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金雁:东欧左派运动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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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三)

一、剧变前的政党类型和新党产生的途径

剧变前东欧的政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苏联、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国家。这些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在战后都曾出现过多党制。如匈牙利在战后的1945年举行的首届国民议会选举,是小农党获得多数而组阁。在这一届政府中,其他三党人数的总合才与小农党持平(小农党占9人,共产党4人,社民党4人,农民党1人)。1948年在苏联与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下,匈牙利社民党合并入共产党,其他党被取缔,成为共产党一党制国家。罗马尼亚的情况与匈牙利基本类似,只是在历史上社民党的力量大于共产党,两党合并以后,共产党进行大规模清党,以“纯洁党的队伍”为名,把近20万原社民党党员而扫地出门。在这种状况下,虽然被取缔的政党在组织上不存在了,但其主张和影响并未消灭,有的政党地下活动屡禁不止,这说明它们有不少拥护者和外围同情者,因此一碰到适当的时机这类组织便能很快破土而出,形成规模。捷克与匈、罗有所不同,捷克在历史上是东欧诸国中唯一真正具有左派传统的国家。在战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社民党都是联合执政党乃至主要执政党,第一共和国的前后两位总统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以及总理突沙均为社会民主派人士,捷共则是东欧唯一的在苏军“解放”以前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巨大影响的党。在20年代中期它就是国内第二大党,1925年大选中得票率超过社民党而几与第一大党农民党相当,是93.4万票对97万票,1928年捷共拥有15万党员,比法共多2倍,比英共多29倍(而捷克人口仅及英法的1/3)。战后第一次选举,捷共在大选中获胜,组成由捷共领导,社会党、人民党、自由党和斯洛伐克复兴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该政府持续到1948年,从此便进入捷共独家掌权的局面。

第二种类型是以波兰、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波兰合法存在的有三个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虽说是三党“联合执政”,但统一工人党的“老大”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其余两党服从统一工人党的指挥。保加利亚也不例外,保加利亚共产党从1946——1989年一直同农民人民联盟联合执掌国家大权,但在历届国民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农民人民联盟盟员只能作为配角担任副职。民主德国是以统一社会党为领导,由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国家党参加的多党合作,这五党从1949年建国起一直执政到1990年3月人民议院大选。

这两种政党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两个一元化:党外政治一元化,即国家由共产党领导,一些国家虽然名义上为多党合作制,但在人民民主时期结束以后,当时的大气候再加苏联的“看管”,民主派只能起陪衬和附庸作用,很难有所作为。苏共20大后,东欧各国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民主党派曾一度活跃,在50-60年代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德国工人起义等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同情者和拥护者。但这种状况只是社会中涌动的一股暗流,很多还没有浮出水面,就在本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威迫干涉下夭折了。至于党内政治一元化则很好理解,自从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组织模式确立以后,它便成为各共产党效仿的榜样,战后东欧共产党逐步克服第二国际的影响,洗刷“社会民主党习气”而成为“苏式党”,不允许党内有派、要求党员对组织绝对忠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纪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1989-1990年的苏东剧变使这两类的政党体制都崩溃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一轮政党。它们是通过4个途径产生的。

1.民间的反对派力量。

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祖国联盟、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 论坛等皆属此类。

2.由共产党内的派别演变而来。

80年代后期在国际大气候的推动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共产党内就如何看待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如何评价本国战后的历史事件和如何选择改革道路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激烈争论,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分歧被公之于众,党内很快形成“横向结构”的不同派别组织,剧变后这些派别便演变成“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新政党。东欧各国的新社会党和传统左派组织概出于此。

3.原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派宣布脱离共产党。

前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国家都发生了这类情况。剧变发生后,波兰农民党、民主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东德的四大参政党均迅速倒戈或独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势力,或投入右派阵营或作为一股独立力量在本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4.历史党的重建。

在40年代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时以及取缔其他党派时,一部分不愿归附共产党的人流亡西方,1989年以后他们回国“重建”,与国内的一些“同情者”合流,再次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如捷克社民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小农党、匈牙利小农民党、社民党等。

通过以上4种途径产生的这些政党的政治色彩有传统保守派(宗教保守派、民族主义保守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和传统左派以及新左派(新社会党)。但它们都基本上建立了一种党内和党外的双重多元化政治,也就是没有法律上规定的领导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允许多党竞争,党内允许存在不同派别,甚至有时还会产生议会党团,党内自身也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即形成一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政治格局。

