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什么才是“宽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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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然而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古罗马一天建成的证据。

考古学家出示了一个卷轴,这是一份由朱利叶斯。恺撒大帝亲自签署的文件及合同。

这份拉丁文的合同其中一部分内容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巴比伦Aljeida同意在公元前62年8月13日这一天开始动工并完成罗马帝国建筑的修建。如果我们不能在帝国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恺撒大帝可以砍下我们的脑袋去喂狮子。”

当然,这份文件可信又可疑。目前,考古学家还沒有判断出这份卷轴的确切年代。但宏大的罗马城要在一天之内完成,绝对超乎想像。

如果合同上的情况属实,今天的科学家和建筑家将陷入巨大的迷宫,他们无法解释在那个时代人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完成了罗马城的建造的。

历史学家认为这就和金字塔一样是千古之谜,只能想像是那个时代的人掌握的一些技术失传了,我们现代人没有继承下来。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罗马人信奉的众神的力量起了作用。

房龙在论述了古希腊几位哲学大家的学术成就后,转而开始介绍古罗马的思想宽容状况:

所有的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大多数问题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们自由思考,只要他们不对政治上的某些权宜之计的政治原则质疑。罗马政权的安定和繁荣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上的。……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是将其宽容建立在经过几个世纪认真实践和思索得出的某些明确结论之上的。罗马人则觉得,他们用不着做初步的研究就可以得出结论。罗马人是行动家,对研究不感兴趣,对高谈阔论不屑一顾,并为此感到自豪。

罗马人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他们建立的统治结构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非凡的成就。只要交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主人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臣服的部落就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十几个神,或是一整座神庙的神,这都无关紧要。但是,不管他们信仰什么,这个世界大帝国里的人必须永远记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成功有赖于这样一条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自己的邻居或自己城市内陌生人的生活。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神被侮辱了,他们也不能到行政长官那里寻求解决。“因为,”正如提比留大帝曾说的那样,“如果众神认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抱怨的话,他们一定会照料好自己的。”

靠这么一句不足为道的安慰,法庭就可以处理所有类似的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个人观点带进法庭。如果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中间住下,他们有权利带上自己的神只,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自己的神庙。如果哥罗西人因为类似的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居住的地方,享有同等的信仰自由。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维持了彻底的宗教宽容。他们发展了一种治国方略,以最小的磨擦获得了最大的实际效果。

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太平盛世已经到来,互相宽容的状态将会永远延续下去。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永恒的。

罗马帝国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明的集大成者和希腊、东方文明的传播者,其文化成就对后世的欧洲有深远的影响。罗马人广泛学习、吸收和利用了先前各时代、各民族尤其是希腊人创造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罗马自己独特的文明,使之成为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后世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

房龙在论述中一方面赞赏了罗马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宽容,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罗马人在精神上迷失了方向,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他是这样叙述罗马人思想变化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在努力的过程中也毀灭了自己。年轻士兵的白骨被扔在了数以千计的战场上。在差不多五百年时间里,它最有智慧的公民把智力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到黑海的殖民地帝国这个艰巨的工作上。

最后,恶果来临了。

以一城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罗马的人力和脑力耗尽了。

随后,又一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罗马人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房龙告诉我们,罗马人拥有的丰富物质生活在形而下方面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乡间房屋、城市住宅,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船只和马车,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吃过了所有的食物,看过了所有的东西,听过了一切声音。他们尝遍了各式各样的美酒,到过了所有的地方,与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做过爱。世上所有的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都能找到,世上最美丽的绘画都挂在他们家的墙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全世界最具天资的音乐家为他们伴奏佐餐。他们在童年时有最好的教师教给他们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佳肴和美酒都失去了滋味,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基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只要一有体面的机会就会结束生命。”

这就是物极必反。所以,在这种富有而腐朽并存的情况下,房龙对罗马人追求形而上的情形这样写道:

他们只剩下一种安慰:对无知和无形世界的向往。

然而,旧的神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不会再轻信关于朱庇特和雅典娜的儿歌。……于是,罗马人开始强烈地需要某种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因此,纯粹哲学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的确算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对一小部分人有吸引力。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等阶层,他们享有称职的希腊教师个别指导的优势。

