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金雁:东欧“左派复兴”的逻辑意义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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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五)

一、左派的快速崛起

东欧是个频频让人惊呼“没想到”的地方。1990-1992年笔者在波兰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共产党政权垮的这么快,连反对派都没想到,私有化这么难搞,连共产党都没想到”。1993-1995年时,人们又在说:“前共产党人重新崛起得这么快,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的确,1990年后波党的后继者社会民主党党刊主编(前波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曾说过,波兰左派10年之内不可能掌权。1991年6月波兰著名左派理论家、前波党执政时期的波兰经济协会主席乌卡舍维奇教授对笔者说:未来大选后波兰或是维持自由派政府,或是出现以教会力量为背景的反共右翼极权,左派反正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仅过了4个多月,剧变后首次大选却以左派得票居第二令人刮目相看。1992年11月22日立陶宛共产党的后继组织——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次年2月14日该党领袖布拉藻斯卡斯当选立陶宛总统,从而开创了剧变之后前苏东地区“前共产党人”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东山再起的先例。1993年9月,以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为前身的波兰社会党为主体的“民主左联”在议会大选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37%的席位,而“重新”执政,回想起1989年选举时波党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竟然吃了零蛋,创了人类选举史上执政党参选惨败的空前纪录,真令人有隔世之感!

1991年10月前匈党的后继者社会党名誉主席(前匈党主席)温尔什·雷热对记者表示“感到孤寂”,认为“社会党一党不可能重新执政”,社会党副主席塞凯莱什说:预计1994年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不会比上届(即社会党以8.55%的得票率丢权下野的1990年大选)多,“也有可能被极右派击败,社会党根本不复存在”。1然而结果却与他们沮丧预计截然相反,这届大选社会党一举得票54.15%,而且因得票过半取得了一党执政的资格。众所周知,东欧乍获“自由”之际,众党林立,通常第一大党也票不过半,需联合执政。因此匈牙利如此的“左派复兴”着实令人眼花!而*则一个跟斗栽到了仅得票9.59%。四年之内,这左、右两大党以8.55∶42.75和54.15∶9.59的悬殊对比朝野易位,堪称是剧变后的“剧变”、“没想到之后的没想到!”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领导的右派政府也于1993年垮台,以原民盟左翼贝罗夫为总理并得到社会党支持的中左政府取而代之,1994年11月社会党又以44%绝对多数的选票获胜。从而再为东欧左派创下新的成功纪录。这样,连同剧变以来一直由社会民主派执政的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东欧大部分地区又处于左派政府统治下了。至于独联体各国“左派复兴”虽未达到朝野易位的程度,但也出现了左派在野力量的上升与参政机会的增加,以乌克兰为例,1994年3-4月大选前中左派三党(乌共、农民党、社会党)计划争取20%议席的选票,结果夺到35%,而领导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势力“鲁赫”声称要夺取40%的选票,结果仅得到5.9%。俄国在1993年10月事件中摧毁旧议会,曾被认为是民主派对“前共产党”的胜利,然而到年底选出的新议会中,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得到的议席率反比“旧议会”时还多。

二、谁是“左派复兴”中的输家?

1990年前后东欧的“多米诺骨牌”似乎又倒了一次,只是这次是向左倒。面对如此局面,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几年来前苏东地区转轨不顺,“休克”失败、经济滑坡、人民失望、渐生“怀旧”之心,于是导致了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现象。还应指出的是,“政治钟摆”现象是议会民主制约的题中应有之义,左右派轮流坐庄也属平常之事,社会民主派在西方国家执政并不稀奇,而人民在“休克”式的转轨中付出了代价,找个出气筒,也是自然的。“重新”上台的左派人士虽多为“前共产党”,但组织的性质,纲领均已改变,与西欧社会党类似,他们的上台并不会扭转东欧剧变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前后推动过剧变的人们中也出现了许多“反思”式的议论,如波兰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的一篇曾被我国传媒广泛介绍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出过力,资本主义可以走了》。