二、左派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1989年至今近十年的整个形势看,东欧左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政治钟摆大幅度向右摆,出现反共大联合的趋势,各国出现多米诺骨牌向右倒的政治变动,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相继崩溃,在剧变的尘埃飞扬之际,各国弥漫着一种反共的非理性情绪,以人划线、以“关系”划线和追溯历史渊源的做法掩盖了各国所谓“共产主义后”势力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破除旧体制”方面的一致性掩盖了“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不同见解。这一时期,一方面小党林立(截止到1992年,已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组织在波兰有200多个,在匈牙利有52个,罗马尼亚有83个,俄国有100多个,捷克有153个,只有800万人口的保加利亚竟有180多个),另一方面右派独大,各国大都出现了旧体制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大联合阵营,包括波兰团结工会、捷克公民论坛、罗马尼亚救国阵线、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以及俄国反对1991年8.19政变的阵营,都是具有形形色色思想的人的反共大联合。“主义”的分野在这一时期远不如与前权力结构、乃至与前权力结构的某一代表人物的敌友关系来得重要。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反共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反对旧体制的激进程度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阵营内的一些社会民主派有时会比保守派更加反共。

在捷克,“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与奉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右派人民党等联合要求取缔已宣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并与过去决裂了的捷共,反而是向来与“左派”无缘的哈韦尔出面反对这种报复主义的主张。在前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声明他们与基民盟是竞选中的对手,而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党化了的“前共产党人”组织)则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相反地,由实际上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前共产党人”领导的罗马尼亚救阵在武力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十二月起义”中得到了包括右派在内的欧洲各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大力支持。而不久之后“重建”的罗马尼亚社民党又与持右派立场的其他几个“历史党”一起结盟向执政的救阵——社民党发难。除了执政党的“前共产党人”“出身”外,罗马尼亚社民党(历史党)并没有为这次发难提出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保加利亚的社民党(历史党)也是不依不饶地要求“清算”保共“罪行”而遭到当时的总统、民盟主席团团长热烈夫的反对。

对“历史党”整“前共产党人”这一现象还比较好理解,一来当年他们挨整下台,流亡国外,现在回国泄愤,总算还有个说法,二来这也是政治操作中争夺领导地位的需要。但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原来旧体制下某些政党表面看起来铁板一块、反对派力量很小或几乎没有,在这些地方,一旦形势逆转,“前共产党人”受到的非理性迫害就越极端,而且这些迫害甚至往往来自共产党内部,或者说是“前共产党”的个人,这是因为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旧体制下的党内斗争本来就比多党制的党务纠纷更残酷,剧变后一些掌权的“前共产党人”旧习未改,迫害起“前同志”来自然比自由派更“内行”。还有,在反对派有长期活动基础的国家,不太需要在剧变过程中用极端的作法来为自己树立形象,而在共产党一统天下反对派没有资源积累的地方,人人带着面具生活,无法真实地表现其信仰、思想和立场,而条件一具备就会出现哗众取宠的局面,大家都争相以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就会在体制内涌现出大批体制的反对者。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罗马尼亚的十二月事件和罗共要员在左派执政下的遭遇。

这期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这时原共产党的合作者纷纷离开。与保共有43年合作历史的保农民联盟宣布不再接受保共领导,波兰农民党和民主党议员团也急忙与波统一工人党划清界限,以显示其独立性。原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妇女等组织也纷纷独立,宣布脱离共产党,不再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而另立山头。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共产党或其后继组织孤军备战,几乎均惨遭失败。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记录,只是在照顾性的选举中方才补足了自己应得的席位,波党推举的35个候选人原以为都曾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而无竞争对手,却始料不及的几乎全部落选。1990年3月前东德举行了“58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民社党得票率为16.33%(65个议席),社民党稍高,为21.84%(87个议席),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社民党进入执政联盟。匈牙利社会党在1990年4月的大选中只获得8.55%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而无法进入议会。社会党主席涅尔什公开承认社会党的失败,说它在执政40多年后成为在野党,下一步它将成为“建设性反对派”。在同年6月的捷克议会大选中,捷摩共在联邦议会两院中分别获得13.6%和13.7%的选票共占47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在野党,捷社民党因未获得5%的选票被阻挡在议会大门外。

