陆》一书中如此描述船行三峡时纤夫的辛劳与危险：“拉纤的船夫，如猴子、似蜘蛛，在重叠参差的乱石岩脊上奔跑。激流奔腾，如千百蛟龙并肩飞舞。”而毛姆更是被纤夫的号子感动得潸然泪下：“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的、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重的啜泣。这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我是嘉陵江边长大的孩子，川江号子是我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姆用素描的笔法记载下纤夫艰难前行的景象，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缩影。正是这些卑微的灵魂，支撑着中国不被灭亡的命运。与毛姆差不多同时访问中国的日本作家德富苏峰感叹说：“真实原因是因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没有人可以得意地自称为“中国通”。毛姆很谦虚，不敢说笔下的文字写出了活的中国，他承认他与中国之间隔着一张“屏风”。“屏风”是东方文化中颇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物，“屏风”隔出了“内”与“外”；而屏风又是可以移动的，一旦移动，“内”与“外”的界限便混淆了。毛姆正是一个动手移动屏风的人，他用含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着这片人口稠密的土地，他感叹说：“凭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你有了一个支点：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这是一种超越国界和种族的同情与悲悯，有了这样的同情与悲悯，毛姆便成了中国人心气相通的朋友。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