的确,现在人们可以相信,1990年前后的东欧剧变是“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却未必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的论调如今已渐归沉寂了。然而在今日的东欧,资本主义果然可以“走了”么?之后又会有什么“主义”进来,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吗?显然不是,在“左派复兴”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利益均沾的。一般地说,在“复兴”中崛起主要是新社会党,举凡波、匈、保、立等国莫不如此,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只有俄共成了气候,但也仍处于在野状态。曾一直掌权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是上述两类的中间型。关于旧社会党,则虽被社会党国际视为正统,终因基础太差,这些年来并无多大起色,除捷、罗两党外,它们在各国连议会都未能进入。“正统共产党”与“半社会党”则实际上继续处于衰落过程中。至于工联主义,则是“天生的反对派”,只能依附于其他政治力量起作用,或是为其他政治力量上台作“嫁衣裳”。因此可以说,目前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而这些新社会党“从纲领上讲”,“恐怕处在英国工党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观点上比社会民主运动更加偏右一些”。2因此“左派复兴”“兴”的就不可能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左派掌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若说有历史回应的话,那也是回到1948年以前的社会民主政治中,回到“人民民主”时期和“非斯大林化”阶段。东欧人历来对苏式模式无好感,他们坦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确已彻底“死亡”了,它不可能有再度“复兴”的社会土壤。

人们常说,“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勿宁说更多的是中、右派的失败。然而到底失败的是中派还是右派?对剧变后的东欧,人们常笼统地认为诸多时弊皆为“激进改革”所造成,而“激进改革”又是右派意识形态的产物,剧变后各国都是右派掌权,然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如前所述,剧变后东欧各国政府仍有左、中、右之分。如果以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三者的标志的话,那么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一直是左派执政,而匈牙利、立陶宛和保加利亚则经历过右派政府,受到“鲁赫”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派也可以说是偏右的。而波兰、捷克等国剧变后建立的则是中派政权。

“左派复兴”在波兰打击的是中派政府,而在匈、立、保、乌打击的都是右派。另一方面,中派执政的捷克则置身于左派复兴进程之外,尽管无论就转轨的难度还是就捷克历史上左派传统的强大而言它似乎应当在这一进程中领先。3一来因为捷克转轨进程较为公正,二来由于捷摩共没有通过改名——重建,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捷摩共1993年6月三大上一分为三:即捷摩共产党,左派民主党和左翼联盟党,力量大为削弱,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一直到1998年6月捷克社民党(旧社会党)才在大选中崛起,这已是后话了,起码在东欧“左派复兴”的潮流中,它置身于这个趋势之外,是个令人注目的例外者。具体地看,东欧“政治钟摆”进程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中—右—左。

波兰就是如此。剧变后头两届团结工会政府(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与别莱茨基政府)都是自由派领导的,而第三届即奥尔谢夫斯基政府则处在教会与右翼保守派的强大影响下。在第四届即苏霍茨卡政府任内左派势力迅速上升,直至左派重新上台,波兰进入“后团结工会时代”。

2、右—中—左。

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属这种形式。剧变后直至左派复兴前匈牙利一直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政府执政,但反对派阵营的主流则依次由自民盟、青民盟(均为自由派)与社会党充当。最后社会党先取代自由派而执反对派之牛耳,再胜保守派而问鼎成功。在保加利亚,右派的季米特洛夫政府为中左的贝罗夫政府所取代,后者又为社会党政府所取代。在匈牙利以*主席安托尔为总理的政府是剧变后东欧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任期内没有被中途更换的政府,1994年社会党大选获胜后由社会党主席霍恩任总理到1998年7月。

3、右(政府)中。

乌克兰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乌克兰独立运旧左(议会)新左动是以保守主义——民族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鲁赫”(乌克兰人民运动)为先锋的。从独立到1994年大选前,总统周围鲁赫的影响占优势,而议会中84.4%的议员是前苏共,70%的议员是苏联时代的高官显贵,因而政治两极化十分严重,但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两边都无法立足。表面上这一时期“左”、“右”对立,府、会相争十分激烈,实际上双方都无心于改革。致使“乌克兰病”越拖越重,前苏联时代生活水平为俄国人所羡慕的乌克兰,现在反而欲求俄国的生活水平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心思变,以出人意料的多投票率(75%)对双方都说了“不”。大选结果,鲁赫固然惨败,旧议员也几乎全军覆没,议会中高官云集的状况为之一扫,而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则以3%跃进至20%以上。因此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把“左”、“右”两种保守主义的对峙变成了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并立。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