罗、保、阿三国的左派在1990年5月-1991年3月的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分别获得67.02%、52.75%、67.2%的比例。可惜好景不长,保左派取得剧变后第一次大选胜利,社会党占有400个议席中的211个席位,在当时东欧国家是少有的,但因领导层软弱无力,不敢面对现实,只想依靠西方的力量,结果在上台60天以后,拱手交出政权。到1991年10月的提前选举中,保社会党的得票率比1990年下降19个百分点,获33.14%,最终也变成一个反对党。阿劳动党在首次多党选举中的250个议席赢得168个席位,但党政要人全部落马,独立组阁22天后被迫辞职,1991年6月4日结束了47年来阿劳动党一党执政的历史,一个星期后,阿第一届多党联合政府组成,在新政府的24名成员中左派与反对派各占一半。罗马尼亚的情况有些特殊,如前所述,反体制的力量主要从体制内产生,救阵原本就是罗共党内的改革派,它又是十二月事件的主导者,加之选举前与20多个政党达成协议,组成全国联盟临时委员会,得票率很高是意料中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这初次的自由选举中,对立情绪严重,非理性的行为蔓延,街头景观犹如我国文革早期,动辄召开几十万人的群众誓师大会,两派群众的街头辩论、相互谩骂甚至冲突都时有发生。双方都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的候选人,街头张贴的候选人照片或被乱涂乱画肆意丑化,或打叉挖掉眼睛鼻子,至于要求从候选名单中划掉某某人的宣传车声音更不绝耳。1990年笔者在华沙最繁华的大街上就看到两幅针锋相对的大标语,一幅是“同左派联盟在一起最牢靠”,另一幅是“让我们永远同团结工会在一起”。

但这种现象只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剧变一旦成为现实,右翼浪漫主义很快就消退,这种反共的右翼统一战线就解体,一时间各小党林立,进入群雄争霸的局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党在政治生活中能取得优势,于是就出现多党联盟,但联盟内党派很多,利益难以协调,一些小党摇摆不定,一会儿合并,一会儿独立,使这一阶段的政治特别不稳定。这时东欧各国重建的“共产主义后”政党,迫于当时的反共狂潮的压力,向右摆的幅度也很大,这里面带有为保全力量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性、权宜性和过渡性。

三、左派运动的第二阶段

从1993年-1995年是东欧左派经历的第二阶段——“左派复兴”时期。其实这个过程从1992年11月的立陶宛大选中就拉开帷幕。在这次选举中由立陶宛共产党改名的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得141个席位中的80个,成为第一大党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任国家总统。1993年9月波兰社民党与全波工协结成的左派联盟,在两院选举中各得37%的席位。“团结工会”在众议院未得一席,在参议院仅获9席。同年12月俄共在杜马选举中在450席位中得65席,成为仅次于俄国选择和自民党的第三大党。1994年3月,乌克兰左派三党共得450个席位中的118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乌社会党主席莫罗兹任议长。5月匈牙利大选,社会党获得54.24%的选票,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由原来国会中排名第4位的反对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拉任总理。6月德国民社党在德国东部的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得势,得票率超过两德统一后的任何一次选举。12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为首的中左政府,而罗马尼亚、新南斯拉夫与斯洛伐克的梅恰尔政府本来就属于左翼。因此东欧大多数国家又处在“前共产党人”统治下,一时有“向左倒的多米诺骨牌”之说。

进入1995年后东欧左派又取得新进展。3月6日波兰左派政府易人,社会民主党的奥莱克西接替农民党的帕夫拉克出任总理,使该党由“后台老板”正式走上前台。11月19日,波兰总统选举,社民党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又以微弱多数击败东欧剧变的明星人物瓦文萨,从而在波兰形成了议会、政府、总统都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红三角”。在东欧其他国家,左派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甚至在中、右派势力最大、左派历史包袱最重的捷克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左派在野力量也在壮大。以M.泽曼为首的捷克社民党在1992年大选中得票率仅6.5%,而1995年4月民意调查中它的支持率已达23%,与执政党公民民主党27%的支持率相差无几。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力量也在越过谷底,1995年的一些地方性选举中其候选人曾击败执政的民主党对手。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东欧与独联体各国虽然都存在着“左派复兴”现象,可“左派”的构成有很大区别,前东欧地区的“左派”主体是社会党,尤其是经共产党“改建”的新社会党,民族主义左派仅在塞尔维亚占主流。而独联体正相反,社会民主力量弱小,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在左派阵营中起主导作用。这两个地区的所谓“正统派”共产党也差异很大。前东欧一些以反对社会党化而被称为“正统派”、“极左派”的组织,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波兰共产主义联盟(无产阶级),其纲领都有许多与过去决裂并吸收社会民主成份的内容,如不提列宁主义,放弃民主集中制,宣布自己为“左翼民主党”并强调人道主义等等。可以说它们在纲领上甚至比俄国的一些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还要社会党化,而在俄国,“正统派”共产党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者。