普通大众却把这些精心编织的哲学思想看成是一文不值,而且也开始认为大量的古代神话只是粗俗轻信的祖先孩子气的发明。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所谓知识精英的认知程度,还不能否认所有的神的存在。

于是,他们表面上给予罗马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正式的尊敬,暗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舒适和幸福而信奉众多神秘教义宗教中的一种。在过去两百年时间里,这些神秘宗教在台伯河畔的古城受到热情的欢迎。

……实际上,在罗马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能够在感情上满足大众需要的东西。

公元47年初,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驶向佩加城。那里是前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旅程的开始。基督教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罗马把东西南北四方统一成一个政治大联盟,使世界为接受一个普遍宗教做好了准备。基督教简单、实用,充满了直接的吸引力,注定是会成功的,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所有其他与之竞争的教义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不幸的是,这种新信仰从未消除自身的一些令人不快的特点,这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犹太教起源。

一叶扁舟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也带来了希望和仁慈的讯息。

但是另一个乘客也悄悄地溜上了船。它戴着神圣和德行的面具,但面具下的嘴脸却打上了残忍和仇恨的印记。

它的名字是:宗教不宽容。

房龙的这本《宽容》,主要内容是揭示人类历史中宗教是如何不宽容的。特别是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中世纪宗教不宽容的残酷性。由于这些情况已经为大众所知,本人不再重复。这里重点讲叙宗教不宽容的根源。

房龙在此书的最后对人类社会不宽容的现象作了总结,他虽然说他在本书中试图证明,“不宽容只是一些普通人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但他接着列举的事例却清楚地表明,造成不宽容现象从而引起悲剧的主体往往不是普通人,而是权贵者。他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食人部落对某个出于个人的特殊癖性惹起神的怒火,给整个村子带来灾难的人,是不会宽容的,会把他(或她)残忍地丟弃到荒野中。

希腊城邦也无法容忍有人胆敢在自己的神圣城墙之内对成功社会的基石本身质疑。在一场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会被仁慈地判处饮毒酒而死。

罗马如果允许一小群好心的狂热分子藐视自罗慕路斯时代起就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法律,那么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在迫不得已之下,罗马只好做出完全违背古老的自由和中立政策的不宽容举动。

教会是古罗马帝国的实际领土的精神继承人。它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就得要求最卑微的子民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被迫走向压制和残忍的极端,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土耳其人的无情要好过基督徒的仁慈。

反对教会暴政的那些伟大的著名宗教改革家,被成千上万难题所困扰,必须对各种精神上的创新和科学上的实验不宽容,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以宗教改革的名义犯下了刚刚使他们的敌人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和势力的那些错误。

就这样,很多个时代过去了。生活原本是一次光荣的历险,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存完全被恐惧所控制。

我要重复一遍,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无论迫害采取什么形式进行,都是由恐惧导致的。迫害的猛烈程度,反映的是竖起绞刑架或在火刑堆上扔新木柴的人的恐惧程度。

恐惧是不宽容的根源,这话怎么解释?中国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说过这么一句至理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人的恐惧,大都来自对于自己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担心。因此,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们就会对那些有损于自身利益的事物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恐惧就是害怕自身利益受损的本能反应,而不宽容则是为了消除这种反应的具体行为。房龙在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论及基督教早期在罗马的遭遇时,房龙写道:

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时间,我们了解到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造成的极大的破坏。但令人惊讶的是,罗马当局竟然没有对这种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匈奴人和哥特人入侵的运动采取任何行动。……

但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大众往往不如他们的统治者宽容。……

当时帝国的宗教是国教。当它在某些特定场合举行隆重的祭祀时,祭祀的报酬要求用现金支付。这些钱落入神职人员的腰包。当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原来的庙宇,奔向一个完全不向他们收费的教堂时,祭司的收入就大大减少了。这当然使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大声咒骂那些不信神的异教徒,说这些人背弃了祖先的神,却跑去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城市里还有另一阶层的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徒。这些人就是托钵僧,他们多年来一直依靠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如果基督徒建立起与他们竞争的织,为自己提供的特殊启示收取高额费用,那么驱鬼医生、看手相者和招魂巫师的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如果生意流失了一点,从事预言行当的人们也不会介意。但这些基督徒竟然拒绝收取任何报酬。啊!他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让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自己的屋檐底下,而且所有这些都分文不取!……

