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顾颉刚提携当年苏锡常一带乡间教师钱穆(宾四)进入北平高等学府任教,使之跻身学术前沿一事,已经传扬颇广,近而演绎为现代学界“伯乐识良马”的爱才美谈。晚年钱穆作《师友杂忆》,亦念念不忘知遇之感,如实记述,情致款款,不过,限于体例,对于二人交往未作详述。近年面世的顾颉刚日记和书信集,涉及钱宾四的内容颇有可观,浏览之下,感觉那也是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既映衬出人心微妙,也观照了时代沧桑。

顾颉刚与钱穆均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年龄相差三岁。顾颉刚出身苏州累代书香之家,早岁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得以亲炙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顾孟余等一辈学人,更得五四新文化风气之先,另辟疑古辨古途辙,俨然史学新锐,令傅斯年(孟真)等同窗一度艳羡不已。钱穆生长于无锡乡下七房桥,其父虽为秀才,然家境贫寒,读至中学即辍学,辗转多处任中小学教师达十六、七年之久。得益于江南民间浓郁的传统人文环境,更凭借自身禀赋与毅力,宾四在国学领域渐露头角,声闻遐迩,以至引起胡适、顾颉刚师徒关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印行,酝酿数年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胫而走,卷首“自序”,顾颉刚“下笔不能自休”,详尽告白辩论古史问题的缘起和方法,申明: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心目中没有偶像,虽然存在“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就在人们怀疑与肯定的激烈论辨中,顾氏成了“旋涡里的中心”,骤享盛名。他在1929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近日常闻誉语,有谓我重开吴派者,有谓我视适之先生为青出于蓝者,有谓我为苏州人争面子者,有谓国学分三派,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者。”

对于名位,顾颉刚内心比较冷静,其同月24日日记载曰:“近来有一感觉,许多人对我不是捧我,便是忌我,捧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下之人,忌我者为名位在我之上或与我相齐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做一班下级人的领袖,便是给上级人打倒了。其实真冤枉,我不想夺取他人之地位,亦不想作青年领袖也。”对于颉刚的内心纠结,他的燕京大学同事洪业(煨莲)为之作过一番分析:“许多人反对你,有三故,为胡适之弟子,反胡者即反顾,一也。你自己的冤家,如鲁迅等,常为你宣传,二也。在学问上,你自己打出一条新路,给人以不快,三也。”(顾颉刚日记1931年3月14日,以下简称日记)然而,声名总在争议中远播,据郑振铎告知,“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日记1931年9月9日)顾氏闻言,亦感意外。可是一般社会对于所谓“名流”的认知,大抵如此。这便是顾颉刚结识钱穆前后的社会境况。

据钱穆忆述: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顾颉刚前来造访,此时顾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北平燕京大学,返乡小住。钱回访,顾提议应结束中学教职,到大学教历史,举荐其去中山大学,并嘱为《燕京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识仅此两 面”。(《师友杂忆·苏州省立中学》)顾颉刚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钱穆的记载是在1929年4月23日,钱宾四、王以中等在城中饭店宴请顾颉刚,此前顾曾到苏州中学演讲,题为“对于苏州人的希望”。7月22日顾“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其后并无关于钱穆的记述,至1930年3月中旬,顾连日“看钱宾四《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未应聘中山大学教职,却寄来上述年谱稿,以回应顾氏嘱托。

6月中下旬,顾颉刚先后“写宾四快信”,“在芝生(冯友兰)处拟致宾四电报。”三日后“得宾四电,决就燕大。”颉刚推荐宾四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一事已然办妥。看来,稍后被胡适赞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全了此番好事。其实,钱穆作此谱,意在打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对今文经学的迷妄,这恰与顾氏观点相左。钱穆称“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学界中人赞誉顾颉刚“气魄大”,诚非虚言。

9月初,钱穆到校,顾氏日记中“宾四来”,“到达园,访宾四”,“留宾四及(郭)绍虞饭,饭后与宾四到希白(容庚)处”之类记载明显增多。顾颉刚陪同钱穆谒见校长吴雷川,后来又一同入城拜访胡适。实则,顾、钱之间尚属初交,钱穆如此描述这位乡友:“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汨汨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同上)这里的“其家如市,谒者不绝”,大概透露了颉刚当年风头之健,以致有稔熟者私下斥其“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可是颉刚心向学术,他曾问询:“郭沫若之著作何其多”?答:“无杂事,可专心”。他坦承“此言殊刺我心”。(日记1932年11月14日)正因如此,他对一心治学且学有所成的钱穆倍加呵护。