由于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正统派共产党及其他类型左派并无明显复兴趋势,而在这种复兴中受打击的又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而不是中派自由主义。因此“复兴”的综合结果就十分清楚;它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样一种格局无疑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通过这种复兴,剧变后出现极右专制的危险得以大减,而剧变前的旧体制复归的可能性并未增加多少。显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意味着剧变后东欧的转轨方向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轨,而它给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新社会党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左派复兴”的主要原因是东欧转轨不顺利所造成的痛苦,然而这又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在转轨缓慢、痛苦延长的情况下左派较容易上台,但上台后要承担转轨的责任,日子往往不好过(如匈牙利)。而在转轨坚决、痛苦已经过去的那些国家,左派可能难以上台(如捷克),但是一旦上了台,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如波兰)。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经历反对派的严峻考验,形成“上台容易执政难”的局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左派上台后的威望都比上台前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毋宁说是右派的失败。虽然左派政党的确不断得到恢复壮大,并获得选民信任,但这并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为从东欧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威信扫地的情况下,抓住民众的求变的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选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择,在个别国家左派甚至还没有作好接替政权的准备,更少从事思想和理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为下一轮右派上台提供了基础。

另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前东欧与前苏联地区都存在着“左派复兴”现象,应该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仍在继续,而它们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距离却拉开了。所有东欧国家加紧努力向欧盟、北约靠拢,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这无疑也会拉大东欧左派与俄国左派的距离。如果东欧稳定地建立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格局而俄国却出现右翼保守主义与俄共这两种民族主义倾向的“右左”格局,那么双方的距离就会更大。这时的欧洲有可能出现类似“凡尔赛体系”以后的那种进程,即“协约国(欧盟)拥有一大批小兄弟而把”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俄国)“团团围住,而”魏玛共和国“在内外交困中动荡不宁、迟迟上不了正轨的结果是民主制基础渐被淘空,极端主义情绪不断滋长,最后,由”第三帝国“取代魏玛民主制并立志要向西方报复。

在“左派复兴”过程中,东欧左派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1.民族主义弱化。

与右翼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在“左派复兴”中受到抑制相应,东欧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所消退。“左翼民族主义”在东欧历来不成气候(这点与俄国相反),但前南地区是个例外,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民族主义色彩方面类似于俄共。然而在1995年随着塞尔维亚社会党政府与波黑塞族领导人关系的破裂,在波黑问题上向国际社会妥协,波黑塞族强硬派日益向塞尔维亚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靠拢,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形象已有很大改变,民族主义色彩渐消,民族主义旗号逐渐移到右翼反对派手中。随着新南斯拉夫争取重返国际社会的步伐,塞尔维亚社会党也在强调要重返社会党国际大家庭。它正从更像俄共变得更像东欧一般的社会党。

2.旧社会党兴起。

旧社会党开始有不俗的表现。1994-1995年“左派复兴”主要为新社会党所专美,各国旧社会党并无多大起色,而在1996年里随着捷克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强并成为最大在野党,直至1998年6月大选获胜,捷旧社会党成为东欧第一个执政的历史党。

3.社会党国际敞开大门。

社会党国际对新、旧社会党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使东欧新、旧社会党的矛盾比以前明显缓和。社会党国际1992年19大时基本上只承认旧社会党而排斥新社会党。为了在当时欧洲的反共狂潮中显示出自己的清白,它声明对“前共产党人自称为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普遍持怀疑态度”,并表示在这个“混乱时期”它只能与那些“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观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主要是指旧社会党)加强团结。”但是随着此后两年的左派复兴与新社会党的东山再起,社会党国际明显地调整了政策。1994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特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并发表“关于中欧与东欧的声明”,表示“既支持已经成为国际成员的那些党,也欢迎众多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影响并且已经要求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的党派和运动”,以便“加快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为形成统一和有凝聚力的运动而进行的重新组合”。这个声明显示出社会党国际经过几年犹豫后已决定向各国新社会党敞开大门。

