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是少数在美国学界站稳脚跟的华裔政治学学者，他先后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和智库任职并获得学术奖项。这样一位有身分、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华人，当然是北京当局积极统战的对象。这些年来，确实有不少类似的华裔学者，欣然接受北京抛出的橄榄枝，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掌声与鲜花中迷失自我，从独立知识分子沦为专制暴政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与之相反，夏明走上了一条从统战对象到国家敌人的孤独而光荣的“荆棘路”，《政治维纳斯》一书正是他的这段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
在序言中，夏明指出，这本书不是用英文写的学术著作，对于提升自己在欧美主流学界的地位并无直接帮助；相反，这本书是用中文写成的、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的“通俗读物”。那么，他为什么要写作这本吃力不讨好的书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现实条件下，用中文写作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以，我的所有文章是应用当今的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当下紧要的事件，并力图提炼出它们的理论价值和通释意义，没有一篇是纯学术之作，它们都是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了干预和影响中国当前的社会进程，帮助它朝着民主、公平和自由的方向而做的努力。”换言之，夏明如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将写作和研究当作一种“志业”来看待，而不是像饭碗一样的“职业”。对此，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称赞说：“本书既是拥有自由心灵的自由人写的自由书，也是拥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写出的良心书。”在这个抢着“被招安”的时代，这样的“自由书”和“良心书”可遇而不可求。
人追求的目标只有名利吗？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第三十三届新闻与纪录片艾美奖公布，范立欣的《归途列车》收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有一位朋友在推特上指出，最近十年水平出众的中国纪录片常常都跟四川有关，如《归途列车》、《沿江而上》、《千锤百炼》等，四川的农村出了很多精彩的中国故事。而夏明的学术和人生转向，也与一部纪录片有关，那就是关于四川地震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
作为四川人，夏明对那片故土怀有深切的眷恋之情。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之后，有一群美国电视人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四川地震的纪录片。一开始，夏明受邀为拍摄的素材翻译字幕，因为他听得懂作为采访对象的四川农民生动活泼的方言，而且他的研究与当代中国息息相关。逐渐地，他从翻译变成了策划，激情四溢地投入这部纪录片的相关工作之中。
正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夏明挖掘到一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在其对立面的，是蛮横而残暴的中共独裁政权。只有温家宝这样的无耻之徒才说得出“多难兴邦”的大话，而那么多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死不瞑目。夏明和同仁们，决心以这部纪录片揭示四川地震背后被官方遮盖和隐瞒的真相。
一旦涉入禁区，麻烦不期而至。有一次，正在拍摄期间，夏明和同事被当地的十多部警车、数十名警察包围，仿佛他们是拥有三头六臂的詹姆斯？邦德式的间谍。夏明写道：“我们马上打电话给成都美国总领馆、美国的朋友和同事、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尽管我们有四人持美国护照，美领馆离我们只有十分钟的车距，但没有任何使馆的人到场提供帮助。”然后，他们被带往省公安厅作笔录，折腾了八个多小时。这个细节表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对本国公民基本人权受中共之侵犯亦不加援手。
夏明的另一个有趣经历是：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夏明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新闻处长、他的一位复旦学友的电话。对方坦率地提问说：“你到底是为名还是为利？如果为名，我告诉你，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这部电影成功；恐怕你得不偿失。如果为利，那我们会给你更多。”夏明更加直率地告诉对方：“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我们都在做我们各自该做的事情。”对方接着说：“我们会申请专项经费，向HBO总部施加压力，阻止这部片子。”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人生的目的只有名和利，所以他们误认为夏明的所作所为，要么为了名，要么了利——而他们可以在这两方面开出更好的条件来。他们根本无法想像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像夏明这样认死理的“傻瓜”，为了信仰，为了理想，为了公义，不惜损害自己的名和利。
当然，中共的阻拦并未生效，这部纪录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夏明这个象牙塔中的教授，也有幸“出轨”一番，与好莱坞俊男美女们一起走了一回红地毯。
谁是“麻烦制造者”？
四川地震的主角，是那些死于豆腐渣房舍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家人，而不是掉几滴鳄鱼的眼泪的温家宝。中共当局不仅在救灾方面极度无能，而且疯狂打压报道地震消息的记者和媒体，使得真相被遮掩、公义被践踏。经过此事件的刺激，夏明对自己的学术和写作有了重大的调整：比起在西方主流学界博取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起撰写英文论文更加重要的是，用中文写作同胞都能读懂的启蒙读物。《政治维纳斯》正是这样一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作。