这一时期,顾颉刚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引起学界热评。胡适不以为然,称“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钱穆写成评论文章交予顾颉刚,顾阅后作跋谓:“钱宾四先生写好了这篇文字,承他的厚意,先送给我读,至感。他在这篇文中劝我研究古史不要引用今文家的学说,意思自然很好,但我对于清代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随后,钱、顾二人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顾后将此文收入《古史辫》第五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刘歆不可能编造群经,他忆述:北平“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可是,顾颉刚固守己见,其后又相继撰写《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仍旧坚持原来立场。

钱穆在燕京授课不及一年即辞职求去,顾颉刚不曾挽留,却另有考虑。作为国学教师,在教会大学里不免感觉环境逼仄,诸多不适,加之宾四不通外语,生活细节上亦不无尴尬。即使顾颉刚供职于燕京,也每每遭友人奚落,傅斯年即曾来函质问:“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可见当时的认知氛围。1931年夏,钱穆接获北京大学聘书,后又收到清华大学的兼课邀请,他知道“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如果说,钱穆任教燕京,还带有“观场”或试用意味,那么他在北大十年的教授生涯,则基本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应有地位,其始作俑者乃顾颉刚。

在北大历史系,钱穆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还主讲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竟至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开始到北大兼课,二人过从频密。顾氏日记即不时出现“与芝生访宾四”、“与宾四到清华,访蒋廷黻”、“宾四来,留宿,谈至十一时”等记载。1931年10月18日,钱穆、张一贯夫妇设宴答谢顾颉刚、殷履安夫妇等,顾、钱二人始建通家之好。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于钱穆的作品始终关注,甚至不无依赖,如“抄宾四文人笔记”,“到海淀,抄宾四《战国系年通表》”,“抄宾四文入《东壁书·评论》”,“看宾四《三苗疆域考》”,“抄宾四《汉魏史目录》”,“看宾四所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抄宾四《周官著作时代考》中一段入《古史辨》”,“看宾四《诸子考辨》”,“看宾四《国学概论》,至夜十一时许”……颉刚赞叹:“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甚羡,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日记1939年7月2日)

钱穆在北大最终“交恶”胡适、傅斯年一派,缘于对新文化运动不认同,他抵触五四以来“疑古成风”,却能与顾颉刚友善相处,世人不免费解。且看他的解释:“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师友杂忆·北京大学》)晚年宾四维护颉刚之意图明显,显示二人确乎“仍同一线”。

三十年代前期的北平,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于燕京,北大则有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学会,分别编印刊物,风行一时。钱穆与顾颉刚、徐炳昶、唐兰、谭其骧等七人出任禹贡学会理事。1935年8月21日,陶希圣访顾颉刚,“武昌亚新地学社拟办一史学杂志,希圣意以食货禹贡两学会作基础,而伸张于制度史思想史方面,拟由宾四主编。”可知时人对钱穆之青睐。在民族危难深重之际,顾、钱二人列名爱国反日宣言,傅斯年戏讽其为“中年失节”。“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匆匆辞离北平,行前托付所管各事,“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西山)、赵肖甫”。岂知这便是四十年代初顾氏主持齐鲁国学研究所的骨干班底。

1939年深秋,顾颉刚结束西北之行,到昆明就任云南大学教授,与已在西南联大的钱穆再度聚首。然而席不暇暖,仅仅半年,顾便接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邀钱同往,宾四应允。颉刚素患失眠症,因春城地处高原,病状加重,而齐鲁国学所,实为他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商得款而建,可谓其独立运作之学术机构。钱穆与颉刚同进退,肯于放弃北大教职,表面理由是“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其实另有隐衷。《顾颉刚书信集》收录致钱穆函仅两通,均写于齐鲁国学所时期。

1940年5月底,顾函促宾四如约来齐鲁,内称:“兄去年在滇目睹罗(常培)、郑(天挺)诸氏之纵横捭阖,情不自安,弟以此间事相商,惠然见许。……现在郑氏已为联大总务长,罗氏正谋攫文学院长,虽忠顺如(魏)建功且不能不受排挤而去,何况兄之早被目为怪物者耶?”“我辈交情不薄,……此间规模固小,然不卷入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前途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学校十倍矣。”(《顾书信集》卷三)可知人事纠葛应是钱穆离开北大的主因。当年,姚从吾曾致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希望设法挽留宾四,终无下文。

