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金雁: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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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六)

在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西欧、东欧、俄国各自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在西方,一国中的两个或多个社会党,一般都可以分为左、右翼,如日本社会党为左翼,民社党为右翼;意大利社会党为左翼,社民党为右翼。而东欧先以新、旧社会党的分野为特点,后以党内不同派别的争纷而突出。因为在缺乏传统共产党党纪约束的条件下左派组织上的多元化是长期性的,东欧左派的“团结”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很渺茫,但其发展趋势还是可以估计的,那就是缺乏思想纲领内容的纯粹人事性或政治游戏性纠纷将会逐渐淡化,以纲领划线而形成的激进程度不等的基本派系会逐渐稳定下来,最后形成类似的西欧左派那样的格局。俄国却是另一种状况,它既不存在西欧社会党的左、右翼之分,也不存在东欧社会党的新旧之争。它的特点是:从社会民主派的立场看,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是从共产党演变而来,社会党似乎成为脱离共产党的第一步,成为向其他派别转变的中间站,因此其组织忽兴忽衰缺乏生命力,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带有无定形的特点。从“左派复兴”的角度看,俄国的左派性质与东欧不同,它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就使俄国左派的发展轨迹具有独特的“俄国特色”。

一、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俄国的情况不同于前东欧,由于剧变前制度下社会党的消失比东欧要早30年,已经不存在旧社会党(在俄国一般指坚持第二国际正统原则的孟什维克)“恢复活动”的问题。只有1940年才并入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不同,如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就自认为是个旧党,其报纸就叫《孟什维克》,并与1940年后流亡西方的拉脱维亚孟什维克分子有联系。

而在俄国,剧变以后的社会民主派基本上都由剧变前苏共党内的“民主派”演变而来,其思想渊源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吸取了苏共自赫鲁晓夫以来“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某些思想成果和6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社会主义民主派”(梅德维杰夫兄弟等)的某些观点,而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并无直接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正宗”的地位似乎已得到承认,尽管他本人对实际政治进程的影响已几乎降至零。1992年社会党国际19大特邀戈尔巴晓夫作为个人来宾出席,并作了大会发言。1994年10月俄国一批社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俄国社民联时,戈尔巴乔夫也受到成立大会的“高度评价”,他“对发展俄国的社会民主思想作出的贡献”受到与会各组织的肯定。1然而,或许正因为作为政治家而非思想家的戈尔巴乔夫,其观念随“改革”的进程不断变化,故以他为象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也就呈现出强烈的无定形性。

从某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在整个前苏东地区是影响最大的。这不仅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后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民主思潮曾载入党的纲领,成为“国家的思想”,出现了(尽管很短暂)信奉这一主义的一党政权,而且因为俄国从“左”到“右”的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曾在其政治生涯的某一时期是“社会民主思想”的主张者——可能只有像尼娜·安德烈耶娃那样的个别人物除外。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又是最薄弱的。“社会民主思想”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转向其他思想的中间站:对前苏共“民主纲领派”分子来说,是转向自由主义的中间站;对鲁茨科伊那样的人来说是转向民粹主义的中间站;而对俄共的许多活动家来说则是转向民族主义的中间站。……也许对更多的人来说,宣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表明他不再信奉正统的列宁主义,而不是表明他信奉了什么主义。俄国从政治多元化以来先后宣布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与团体之多,恐怕不在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数目之下,为任何别的东欧国家所不及,然而却很少有哪个党能把这一“主义”的旗帜打下去,像东欧的新、旧社会党那样。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有左、右翼之分,东欧的社会党有新旧之别,那么俄国只有各领风骚若干月的先、后之别。

1989-1990年之交社会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组织是苏共内部的“民主纲领派”,它向苏共28大提交的“民主纲领”要求放弃“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无市场社会主义、关于无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合乎规律的增大、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民族等教条主义概念”,并提出了苏共改名的问题。28大拒绝这一纲领后,该派宣布退出苏共,成立俄罗斯共和党,并考虑与当时已存在、但影响不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并未进行,该派主要活动家以后都转入自由派阵营,而不再提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了。