4.右─左─中。

俄国就是如此。1991年8.19政变后以“民主俄右──中罗斯”和后来的民主选择党为代表的自由派一度势力很大,但后来因“休克疗法”的失败与“民主派”的内讧很快走下坡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和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右翼则势力上升。1993年底杜马选举后这一趋势很为明显。但随后由于自民党热衷于采取极端行动,且具有法西斯色彩,在国内外形象不佳,该组织的崛起也如过眼烟云,很快处于衰势。中派在经过调整以后,其政府面貌和政策倾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保证了1996年叶利钦的重新当选。而以俄共为首的左派则一直保势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占杜马议会的12.4%上升到1995年12月的35%,取代了自民党成了议会的第一大党团。

以上这四种“钟摆”进程中,右翼保守主义都是主要的失败者,作为中派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甚至在那些右派执政而中派在野的国家(如匈牙利与乌克兰),自由主义在“左派复兴”中通过中左联合政府或通过议会较前还有所得。因此从总体上看,“左派复兴”主要起到了防止右翼极权主义危险、遏制右翼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君主主义与教权主义)、民族主义与复仇主义势力的作用。

三、左派与“休克疗法”的关系

如所周知,原政权在经济上的失败是东欧左派复兴的主要原因。但由此得出的两个推论却未必是完全可信的,即经济失败缘由于“激进改革”或曰“休克疗法”,而“激进改革”又是右派意识形态的产物。实际上,“激进改革”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同义语。在东欧,前者指在以价格自由化与产权私有化为核心的转轨进程即建立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激进主义,尤其特指“大众私有化”这类激进措施。也有人把这种以“大众私有化”为中心的激进改革称为“广义”“休克疗法”。而后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特指转轨进程中的一种财政政策,即以严厉的财政紧缩控制通货、抽紧银根、抑制需求,以治理通胀并改善宏观经济平衡。在东欧由于转轨初期的特定财政形势这两者往往重迭,但并非一定如此。如前民德地区在两德统一后由西德指挥的转轨进程无疑是整个前苏东范围内最“激进”的,但因西德资金的大量注入,它并未出现财政紧缩,因此人们并不把前民德的转轨称为“休克疗法”。反之,波兰一向被视为休克疗法的典型,但它的私有化却不能说是“激进”的,尤其是大众私有化在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时期一直是议而不决,并未付诸实行。

其次,不少东欧国家的经济困境确实与“激进改革”或休克疗法的失败有关,但也并非罕有反例。以中欧地区较有可比性的捷、匈两国为例,号称走渐进道路、不搞休克疗法的匈牙利,经济相对糟糕,政权因此更迭而成了“左派复兴”的典型。而它的邻居捷克无论在紧缩财政的休克疗法方面还是在大众私有化方面都堪称东欧最激进者之一,经济状况却要比匈牙利好得多,截止在1998年前政治上也无明显的左派复兴,相反地,在短暂的“阵痛”时期对克劳斯的自由派政府的批评在左派复兴高峰期的1994-1995年大为减少。乌克兰与俄国在独联体诸国中历来被视为可比性较强的一组对照。两国的经济形势都很糟,但不搞“休克”的乌克兰比搞了“休克”的俄国更糟,却是世所公认的。相应地,乌克兰的鲁赫在大选中的失利也远甚于俄国的“民主选择”等自由派,而乌克兰的“左派复兴”势头也比俄国明显。

最后,把“休克疗法”与“右派掌权”联系起来,看来也缺乏逻辑依据。剧变后左派复兴前的匈牙利是右派执政,而波、捷是中派执政,克罗地亚是右派执政而斯洛文尼亚是中派执政,乌克兰掌权的鲁赫与俄国的自民党属右派,而俄国掌权的“民主派”则是中派。然而匈牙利的市场改革远不及波、捷“激进”,克罗地亚远不及斯洛文尼亚“激进”,而乌克兰也远不及俄国“激进”。可见“右派执政”与其说是“激进市场改革”的条件,毋宁说是这种改革的障碍更合乎逻辑。

“休克疗法”与其说是某种“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技术性措施。东欧各国是否采用它以及采用的成效如何,往往是一种非常操作化的和回旋余地很小的选择,它更多地是各国具体的经济、社会形势而不是执政者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以“大众私有化”为中心的“激进改革”如果说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在逻辑上要比保守主义更倾向于这种改革。而在改革的方式上,应该说“右派”在逻辑上更喜欢“反攻倒算”式的退赔(即“补偿”或“重新私有化”),而“中派”则更热衷于强调起点平等的“大众私有化”——我们在匈、捷、波、保与立陶宛等国的政坛上看到的实际情形,与这一逻辑是不相悖的。

