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4

《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是由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的著作,此书的写作体系,一如当年黄仁宇受西方历史体系所影响后,以西方的架构与观点,去重新理解与解构“中国历史”,相对于以往“中史”以朝代、政治、治乱兴替的思维方式,是以地理、人文、文化,再比较同代的西方以至一些可作类比的体制,再宏观地重建这个所谓“中华秩序”,对想以西方角度重新认识“中史”的朋友,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作品。

然而或者这是一本相对地通俗的作品,在处理大量的“中史”史料时,作者虽然非常努力去“抽离”华人的“史观”,以及尝试以西方世界的角度,去比较这些史观,但在几个近年开始多人探讨的问题上,作者仍是以较“传统”的角度,去审视这些所谓属于“中华”的特质;举例说,在《中国人与中华多民族》的章节中,虽然作者以考古学质疑所谓“自古以来”的“中国人起源论”,以及是晚清梁启超才创制出“中华民族”,甚至质疑文言文之统一,实为强大政治力量所“统一”,而不是先天如此;作者体现到所谓中国人,实为多民族,愿承认“汉族人”的基因根本不纯,这些都体现到本书远远超越了“华人视野”。

然而作者却忽略了西方世界靠教会维持,自古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实与汉语文言文与地方语言分离的相似性。对于西方世界的观点,一种“语言”,不能抽离口语,而只谈书写,特别在古代,文字普及率只限于少数受教育的知识份子或“士大夫”;反之在华人世界观中,受限于汉字的特性,常把能以汉字书写的,就视为同一种“语言”,但一说到日语、韩语以至拉文字母化之前的越南话,再无法解释时,就只有视为特例,却不质疑这种“政治划分”在学理上的准确性。

因此作者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权力长期全力地维护书面语文言文,汉语言恐怕早已演变成许多种语言文字”,这句说话其实只对了一半;我认为“汉语”本身就是很多不同的语言,只是古时书写大家都在写“中华版拉丁文”即文言文,或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后,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只是“华人”自幼被灌输洗脑的,就是“同文字”即“同语言”,却忽视口语上遣词用字的巨大差异,更忽视所谓“我手写我口”,根本绝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因为根本不是“方言”,而是语言差异。

又反过来看今日欧美各国,除东欧东正教西里尔字母所影响的国家之外,都使用“拉文字母”的相似性,又是否可说“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只不是“拉丁文”的一种“方言”?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没有宗教战争与新教国家兴起压倒旧教国家,作者在文中常提及公元1648年的“西发里亚式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甚至比起满清入关的1644年还迟了4年,才奠定了西方世界的“分裂”;大家如果用相同的一把尺去量度,纯粹因为“满清”的“统一”建构的“中华秩序”,与“西发西里亚式”造成的“西方分裂”,又是否“必然”?还只是又属历史的“遇然”?更何况于1648年“西发里亚式的秩序”的成员,如法国变成民族国家,又是否还要去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法王路易十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完全胜利,而非屈服要签署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即法国被禁与西班牙合并,西欧又是否真的会继续分裂?又有什么理由去质疑法国西班牙的“百合花王朝”,不能如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满清的爱新觉罗皇朝般,变成一个可以过渡到20世纪的大帝国?

因此《中华秩序》一书详细比较了“中华秩序”与西方世界的差异,这的确解释了很多“中华帝国”的独特问题;但很多差异的元素,却未必会造成后来的巨大的差异,而当中涉及了很多偶然,以及人为的因素。作者尝试在不提及“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点,常把“中华秩序”,与传统上所谓的“中国”等同,却仍忽视了古代没有“民族”,更没有“民族国家”,在取材与叙事上或许更方便,却也容易误导读者陷于20世纪华人史学的“中国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因为后来被满清帝国所控制,因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而不被满清帝国所统治,同样被秦始皇立为郡,文化语言差异一如两广的越南,就不是“中国”,正忽视了“中华秩序”在逻辑上的矛盾;因此必须强调,任何把“民族主义”的想法套用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前,都有错用“时光机”的危险。

因此西方去理解“中华秩序”,或者认同所谓“中国梦”或“中华复兴”的问题时,必须先紧记这是一种源自20世纪创造的一种民族主义新信仰,而非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这种“中国梦”的本质,其创造的年代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与早在德国创造“千年帝国”那位奥地利下士希特勒同期的年代。一如其他大帝国——当帝国过度扩张,为周围的强邻或地理的阻隔,超越了其能承担的极限的话,就会受到包围而崩溃,而所谓“中华秩序”亦相同;当要告别专制与独裁,就有如欧洲帝国的崩解一样,裂成更合适的碎片。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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