1991年,鲁茨科伊为首的“共产党人民主派”议员团和该派退出苏共后建立的“俄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是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民主思想鼓吹者。8.19事件后,该党更名为自由俄国人民党,其主席鲁茨科伊在苏联解体后与叶利钦对抗,并在这一对抗中转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该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仍坚持社会民主派立场并与鲁茨科伊分道扬镳,这个党也逐渐衰亡了。

1991年底,一批前苏共成员成立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其主要理论家便是苏联改革前著名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维杰夫。他在改革年代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这个党是苏共被禁后出现的各后继组织中唯一在党名中去掉“共产”字样并冠以“社会党”字样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社会党。在俄共恢复前它一度是最有影响的“后共产党”组织,人数曾达8万。这个党中的梅德维杰夫可以说不仅是前苏联,而且是整个前苏东地区最杰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之一。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逐渐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变成左派社会民主思想家,非借“社会民主”为中间站者可比。该党的另一些活动家如鲁缅采夫与雷布金等也有较明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左派思想。1992年,该党发起召开“左派民主力量大会”,人们认为它“企图重复东欧共产党的道路,即在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2然而,这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些偏左的或“准共产党”的色彩:它不仅反对叶利钦,而且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主义颇有非议,同时它在组织原则上又有些偏右的或“超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它不仅无严密的组织,而且从领袖到党员都允许跨党,如雷布金同时为俄共党员和农业党党员、鲁缅采夫同时为俄国社民党领袖等。这种状况使无论何种倾向的人都难以把它看成自己的党。然而尽管它实际上是松散的讲坛,它的某些领导却又热衷于“机关式的工作方法”,并追求一些只有“机关党”才适于追求的目标,因此难免碰壁。它的某些活动家有着明确的、而且在俄国来说是十分纯粹的社会民主派意识形态,然而它的讲坛性质却使整个党的社会形象模糊不清。它既宣布自己是“一个新型的共产党”,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不放弃共产主义”,又认为自己是“左派中心”,即按西方的标准属“社会民主党左翼”,同时还声称自己在价值观上“与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按:这二者都属自由主义阵营)和社会民主党人最接近。”3它的现实政见也与它的意识形态形象一样模棱两可。从1991年的8.19到1993年的十月事件,它的活动家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永无错误的姿态对有关各方都持“说风凉话”式的“软批评”立场。俄共恢复后,它既不与之划清界线,又不声明与之结盟,而只宣称“我们将帮助恢复共产党,但不会参加这个党”。对政府、对极右翼反对派它也持类似的模糊立场。

由于它的形象模糊,又允许成员跨党,因此俄共恢复后它的大批党员便转入了俄共队伍,其影响在俄共的竞争下不断削弱。结果,“这个党在两年时间内从一个有份量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对国内事态不能发生影响的、不甚活跃的小集团。”

继劳动人民社会党之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组织的,或许是1994年10月30日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联盟(社民联)。它是由俄国社会民主人民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中心、劳动党、绿党和其他一些小党及俄国独立工会联合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的。其中,社会民主人民党是原自由俄国人民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与走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的鲁茨科伊分手后以该党内坚持社会民主思想的成员为主建立的。基本上代表了原“共产党民主派”和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90年5月,是在苏共之外成立的一个“无瓜葛者”的党,曾参与发起建立“民主俄国”、“民主大会”等前苏联末期反对派统一战线组织。该党人数不多,在大选中也没有什么影响,但因成立较早又与苏共无瓜葛,受到社会党国际重视,是俄国受邀派代表出席社会党国际19大的唯一组织。该党被认为“就其精神而言更像自由党”。4以上两党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旧社会党。

社会民主中心是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其主席奥·鲁缅采夫原为社民党两主席之一,并曾先后在“民主俄国”与劳动人民社会党中起重要作用。独立工联曾被人称为“前苏联的团结工会”,1991年“8.19事件”时曾热烈地支持叶利钦,俄国进入“休克疗法”时期后它也逐渐转入工联主义反对派立场,其领导人有较明显的社会民主倾向。