4.左、右派矛盾凸现。

在剧变之初的反共狂潮中,许多国家的旧社会党曾加入反共的右派统一战线组织。随着这种狂热的退却,这些党又陆续退出那种统一战线,使左、右派的矛盾再度凸现。因此在1994-1995年间东欧的左、右派距离拉大。剧变尘埃落定后,经济转轨成为社会焦点。“休克”失败,经济滑坡,人民普遍感受到要承担的巨大代价,渐生“怀旧”之心,社会思潮又开始向左转,政治钟摆也随之回落左摆,社会民主党强调民主、公正、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这些传统左派价值趋势于主导,这是导致“左派复兴”的重要原因,也是剧变后左派宏扬自身价值第一次突出表现。此后左派作为公正改革的代表和平民阶层的立言人的地位突现,而与右派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对立。

5.左派内部派系斗争日显。

随着新、旧社会党区别的淡化,各党内部派系斗争上升,尤其是在东山再起的几个大党中,当面临重大选择时,党内分歧便表面化了(这一特点涉及内容很多,我们将辟专题论述)。

这一时期从政党组成的表现形式看,大多数国家逐渐从多党林立而走向两边独大的局面。这两边在一般情况下是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比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和社民党(历史党)、保加利亚的民主同盟和社会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党和社会党、罗马尼亚的民主协议会和社民党(新社会党)等。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左派阵营形成一党为主的形势,而右翼阵营仍是群雄并立,缺乏一个核心党,比如波兰、匈牙利、俄国都是这种情况。左派势力由共产党或共产党演变成的新社会党唱主角并团结一些左派小党,右翼方面则包罗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的一些历史党、现代党基础各不相同的大杂烩,它们因错综复杂的利益要求和矛盾而形不成一个核心。俄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说:“真正的党在俄国还很少,其中最强大和有活动能力的团体是共产党。民主派也有自己的组织,但组织结构松散,没有严明的纪律”。亚夫林斯基也说:“目前,无论是‘亚博卢’联盟还是‘政权党’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政党”,“充其量是两种现实的、无定型的不同社会力量的组合,是利益的组合”。[1]在这种情况下,右翼要么难以掌权,要掌权则更多地靠领导个人的魅力。但从发展趋势看,这一翼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也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党。到那时东欧政治演进的基本格局就会形成议会民主制下两党轮流坐庄的稳定局面,政治钟摆在这两翼来回摆动,即类似于西欧的政党政治。

四、左派运动的第三阶段

从1996年开始至今,东欧左派政党的演进迈入第三阶段——“东欧西行”[2]时期。所谓“东欧西行”有两种理解:狭义是指东欧国家又在向右转,右翼势力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导。另外从更广的范围说,是指东欧“欧洲化”,与西欧的距离缩短,变得更像西欧类型的国家。

这种说法起因于与1993-1995年的左派复兴势头形成鲜明对比的1996年,在这一年中左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的大选中连连失利。先是保加利亚的民盟利用社会党内部的混乱及其左派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在6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以比民盟少70万张的选票数额败北,民盟的斯托扬诺夫当选总统。紧接着到1997年4月19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比上届议会减少69个席位,成了议会中的少数。立陶宛右翼的“祖国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获胜,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罗马尼亚的社民党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命运相同,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连续被挫败,先是民主协议会以仅高出社民党1个百分点的微弱的胜利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11月其领袖康斯坦丁内斯库取代了从1989年后就一直任总统职务的伊利埃斯库,政府也全部易人,形成“白三角”。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以操纵和舞弊行为取得议会和地方选举的胜利,原本是为贝里沙1997年6月29日的总统选举铺平道路,但假集资活动作为导火线酿成灭顶之灾,左派力量才在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与东欧同属前经互会的蒙古在1996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以蒙古民族民主党为主体的“四党联盟”一举夺取76个议会席位中的50个,从而使执政长达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沦为在野党。1996年6月在俄国总统选举中,叶利钦获胜。1997年波兰的第4次议会选举格外引人注目,“团结工会选举联盟”在左派政绩不凡的情况下以33.83%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回想起1993年9月左派联盟以37%的选票高中榜首时的情景(1997年9月左联获27.1%的选票),真有种轮回的感觉。同年6月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前一年议会大选获胜后,党首图季曼再次当选为总统。这一年斯洛文尼亚威望很高的米兰·库昌由右翼的自由民主党提名又一次当选为总统。1998年5月匈牙利议会选举,青民盟、匈牙利公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上届执政党──匈牙利社会党。