这时的罗马已不是自由市民的城市。它是来自帝国各地的成千上万丧失财产权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氓民遵循左右多数人行为的神秘规则,对行为不同于自己的人总是充满仇恨,对无缘无故地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总是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杯,偶尔还替别人付账的好心人的确是好邻居、好伙伴。但是那些远离、不愿意看圆形大剧场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被拖过凯西特兰山的街道而不欢呼的人,真是令人扫兴,他们是社会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区,对基督徒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开始了。

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了基督徒在早期受迫害的基本原因。罗马官方虽然没有压制基督徒,但来自民众的愤懑却使基督徒们遭到无妄之灾。罗马人对早期基督徒的不宽容源自基督徒的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形象一一使非基督徒在基督徒的高尚言行前相形见绌,难以忍受。罗马神职人员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罗马官方对基督徒后来采取不宽容的取向,房龙是这样阐述的:

……这种新信仰的信徒的确曾经遭受过几次迫害,但这些迫害与宗教不宽容没有多大关系。这些迫害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基督徒作为一个宗教派别的成员,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是按照良心办事的反对派。即使在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他们也自吹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不管场合是否合适都公然对抗国家法律。这样的基督徒按照自己最神圣的信念行事,但这不会对普通的警察法官产生一点正面效用。……

罗马的警察法官毕竟只是凡人。当他突然应召去进行审判,而被审判者却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应该远离神学的争论。此外,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讲究“策略”。于是,他采用策略来争论。可是当整个争论归结到一些原则问题时,诉诸逻辑是徒劳的。

最后,行政长官被迫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放弃法律的尊严;要么坚持完全地、无条件地证明国家的无上权威。但是,对于那些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之后才会开始,一想到能够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去享受天国的快乐就热烈欢呼的基督徒来说,监禁和折磨毫无作用。于是,当局和基督子民之间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最终爆发了。……

就是这个时候,非常著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希马丘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试图提出一种折中方案。“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我们的基督徒邻居就不能和平共处呢?我们仰望同样的星辰,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住在同一片天空下的过客。每个人沿着自己的道路找到最终的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存在之谜太大了,通向答案的道路不可能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并看出古罗马宗教政策宽宏大量的古老传统受到威胁的人。……哲学家西米斯蒂厄仍然虔诚地信仰祖辈的诸神。但当瓦斯林皇帝在他的正统与非正统基督徒子民的斗争中偏袒一方时,西米斯蒂厄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皇帝他真正的职责。

于是他说:“有一个领域,没有任何统治者可以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权威,那就是道德,尤其是个人宗教信仰的领域。在那个领域进行强制必然会导致伪善和建立在欺骗之上的改宗的出现。因此,统治者最好还是容忍所有的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避免国内的纷争。而且,宽容是神圣的律法。上帝自己已经清楚地表明希望有多种不同的宗教。只有上帝能够判断人类渴望采用的理解神秘的方法。上帝喜欢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他喜欢基督徒用一些仪式,希腊人用另一些仪式,埃及人用其他的一些仪式。”

他说得很好,但却是徒劳的。

房龙在谈到中世纪宗教不宽容的罪恶时,对宗教裁判所的黑暗渊源进行了客观揭示,他指出:

在各个国家,为各种目的,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裁判所。其中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皇家裁判所和罗马神圣裁判所。前者是监现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异端分子的地方机构。后者在整个欧洲都有分支机构,它在欧洲北部烧死了圣女贞德,在欧洲南部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的确,严格地说,宗教裁判所从未杀死过一个人。