与劳动人民社会党相比,社民联的政治定位要明确得多,它明确表示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及其政府、与反对派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都划清界线。它的纲领宣称要“遵循工党政治模式原则,赞成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和市场改革的社会方向。”“联合社会民主力量,建立强大的工党运动,让俄国走‘第三条道路’”。

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点

综上所述,俄国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具有先天不足、路途坎坷、形象不明、组织多变的特点。这表明它的发展水平与东欧各国相比(更不用说与西欧或北欧相比)是较为低级的。因而许多人对它的前景持悲观看法。历史学家霍洛德科夫斯基认为:“社会民主倾向在极权后的俄国注定运气不佳”。5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名“老资格”活动家,1987年“社会主义倡议”运动、1989年“新社会党人”运动和1990年苏联社会党的发起人、后来的独立工联活动家勃·卡加尔利茨基在总结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教训后更为悲观地认为,社会民主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社会民主的党”。如果说,1991年时提出社会民主口号是为了掩盖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化,“那么现在用社会民主口号代替自由主义口号则是为了造成变化的假象”。他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6这种悲观估计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民主运动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俄国的市民社会传统不要说与西方相比,就是与波、捷一类东欧国家相比也要缺乏得多。在非市民社会的土壤上假如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话,那么也很可能与其说是“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毋宁说是沙皇与民粹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正如一些俄国学者所总结的,“俄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走极端的国家。国家的精神史在颇大程度上曾反映俄国激进主义的历史,俄国激进主义总是要求‘在这里、现在、立即’就改变生活”。7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好极端化的思想特征,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对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在俄国历史上都是用激进的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同时,妥协、渐进、温和、宽容等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8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社会民主派难以在历史舞台上主导俄国的政治似乎便不难理解。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抛开其抽象价值不谈,它首先是对有效运动的市场经济中的收入的调整和再分配。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在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与传统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党经历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时期,但它们的建立与初成气候均发生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东欧的“左派复兴”也大都发生在转轨期震荡高潮过去、经济从谷底回升之际。而俄国的转轨震荡期持续较长,经济一直在“平底锅”里徘徊,这期间的左派复兴,必然具有与东西欧不同的特点。

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性具有国际主义特征,它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如果说历史上深受苏联压制的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带有右翼的或反共的倾向,那么俄国则相反,民族主义往往涂有“左派”色彩。因此如果说东欧的左派复兴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遏制,它会为普世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运动创造条件的话,那么俄国的左派复兴却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膨胀,这显然也不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

但尽管如此,俄国毕竟是在“地球村”之中,俄国过去也毕竟有过(虽然并非很强)孟什维克式的“传统”,而现在也毕竟是在迈向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因此说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注定运气不佳”未免有些过于武断。从以上的状况中,的确可以看到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的无定形特点、“中间站”特点与社会民主组织倏兴倏衰缺乏生命力的特点,但是从“中间站”色彩最浓厚的“民主纲领派”与自由俄国人民党,到社会民主党的面貌较为模糊的劳动人民党,再到社会民主派政治定位明确、社民联与社民党出现合作趋势、上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民主方向、旁有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渠道的打通,最重要的是各社会民主派合作和联合趋势的发展及其与工会运动的联系。不管社民联所体现的这一切还难说能有多大生命力,但毕竟表明: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几年来还是有所发展的,它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也仍然存在。

至于社会民主派在俄国的未来前途,则还有待于观察,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能否或何时克服转型期危机而达到社会稳定。历史证明,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政治的形成,而像魏玛共和国那样的长期危机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生长的最好温床。这个逻辑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跨文化地有效的。因此,不仅俄国,整个前苏东地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左派运动的未来都与此息息相关。

三、俄共的异军突起

1995年12月以来,俄国又一次成了舆论界瞩目的中心:在当月举行的国家杜马大选中,俄共雄踞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一举夺得450个议席中的157个,占1/3强,比在它之后的另外三大党议席的总和还要多,俄共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担任杜马主席,俄共议员在28个委员会的9个委员会中任主席职务,与1992年的上届杜马选举中俄共所得的65席相比猛增一倍多。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民主派议员团“俄国民主选择”则遭惨败,所得议席从上届的76席猛跌至9席,不到原来的1/8.虽然这一趋向并不出人所料,然而它的幅度之大,仍然使许多人吃惊不小。