有人用“右派复兴”来概括这一时期东欧政治进程的方向。的确,从选举结果看,原来左派占优势的地方,右派正在卷土重来。1994-1995年能用“左派复兴”来描述,现在也可以换一种方向来概括。不同意或不愿采用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东欧局部地区小范围的“向右偏移”或“微调。理由是从更广的范围看,也有些右派统治一直比较稳固的地区,却出现了左派复兴的苗头。例如,1996年底摩尔多瓦的总统选举中,中左的前议长卢钦斯基(民主农民党领导人)获53%的选票取代斯涅古尔当选为总统。卢钦斯基虽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但从他曾任苏共宣传部副部长、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经历中就可以判断他的价值倾向。斯洛文尼亚1996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原来执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得票率为27.01%,占25个席位,在议会中沦为少数,而左派参加的竞选联盟则地位上升。1997年6月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155个议席的98席,成为第一大党。1997年7月米洛舍维奇修改宪法后当选为南联盟总统,同年12月,塞尔维亚社会党提出的新总统候选人米卢蒂诺维奇(外长)以多数票当选为塞尔维亚总统。捷克左派的社民党地位不断上升,在1996年6月的大选中社民党获得的选票比上届选举增加3倍以上,公民民主党仅以3.18%的优势略胜以泽曼为首的社民党,虽然没有达到政权易手的程度,但是作为对以克劳斯为首的新政府支持的条件,社民党领袖议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使捷克在中欧国家中不再是“由右翼掌握全部大权的孤岛”,到1998年6月,捷社民党终于获胜,使捷克在50多年后又“恢复了真正的左派传统”……

其实,在东欧风云突变的政治组合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大削减。在这些国家里,他们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左”“右”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执政几年,积累些不满情绪,换上另一个政党对两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反省思过,调整策略以求东山再起,后者也尝尝“当家方知柴米贵”的滋味。这种轮换只不过是东欧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没有任何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完全应该以平常心视之。何况就是在东欧前几年的“左派复兴”中,“兴”的也不是昔日的“社会主义”。左派掌权既不说明怀念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也不是要偏离市场经济和抛弃民主化进程,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一些东欧学者就很反感我们使用“左派复兴”、“红三角”、“社会主义势力”之类的概念,认为这些陈旧的表达与东欧现实不对路,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以及研究方法,往往侧重意识形态,总习惯以自己的好恶作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判断,或者以执政党的色彩对国家性质做区分。孰不知这些年东欧国家都在向中间靠拢,国家利益至上,实用主义盛行,操作技巧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单凭口号、纲领是不足以对一个政党的性质下定义的,有些党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往往具有表演成份。

大致而言,选民投右派的票,并不一定是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满意左派政府的政绩,选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样如此。这些年的实践表明,靠意识形态因素当选的候选人在职业素质上不如其他候选人。早在1993年波兰社民党在议会大选获胜后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向记者表示:如果我们党内有人认为,我们的胜利将意味着恢复“现实社会主义”,那么应当将他们立即开除出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如果不是白痴就是疯子。从我们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方法上,社民党与原来的统一工人党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看政治态度不计个人才能的做法。左派上台后也不对团结工会搞“报复”,而是应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评论界也认为,看待现在的选择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选民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们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们对政党之间的冷战已经厌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已看清楚了,谁发展经济就支持谁上台,老百姓更多关心的是过日子,而不是哪个政党执政。

由此可见,1996-1998年所谓的“东欧西行”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广义上的左派思想继剧变之后又一次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实际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正如我们在“左派复兴”一节分析的,在前一个轮回中,越是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化,左派就越容易获胜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要承担转轨的痛苦,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的左派又会同样面临反对派挑战的考验。这样,或者左派在上台后经过“艰苦闯关”,威望虽大幅度下降,但尚能取得选民的谅解而最终保持住执政党的地位;或者在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逐渐丧失民众的信任,而最终沦为在野党。