因此,“左派复兴”对于这种改革所起的作用,就要依它针对谁而定,很难一概而论。从逻辑上说,俄国的“左派复兴”是针对中派——“民主俄国”等的;而乌克兰是针对右派——“鲁赫”等的;波兰是针对中派的;而立陶宛、匈牙利是针对右派的。因而如果说俄、波的“左派复兴”可能延缓转轨的话,那么乌克兰、匈牙利的“左派复兴”就有可能加快改革。

当然政坛的实践比意识形态逻辑要复杂得多。一般来说作为社会民主派,东欧各国社会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弱者与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公平互助与公共福利这些传统左派价值,而且作为议会民主制下的反对派,他们在政治操作上也必须与执政势力唱反调,或者至少保持距离维持批评者立场,而不管执政的是右派、中派还是其他左派政党。

然而当社会党复兴而重新上台时,他们就面临角色的转换。在剧变后东欧的宏观格局下,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面临的“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转轨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在多数国家已在原政权下熬过,社会党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已比他们的前任宽松,但部分由于右翼保守主义本身的问题、部分也由于在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不得人心的任务”,如今却摆在了在朝左派的面前。

以匈牙利为例,1990-1994年间*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府以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使四邻侧目、私有化踟蹰不前,却热衷于为霍尔蒂与箭十字党(匈牙利1945年以前的法西斯——君主派)“恢复公道”。1994年大选后,右派终于失败下台,重新上台的社会党却选择了主张走“捷克道路”的自由派政党自民盟作为合作伙伴组成联合政府,并立即宣布把加速私有化为中心的转轨进程作为工作重点。

在此之前,原右派政府因奉行保守政策而拒绝实行紧缩财政的“休克疗法”,在下台前还以扩张财政来促使经济出现复苏。当时的社会党在把这个政府抨击为十事九非的同时,唯独对这种“保守疗法”表示了欣赏。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1994年的财政赤字将比1993年翻一番还多!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是如此空虚。”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年或1996年初,匈牙利就会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5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5年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停止右派政府时期一直维持的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货币,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经准备好“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解决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6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社会党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为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总而言之,在东欧经济转轨中最关键、争议也最大的“休克疗法”与私有化这两个问题上,在野的社会党人一般都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一旦在朝,便往往对此乐而不疲,其积极性不仅超过右翼保守派,而且与中派自由主义相比也有青胜于蓝之势。波兰社民党的重要活动家谢米翁特科夫斯基的表白更令人吃惊,他说,我“主张牺牲雇佣劳动者(工人)、退休者、工薪阶层的利益而创造一个人数占15-20%的中间阶层”。7看来,“重建”资本主义的羞怯已逐渐退去,走到台前的社会党人也公开承认其目标模式了。

四、理性政治与“时钟”的造成

导致东欧“左派复兴”的又一个背景,是从魅力政治(卡里斯马政治)向理性政治转化过程中对政治素质提出的新要求。

东欧的剧变是以理性政治相标榜的,但是剧变本身采取的街头政治方式却包含了浓厚的魅力成份。一批并无政治经验的人因其魅力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如医生贝利沙(阿尔巴尼亚)、电工瓦文萨(波兰)、剧作家哈韦尔(捷克)、音乐家兰茨贝吉斯(立陶宛)、诗人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这些人中不少是“魅力领袖”,他们不但自己以魅力取人,而且使一大批外行充斥了各政府职能部门。阿塞拜疆前总统埃利奇别伊的顾问竟是6个在校大学生,父子两代诗人的格鲁吉亚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更是浪漫得可以,他管理下的各部消息闭塞,瞎指挥成风,外交部长在记者面前错误百出,被记者形容为“土皇帝”。俄国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出访事宜请教前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得知从马德里到罗马必须办理签证时,竟然问道:“怎么,这两个城市不在一个国家里?”诸如此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因此,舆论日益要求熟悉政务的“管理专家”重新出山,而这些“专家”当然在曾长期执政的“前共产党人”中要比从街头进入机关的所谓“民主派”中多得多。所以连一些思想倾向并不左的传媒也欢迎“前共产党人”复出。有的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健康思想的逻辑要求”。有的把左派中的管理人才比作职业演员,他们“无论演英雄还是演坏蛋都会取得成功”。现在令人担心的不是左派“复辟,而是肯出山的旧人员太少,因为不少有经验的前官员都下海发财去了。”8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东欧国家的性质逐渐中性化、事务化,政府工作事业化、程序化,政治色彩消减,技能操作突出、其工作人员完全是一批不问政治的技术人员,政治派别转换,总理离任,部长交接,对政府工作的干扰越来越小,较少出现政府工作人员大批换马,工作衔接不上,政策突变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从“魅力政治”到“理性政治”的进步。