回想起4年前,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的“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的并不是那些久食党禄的兖兖高官,而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梅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人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梅德维杰夫叹道: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一年多以后俄共重建时,在偌大的莫斯科竟找不到一间会议厅,只得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招待所礼堂里召开“二大”。在“二大”上主流的声音仍然是背着包袱“检讨”过去,而不是踌躇满志的行动宣言——当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三年后,俄共就能“复兴”到如此程度。

1993年冬首届杜马选举时,俄共已经牛刀小试,然而那时当权的民主派担心的主要是招摇一时的极右派自民党,并没有太把俄共放在眼里,甚至还曾“高姿态”地表示愿意“团结”俄共以共同对付极右威胁。曾几何时,两年后便轮到俄共不把民主派放在眼里了。

当然,也许这种“没想到”在翻云覆雨的东欧不算希奇,比起在1994年一党占有半数席位的匈牙利社会党,比起1995年议会、总统、政府都在其控制下而形成了“红三角”的波兰社民党来,俄共占有1/3议席似乎不算太惊人。而且俄国“左派复兴”的程度因下列事实而减色不少:俄共在大选中得票率并没有其杜马中的议席占有率那么高,仅为22.3%。这个数字还不及上届杜马中的日里诺夫斯基极右翼反对派,该党当时令人震惊地获得22.9%选票,但事实证明它的能耐并没有这一票数显示的那么大。另外,俄共的主要盟友农业党此次遭到惨败,议席从上届杜马的55席降为20席,而民主派中的“亚博卢”联盟一举获得45席,几乎比上届(25)席增加了一倍。这不仅部分地抵消了因俄共大胜,“民主选择”大败而形成的“左倾”局势,而且反映出选民投票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即并非属“左”必盛、属“右”必衰。由于农业党的失利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的衰落(得票率从22.9%降至11.18%),因此“不妥协反对派”总得票率甚至还略低于上届大选。

同时还应指出各党选票的地区、阶层分布。在首都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等大城市,民主派仍居优势。如莫斯科有近20%的选票属“政权党”,15.13%的选票属“亚博卢”,15.08%属俄共,名列第三。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军队中70%的选票投给了“我们的家园”,而俄共的支持率则在农业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边区为最高。最后,俄境外前苏联各国的俄罗斯公民中俄共得票率也很高,这显然与其说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俄共在俄国政治中心地位和人群中力量较弱,这会使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有所减色。

如所周知,按俄现行宪法,杜马权力有限。因此俄1996年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的重要程度要在杜马选举之上,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说:“杜马选举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经济改革战略,而总统选举所涉及的将是俄国的政治体制。”但俄共在总统选举中面临一些不同于杜马选举的条件,因而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我们就预料,“在杜马选举中俄共的选民未必是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的选民。”考虑到波兰的情况:在波兰议会中左派及盟友居绝对多数,而总统选举中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却仅仅以极小的优势险胜瓦文萨。那么在杜马中并不居多数的俄共及其盟友能赢得总统大选,自然是可疑的。事后的结局果然与我们的判断相吻合。

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虽然可以使那些不愿看到俄国回到过去的人得到自我安慰。然而这些人如果不是过分短见的话,就不能不看到,俄国的“左派复兴”虽然程度上似乎没有许多东欧国家那样高,但在性质上却与东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东欧各国,“复兴”的左派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往往是比西方社会党人还要“趋同”于自由主义的新社会党人。东欧各国原共产党中反对“社会党化”的少数所谓极左派并无复兴的势头,而且就是它们在纲领上甚至比俄国的一些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还要社会党化。相应地,在东欧“衰落”的右派也主要是右翼保守党人,包括右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并未衰落,在那些右翼保守党下台并代之以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联合政府的国家,自由派甚至还有所得分。因此“左派复兴”与“右派衰落”的综合结果就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这样的“复兴”不过是议会民主制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罢了。