顾颉刚独力操办齐鲁国学研究所,最初雄心勃勃,拟邀聘汤用彤、吕思勉(诚之)和侯仁之,“如能成事,则加上宾四,研究所中真人才济济矣”。可是如此一来,不免开罪于主持燕京大学研究所的洪煨莲,在燕京方面看来,顾有“另起炉灶”之嫌。而顾颉刚颇不以为然,他指斥燕大研究所保守敷衍,孤立学界之外,却忌惮“别机关办好”,“洪氏如有本领,看能把我打倒否?并能打倒宾四与诚之否?”(日记1940年7月3日)其底气十足盖出于自信,也缘于老友鼓励。先一日,钱穆来函:

“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拓,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来者难诬,若遇英才能兼我两人之所长,则可以独步矣。”这是宾四与颉刚交往十余年来对彼此治学及才性的一次深度比较,内中比附唐贞观二良相,辞气间充盈着豪气。顾颉刚特将此函抄入日记,并附言:“老友之言当有其积久之观察,录之于此,以待他日之论”。

钱穆既应允就职齐鲁,人未到校,却先请假一年,隐居苏州耦园。“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至1940年深秋,方抵达成都赖家园。顾颉刚显然大喜过望,陪其拜访刘校长,召开欢迎会,并“代钱、胡(厚宣)二君报账”,“代宾四值日”,“邀宾四、西山同开会,讨论所务”,甚为倚重。年末,顾颉刚出差半月,返回后不免失望,“我出门不及二旬,而所中纪律已归松懈,所中时间较城中已迟一小时,而犹七时不摇起身铃,则早饭开时必近九时矣。闻开早饭时尚有不起身者,可见人情向下甚易,向上绝难。宾四在此乃一切不问,我真不能作长期旅行矣”。(日记1941年1月6日)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来函,邀顾颉刚去重庆编办《文史》杂志,每月经费五千元,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延至1941年5月,顾决意赴任,遂筹划将齐鲁国学所“渐变为宾四所有,我则渐渐退出也”。此后钱穆代理所务,一年之后,颉刚辞去研究所主任,该职即由宾四接任。

晚年钱穆记述这段经历称“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师友杂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不过,顾氏日记显示,颉刚一直关注和沾恋研究所之事,以致与老友之间产生“误会”。

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适值顾孟余出长中央大学,又应聘去中大任教。他在1942年3月致钱穆函中透露心迹,希望仿中央、东北两大学合聘金毓黻之例,保留齐鲁之职,愿每年“春季到渝,秋季到蓉”,当然,函中对国学所的人事、经费诸项亦多有建言。9月25日顾氏日记:“刘书铭来,谓宾四对我有误会,我想,我是竭诚要宾四作研究所主任者,若宾四真对我误会,则宾四为不智矣”。10月4日日记又载:“前日书铭来,谓我写与彼信有‘只要钱先生任主任,将来刚幸能摆脱尘世,必仍有为齐大专任研究员之一日’等语,使宾四对我起误会。今日丁山来,又谓在三台时,(蒙)文通适来,谈及钱先生对我有不满意处,而文通谓是宾四对。丁山又云,杨拱辰得崇义桥信,谓钱先生对我不高兴,不欲我回去。三人成市虎,得非宾四对我确有不满意处乎?我对宾四尽力提携,彼来蓉后,要什么便给他什么,且我自知将行,尽力造成以他为主体之国学研究所,我对他如此推心置腹,彼乃以此相报乎?人事难处,至矣尽矣!总之,文人学士,有己无人,宾四号为能思想,而一经涉世,便与闻在宥相似。虽以孙武吴起之才,终不能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此共产党之所以斥远之乎?”

看来,顾颉刚的内心失望已溢于言表,实则尚不止于此。1943年2月1日“与沈镜如谈,乃知宾四在齐大研究所排挤(胡)厚宣之状。厚宣甲骨论文集,几不能印。西大毕业生杨贻,欲研究考古及甲骨文,宾四乃谓欲入本所,须治秦汉史,彼益不愿厚宣有一学生也。其吝如是,其前途可量矣。噫,宾四为人,贫贱可以不移,而富贵乃不能不淫,何好谈修养者其自身无修养乃至是也!”对于宾四在齐鲁种种骄吝之状,颉刚闻之愤愤,为之长叹。不过,这些毕竟只是心底波澜,笔之于日记而已,老友交谊并未破局,这得益于旧时文人之涵养。

同年秋,钱穆转职近旁的华西大学,其离开齐鲁的原因据称乃“国学研究所停办”。可是顾氏日记显示,该所至1944年尚存在,内中不无玄机。此次宾四离去,始脱离顾氏范围。如今的他,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俨然最高当局宾客,与颉刚同膺赴中央训练团授课荣耀,岂肯久居人下?