有人说,当今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让位于文化冲突、“文明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最“形而下”的具体利益集团的冲突。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此说,但意识形态的相对化的确是存在的。因此东欧的左、中、右都不能理解为纯粹的“主义”结合,一方对其他方的“主义”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因此比如说,“激进的”大众私有化曾被我国一些论者认为是右派的行为,然而在保加利亚,“大众私有化”恰恰是社会党提出来的,在罗马尼亚,也是一般认为属左翼的工联主义者提出了恐怕是全世界最“激进”的“100%的大众私有化”主张。而在波兰,别莱茨基的中派政府提出的大众私有化方案在议会中因左、右派都反对而被否决,然而在左派政府上台后公布的私有化方案中却又包含了大众私有化的内容。在俄国,大众私有化也是由中派推行而左、右两派皆极力反对,中派之中也不是没有持异议者。可以说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怨声载道,但在1994年7月大众私有化结束后,却谁也不肯说要废除此举的结果了。因为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把“分”下去的东西再收回来是要得罪人的。

再者,如今除极左极右两个极端外,政治上多党制、经济上市场化和尊重工会权利这些基本方向在东欧政坛上是得到左、中、右各方一致认同的。“钟摆”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摆动。在目前的东欧,竞争规则的建立远比竞争场上哪一方占优势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考察“钟摆”,远比着眼于它的“摆向”更能了解其实质。

例如,俄国现在的议会如果仅从意识形态上去分析,它的组成显然要比“10月事件”中被摧毁的旧议会更“左”,俄国内外的舆论也曾因此惊呼新议会比旧议会更难对付。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俄的政局除叶利钦总爱心血来潮玩点花样外,总的来说要比10月事件前有序得多,曾身为杜马主席的雷布金与现任议会两院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和斯特罗耶夫都出自俄共阵营,但他们与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乃至新政府的基里延科等都能建立较好的工作关系。这与并非俄共的哈斯布拉托夫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这道理说来也简单,“左”的议会与右的或中派的政府并立,总比“两个政权并存”要好。新杜马尽管比旧“人大”更左,但重要的是它比旧“人大”更像议会。虽然国家杜马里也争吵不休,但不要把它当回事,杜马辩论如同论文答辩会,总有正反方,该通过的决议几经周折最后总能通过。因此,从1994年后俄政局一方面存在着“左派复兴”的趋势(与东欧不同的是,俄的“左派”民族主义色彩更浓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淡),一方面其运作规则却比以前更为“西方化”。如果未来不出现大的意外,俄的政治钟摆是不会改变转轨方向的。

俄国这种以民族主义色彩的“左”针对自由派的摆动,在整个东欧是绝无仅有的。俄国尚且如此,以社会民主派的上升为标志的波兰,以及以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衰落为标志的匈牙利、立陶宛、保加利亚与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既然造出了时钟,就自然会有钟摆,重要的不是这钟摆摆向何方,而是时钟毕竟造出来了。正如波兰《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所说,左派在议会民主范围内的复兴,不仅打破了“右翼崇拜”的神话,而且也证明了左派当初放弃政治垄断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对于那些断言放弃政治垄断就意味着死亡的“左派”来说,目前的这种复兴与其说是对他们的鼓舞,勿宁说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捷克总统哈韦尔在波、匈这南北二邻左派上台后也说:当今欧洲威胁并不来自共产党人,而是来自民粹主义。9后者可能把时钟砸碎,这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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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2〔波〕兹·维克多《波兰议会大选与社会主义》,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1期。

3参见苏文《捷克模式》,见《东方》1994年第6期。

4关于俄国中派、右派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虽同意“民主俄国”、“民主选择”党等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却把它们归为“右派”。

5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8日。

6《社会自由联合政府协议·联合政府纲领》,(匈)《匈牙利新闻》1994年6月27日。

7兹·维克多《波兰议会大选和社会主义》,见《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1期。

8《今日苏联东欧》1993年第6期第18页。

9《参考消息》1994年7月6日。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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