这些教会法官宣判以后,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被交给世俗当局。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但是,如果他们不判处这个异端分子死刑,就会给自己招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是失去教会的支持。如果有囚犯逃脱了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当局,那么会受更多的苦。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度过自己孤独、幽禁的一生。与在一个石头城堡的黑洞里慢慢发疯这种恐怖相比,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倒更可取一点。所以,很多囚犯招认自己根本没犯过的各种罪行,这样他们就可以被判处异端罪,早日脱离苦海。

写这个题目不带偏见是不容易的。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无辜的人,只是因为某个多嘴的邻居小声的道听途说,就被半夜从床上拖起来,关在污秽的地牢里几个月甚至几年,眼巴巴地等著有一天被带到一个连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的法官面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也不许知道给自己提供不利证据的证人是谁,不许跟亲属联系,不许找律师。如果他们继续辩护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到四肢都被打断。其他异端分子可以揭发被指控的人,但如果他们想替被指控的人说几句好话,是没人会听的。最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遭受厄运,就被处死了。

更为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埋葬了五六十年的人,会被从坟墓里挖出来,被″缺席“判决有罪。被这样判处有罪的人的继承人,在”被告“已经死了半个世纪后,会被剥夺财产。这些都是实情。由于宗教裁判官正是依靠分得大量没收的财产维持生计,这样的荒唐事情一点也不少见。因为爷爷被指控在两代之前犯了什么罪,孙子常常被迫沦为乞丐。

看了以上论述,有心的读者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发生在千年以前的宗教不宽容造成的罪错,人们至今还能在当今现实中找到其变种:革命的不宽容,政治的不宽容,意识形态的不宽容。这些不宽容的危害不亚于宗教不宽容,所以房龙特别提醒人们:因为″自以为正确和不宽容的精神彻底地控制了这个世界。“所以,”直到最近,所有在‘我们无法知道谁对谁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宣扬自己的立场时,还要冒生命的危险。“

房龙在揭示中世纪教会的不宽容时叙述的下列现象,应该是后来极权专制统治的榜样。

在13、14和15世纪,南欧和西欧到处都是邪恶的私人暗探。他们靠揭发那些据说批评了教会或对某些教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为生。如果邻近地区没有异端分子,那么制造出异端分子就是这些秘报员的工作。因为他确信,不管他的受害人是多么无辜,严刑拷打总能让他们屈打成招,所以这些秘报员不会冒任何风险,就可以把自己的行当永远继续下去。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匿名揭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错误的人,这种制度造成了真正的恐怖统治。最后,没人敢信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了,一家人都不得不彼此戒备。

掌管宗教裁判所大量事务的托钵僧充分利用了他们制造的恐怖制度,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是的,可以肯定地说,造成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很多人对这些傲慢的托钵僧深恶痛绝。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分守己的市民家中,睡在最舒服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要求受到贵宾般的招待。如果没有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奢侈豪华,他们只要威胁要把他们的恩主告发到宗教裁判所,就能继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对于所有这些的指责,教会当然可以回答说,裁判所仅仅是思想上的卫生员,其全部职责是防止有传染性的错误思想在民众中蔓延。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所有无知、不能对自己观点负责的异教徒都很仁慈。它甚至可以声称,很少有人被处死,除非他们是叛教分子,而且是在保证不犯旧错之后又犯错时被抓住。

房龙这部著作出版于1925年。那时他虽然听闻到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苏俄制造的革命不宽容现象,但他毕竟未看到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对中世纪教会的不宽容描述,使后人对革命的不宽容产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受。如今,现实中的“卫生员”、秘报员仍在大行其道,制造出比宗教不宽容更有危害的罪过。

房龙在本书的最后写道:

只要这个世界被恐惧统治,谈论黄金时代、摩登时代和进步,就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还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总有一天,宽容将会来临。那时,不宽容就会像屠杀战俘、烧死寡妇、盲目崇拜书本一样,成为一个神话。这也许需要一万年,也许要十万年。但那一天终将会到来,只要人类赢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胜利一一战胜了自己的恐惧,那一天就会接踵而至。

房龙是清醒的悲观者,所以他把人类社会实现思想宽容的时间定在一至十万年。对此,我更悲观一一一万年后,人类还能存在吗?

所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荀路201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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