写作倡导民主、批判专制的著述，必定会得罪中共这只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也有可能被其咬伤。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夏明在台湾观察了总统大选之后，搭乘中华航空公司航班前往印度新德里，目的地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不料，当他在广州白云机场转机时，被中国警察扣留了两小时，警察在没收其登机牌后，把他押上飞机。夏明询问警察为何扣留他，警察的回答是“你自己清楚”。但夏明对番经历感到难以理解：“我在广州换机的时候，并没有入关，中国警察还是扣留了我。有意思的是，我进入台湾根本就不需要签证，进入印度，持的是印度政府给我的十年签证，但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公民，在中国却被扣留。”这一经历使夏明深感非民主化的国家给个人带来的恐惧和威胁。他相信，中国比其他专制体制更野蛮，它不惜成本地监控黑名单上成千上万的人。
当下，有那么多身居自由世界的洋人学者和华裔学者，用云山雾罩、艰深晦涩的学术名词和概念，为“中国模式”涂脂抹粉，树碑遮羞。甘阳、王绍光、郑永年、崔之元、李成、朱云汉之流无不如是，虽然他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帝王师，但他们赴中国访问的时候至少可以获得“食有鱼（鱼翅），出有车（宝马车）”的待遇。他们在入境中国时，亦能享受到贵宾通道的优待，而不会遇到像夏明那样的麻烦——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而夏明是自找麻烦的笨蛋；他们是锦上添花者，而夏明是“麻烦制造者”。
那么，夏明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吗？站在中共统治者的角度，夏明无疑是一个讨厌的麻烦制造者，夏明写作的文章，夏明参与拍摄的纪录片，都像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让皇帝陷入了极端难堪的处境之中。但是，如果站在中国民众的角度，夏明无疑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有心人，是让民众尊敬也被历史所铭记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多的学位显赫的“海归”，只是将中国当作在一种失序的状态之下可以疯狂捞钱的地方，对中国没有丝毫的爱与怜悯；夏明则对作为故土的中国充满真正的爱和怜悯，中国的进步，离不开像他这样兼具良知与智慧的人物的积极推动。
定格中国国家形象
在《政治维纳斯》一书中，夏明不畏禁区，涉及了大多数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的敏感“议题”，如西藏与达赖喇嘛、暴力维稳、计划生育、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等。中国国内的御用学者和海外的亲共学者，往往对这些议题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偶尔涉及到这些议题，也是“政治正确”地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为之辩护。夏明却像外科医生一样，对这些症结如庖丁解牛般一一剖析。
在《定格中国国家形象》一文中，夏明对胡锦涛标榜的“和谐社会”、“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等概念，以详实的数据、细致的比较和透彻的分析，得出了否定性的答案。胡温是否给中国带来“辉煌十年”？多数学者对十年来中国政改的停滞局面相当失望，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且不论中共统计数据的虚假浮夸，即便中国的GDP在最近十年里每年都成功“保八”，在夏明看来，其发展模式亦是杀鸡取卵式的、不可持续的。
夏明在这篇文章中使用诸多权威数据证明：中国不仅不是“大国崛起”，而且是“大国沉沦”。第一，根据从谷歌上可以搜索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世界事实手册》，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以购买力平均计算，中国排名一百三十三位，与阿尔巴尼亚并列，在厄瓜多尔和突尼斯之后，在埃及和瓜地马拉之前。第二，以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而论，在一百七十五个国家中，中国名列第八十一位；但根据国际收入贫困线，百分之十的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在每日一美元以下，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在每日两美元以下。第三，根据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中国处于百分之九十四的国家的后面，腐败控制和政治稳定的数据近年来不断下滑。第四，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等机构发布的“政体指数”中，中国是负七分，近三十年来没有任何进步，其政体是高度不民主的。第五，在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数”中，中国一直处于不自由状态，政治权利保持最低分。第六，据透明国际的指数现实，中国排名在第七十二位，属于腐败严重的国家。第七，由华盛顿和平基金会和外交政策季刊发布的“失败国家指数”，中国一直在橙色预警内，并滑向红色警告线。第八，在世界十大专制者评比中，胡锦涛多年列在前五名。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能无视这些数据和资料的存在。夏明列出这些数据和资料，只是提醒人们在认识中国问题的时候，要老老实实地回归常识。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低劣的国际形象呢？中国人难道只能一筹莫展、坐以待毙吗？夏明给中共决策者提出建议是：一、立即给刘晓波以自由；二、立即允许达赖喇嘛回归西藏；三、允许香港、澳门特区特首和议会直选；四、推动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成为政治特区，探索民主普选经验；五、全面开放言论、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推动大陆省、市县、乡镇人大普选；第六、实现全国人大系统普选。启动这些改革，中国不仅不会“乱”，而且还能走向真正的“大治”。
然而，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中共当局似乎不太可能采纳夏明的忠告。因此，中国的国家形象将持续败坏下去，而夏明对这个专制政权的批判也将持续下去。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