俄国则有所不同,它的“左派复兴”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样它的“左派复兴”“就有可能向不同于东欧的另一个方向发展。

俄共本身在重建之初也带有一些社会党色彩。当时它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抨击苏共历史上“压制民主”的“迫害”与“镇压”行为,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遗产,代之以“民主、公正、平等”一类口号,并表示赞成“混合经济”、多党制、政治多元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但后来随着它羽翼逐渐丰满以及由于俄国经济迟迟走不上正轨,民众的“怀旧”情绪逐渐升温、俄共在理论上开始发生变化,回归传统的因素加大,向民族主义靠拢的步伐加快。到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已经十分“正统”:它不仅明确规定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对苏联及苏共历史的总结中突出了肯定的方面,淡化了否定的方面,而且不再提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与人道主义这类苏共末期已认可的东西,也不再明确宣布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突出的非“正统”方面是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色彩。它不仅公然声言“苏联是俄国帝国地缘政治的继承者”,而且像当年的民粹派以至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与俄国人的民族性联系起来,宣称“‘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9久加诺夫曾坦言:俄共以民族爱国主义为支柱。俄共副主席别洛夫则说,爱国主义感情比阶级感情更悠久。10俄共还认为,俄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民族和爱国主义的危机。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早已丢到“爪哇国里”去了。此外,俄共的另一个“非正统”特点是放弃“战斗的无神论”,倾向于与传统的东正教一起抵御西方文化。

俄共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尚可商榷,但它不是社会党,或者说从俄共“三大”看它的社会党色彩已大大弱化,则是事实。俄共的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冲着西方的,但它对社会主义中国意味着什么则很难说。我们知道1995-1997年俄远东诸州因边界问题和所谓非法移民问题排华情绪强烈,并且常指责俄中央政府对华让步,而俄共恰恰在这里得票率最高,显然,远东选民们并不是出于对华友好之情才把票投给俄共的。

此外,1995年大选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比俄共更“正统”的极左派“共产党——劳动俄国”联盟(安皮洛夫派)居然得到4.53%票数,接近了议会联邦议席的门槛,在43个竞选党中名列第6.这个从前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极左组织竟然一举超过了曾雄踞俄政坛主流的“民主选择”,更超过所有的“中左”组织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也明显地反映了俄国“左派复兴”的独特性。

从表面上看,1994-1995年里东欧与俄国都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这似乎应当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的进程并未放慢,而它与俄国的距离却拉开了,即使“左派”东山再起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所有的前东欧国家(即使一直拒绝“西方”的塞尔维亚在1996年后也有所改变)都在努力西靠,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东欧与前苏联在1991年前后曾经十分类似,1995年以后就逐渐拉开距离。虽然都在转轨,但东欧经济已普遍回升,而俄国仍在下降,(1997-1998年在“平底锅”中爬行);虽然都有“左派复兴”,但东欧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并无起色,俄国却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独享复兴之果,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无起色;相反地,东欧各国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退潮,而自由主义仍然强大,俄国却是右翼民族主义与“左派”一起复兴,而自由主义在一度受挫后也强硬起来,接过“民族主义”的大旗,使其在整个俄国普遍化。这也许是北约东扩问题上“外交矛盾”背后的政治经济内函。

总之东欧和俄国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东欧是在向中间靠拢,而俄国有渐趋极端趋势。以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若体制更新波折多难,阵痛延长,东欧靠拢北约后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加大,则社会产生呼唤铁腕、怀念帝国的心理是难以避免的,政党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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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4年10月30日俄文电。

2卡加尔利茨基《俄国左派:希望、失败与斗争》,(俄)《自由思想》1994年11期。

3杨无恪、陈刚主编《1989年以来东欧、中亚政党嬗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2页。

4霍汉德科夫斯基《俄国党派概貌》,俄国新闻社1994年7月30日特稿。

5同上。

6卡加利茨基《俄国左派:希望、失败与斗争》,(俄)《自由思想》1994年第11期。

7沃·米罗茨夫《俄国与中派主义》,(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2期。

8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版第11页。

9(俄)《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2月2日。

10(俄)《真理报》1994年3月15日。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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