另外,左派上台前作为议会民主制下的反对党,在政治操作上必须与执政党唱反调,或者至少保持距离,维持批评者立场,然而左派上台就面临角色转换。他们在野时作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根本无法实现;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别无选择的选择”。因此,在经历这样一个轮回后,左派政治家也懂得了“批评容易当家难”的道理。他们领悟到,在议会政治中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获胜上台后,若仍像当政前那样只靠哗众取宠的花架子,没有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不去履行执政者的社会职责,必然难逃再度下台的厄运。例如,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以反对“休克疗法”上台,在执政期间不得不搞更严厉的“博克洛什紧缩法”。1996-1998年捷克社民党高举福利主义的旗帜,许诺上台后要解决住房、教育、医疗、退休金和子女补贴问题,但正如评论家所看到的“在目前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左派上台后就会发现,“他们很难兑现竞选纲领中的承诺”。实际上,捷社民党也知道,克劳斯政府取消国家对医疗的补助,不再普遍发放子女费和高校收费等等政策是大势所趋,是不得已的作法,这和主义“并无关系”。

在转制过程中,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部门、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产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左派执政党的形象。许多左派政府虽然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问题列为头等大事,但在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机关和一些执法部门,依然不断滋生腐败现象,一些权力圈中或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大获其利,他们以权力参与手段,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总理阿·什莱扎维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宣布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被民众称为“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人”[3];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剌激了民众,使他们产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选举中,“把恶棍赶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府的腐败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一阶段也有一些新特点:

1.克服“多党内阁症”是当务之急。

目前捷、斯(斯洛伐克)、波、匈、罗都是多党联合政府,这种“被迫联姻”中问题很多,各执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掣肘,动辄制造政府危机,使政府的执政纲领难以实施。捷前政府3个党貌合神离,斯洛伐克执政两党内部摩擦不断,匈两党间建立了协调委员会,却事事“难以协调”,波、罗政府也多次经历危机。多党政府体现了议会民主,但也暴露出这种政治妥协的产物和暂时的利益结合缺乏长远经济发展方针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苍白无力等弊病。很多党都感到磨合的“代价太大”。多党联合政府的协调将是今后在东欧各政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2.政府工作中性化。

东欧经过左右一个轮回后,两大党轮流坐庄的程序已比较稳定,每一派都能视上下台为正常行为,改变了过去一上台先“报复”的做法,不再大批撤换对方的工作人员。政府工作逐渐中性化、事务化、专业化、程序化,总理、部长的交接对工作和政策延续的影响的逐渐减少。所以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政坛形势跌宕起伏,但对经济的冲击却很小。左派在经历过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大致方针已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凸现自己的批判立场,保持个性,必然言辞要“激烈”地宏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右”一些。这种处境不同的突出点差异,已经十分实用主义化了。在野时为选举,在朝时保政权,是各派围绕的工作中心。

3.选举理性化。

街头行为、谩骂、攻击候选人的情况减少,和旧体制挂勾的情绪已逐渐淡化。和俄国不同,与前体制和苏联有牵连在东欧一直被视为一种“骂人的话”,视为一种人生“污点”。以前选举中很多人因“旧体制的受益者”、“克格勃的间谍”、或曾给苏共写信“献媚”而受到攻击,现在这种非理性情绪已不多见,选举口号越来越具有向前看的特点。匈牙利1998年的选举中,双方都打出“实现民族团结,共创国家新未来”的口号。1997年保加利亚社会党的选举口号是:“团结一致,为了保加利亚”,民盟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危机”。

4.政治面目比较清晰的温和派站稳脚根,众多小党争雄的局面结束。

经过这些年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总统、议会选举的淘汰,政治派别混乱无序的状态大为改观,右翼阵营也以一个核心党为中心实现联合。低调、温和、理性的党,组织机构健全比较稳定的党保留下来,极端势力衰落,基础薄弱的小党或倒台,或攀附其他势力。最后在政坛上形成能够发挥影响的两大派或几大派势力。

在从1989到1998年的这个演进过程中,东欧左派将逐渐摆脱前体制的影响,接受失败的教训,吸取成功的经验,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成熟起来,变得更理性、更成熟,变得更像西欧的社会党,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确“东欧正在西行”。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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