1944年初冬,顾颉刚偕新夫人张静秋返成都华西坝,“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黄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擅长绘画和音乐,钱穆《师友杂忆》载述“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宾四所述,并无隐讳,病中相侍,显示正当性。可是知情者传言:抗战结束,宾四欲至云南大学,盖以与黄女私,不敢归家,成都僻不如昆明,虑其夫人追踪以来也云云。事实上,钱穆赴滇前,曾回苏州家中小住,与返乡的顾颉刚互有往还。引人注意的是,顾访钱家,数次与宾四夫人谈话,或许调解其夫妻矛盾亦未可知。1946年10月22日,颉刚“与吕诚之先生同出,到宾四处谈,游耦园。与诚之、宾四同出,到拙政园。”这应是顾、钱最后几次交游,不久宾四去昆明五华书院,后转赴无锡江南大学,难得再度聚首。

此后顾颉刚谋得沪上复旦教职,却闻知周予同在校内大骂其“邪说横行”,颉刚自嘲:“我加入上海学术界便是罪,使海派之惴惴不安者我之过也。……以前无利害关系而今则相迫相摩耳。我之树敌,皆由此来,孟真如此,煨莲如此,晓峰(张其昀)如此,赞虞(缪凤林)如此,宾四如此,正不必责予同矣”。(日记1947年1月11日)人事敏感,省悟人性通病。一年半之后,江南大学教务长唐君毅来沪,与友人议及宾四任文学院长,脾气古怪,真有不可与同群之感,当年顾先生不知如何与彼合作?颉刚闻言,在日记中写道:“按宾四为人,既骄且吝,又处处好占便宜,不为人留余地。观于其对共患难之夫妻尚如此薄情,何论友人乎!”(日记1948年6月1日)近乎酷评,或许乃知言。又一年后,颉刚得知“钱穆与张其昀在广州参加反共组织,有演讲,此君亦参加政治矣”。此后宾四只身出走香港,一去未返。1950年冬,顾颉刚偕妻女“到张一贯处,并晤其妹一飞”。

对于钱穆的“参加政治”,顾颉刚似乎早有觉察。1941年11月10日其日记云:“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蒋)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张)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亦有友人“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此一时期钱穆发表的时论文章,后来选编结集为《政学私言》,内中论元首、论地方自治、论缩小省级行政规模、论首都、论教育传统与精神、论政治家风度等等,仍以尊信中华传统、崇仰儒家道统为主旨,对西化包括苏化大加驳诘。至于类似《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等许多应景文字则均未收录。顾颉刚始终认定,宾四最终投入“敌对阵营”,乃是“受张其昀拉拢之害也”。

1949年后,顾颉刚当年提携钱穆一事竟成为须不断反省的“历史问题”。五十年代尚温和,强调出自爱才之心,“而彼狂妄自大之结果,反大詈我是也,……其所以如此,半缘同情心之强,亦缘名头较大,他人咸思利用之故”。(日记1953年9月28日)不过,私下里颉刚对其学术仍认可:“宾四《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实甚精密,为不朽之作,虽有许多主观之见,无害其为大醇。”(日记1953年11月25日)其后,在统战部门授意下,顾氏还曾致函钱穆,“政府派黄居素到港,作联络事宜,故真如(陈铭枢)邀其来此,嘱我为宾四写信,能回来最好,即不回来亦望改善态度”。(日记1957年5月2日)到六十年代,则逐渐风狂雨骤,“我受蔡元培先生之爱才思想最为浓重,以致提携钱穆,使彼有资本投入反动阵营,实为我对不起祖国之最大事件”。(日记1965年1月 10日)“文革”中,顾阅《参考消息》,知钱穆偕眷迁居台湾,此时频繁而至的“外调人员”不胜其扰,如“有人从南方来,询我以黄淑兰与钱穆关系,因写一纸予之”。直至七十年代末,雨过天晴,上海古籍社欲再版《崔东壁遗书》,嘱胡适、钱穆二序可不必删,而顾仍拟删去二序,重新编订出版。

钱穆评顾颉刚“有热心无火气”,“秉性谦和”,感念其相助之谊。他忆述:“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师友杂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他若有幸看到顾氏日记,又当作何感想?颉刚为文记事,流露至性,尤以日记为最,鄙陋容或有之,确得见真性情。较之心扉紧闭、城府高筑之类流水账,于后人更有价值,更显真切。宾四毕生劬勤,却无手记遗世,薄薄一册《师友杂忆》评人记事,聊备一格而已。然耄年追忆,坐观云起云落,下笔气定神闲,辞气间略带胜者情致,淋漓元气不减反增,其真似杜如晦之善断乎?

—— 原载: 《顾颉刚日记》全十二册,《顾颉刚书信集》全五册,中华书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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