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为人们筑起二十一世纪和平的灯塔”，这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驱张俊宏在《和平中立的台湾》一书中向全球华人发出的诚挚呼吁。张俊宏曾因美丽岛事件入狱八年，后来出任过民进党秘书长、代理主席、立法委员、海基会副董事长等要职。他是一位有思想的行动家，也是一位有行动的思想家。在退出政治第一线之后，转而以台湾的前途和两岸关系为思考之重点，其思考的结晶就是被誉为“和平兵法、民主力学”的《和平中立的台湾》一书。
张俊宏回顾说，以民主和平转变集权文明，是其从年少时期，几乎以一生青春生命全部投入的生涯规划。当欣庆于有生之年，看到民主已初结硕果于台湾故里之时，他才猛然惊觉过去所忧虑的十三亿人民所代表的中国，其对台湾安危所带来的影响已提早降临。固然，中国太大，台湾太小。但是，台湾人不能陷入“你很大，我很怕”的恐惧心态和鸵鸟政策之中，而必须正视中国的巨大影响，因为如果忽略中国的存在，或了无对策，台湾的民主将形成无根的浮萍。
筚路蓝缕的台湾民主之路
早年，张俊宏从台大政治研究所毕业，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是国民党当局悉心培养的年轻一代接班人之一。对于今天中国每年参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的数百万莘莘学子而言，张俊宏无疑已经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进入权力中枢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张俊宏偏偏从朝廷自我放逐至江湖，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编《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成为言论自由的先锋。之后，他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进入台湾省议会组织党团，办《美丽岛》杂志，最后被国民党投入监牢。出狱之后，他长期担任民进党“大脑”的重要角色，推动总统直选和媒体开放，并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促成了台湾实现了首度的政党轮替。
张俊宏总结其以“笔杆子”打败“枪杆子”的民主之路，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四民论”和“三牛论”。所谓“四民论”，就是整合游民、游士、游官、游商的力量。游民，即底层的、草根的民众，如台湾早期的工运领袖康祥宁；游士，即边缘知识分子，如张俊宏本人；游官，即对体制不满又遭到体制打压的官员，如《自由中国》创办人雷震；游商，就是当时正在蓬兴起的中小企业者，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对抗垄断、表达意见的管道，故而愿意支持党外运动。所谓“三牛论”，就是“斗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二二八事件”为代表的“空手斗牛”，民众在军队的枪杆子之下伤亡惨重；第二阶段是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持剑斗牛”，多位民主的持剑勇士，自杀式地冲向最前方与水牛搏斗，导致锒铛入狱，甚至家破人亡（如林义雄）；第三阶段则是“后美丽岛时期”，从前两个阶段的“无交集的斗争”进入“有交集的改革”，如同“庖丁解牛”一样，利用执政党的内部矛盾，达成与在朝者的互动，进而透过和平改造，用不流血的方式和温和的手段，达成政党轮替的目的。
实践和历史证明，张俊宏的设想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切实可行的，使得台湾的民主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具体而言，张俊宏以台湾的野百合学运和中国的天安门学运的对比说明两者之差异：“野百合学运和天安门学运都出现在两岸政权民主与集权面临转型的时刻，其结果的成败转型决然相异，同是学运，前后两年，一边沾满血迹的广场塑造更集权的统治；一边则促成人民直选的总统及和平的政党轮替，都在一念之间、一线之隔，决定祸与福。于此，更清楚地说明，政权一旦动用流血，则非加倍的铁血来维持！朝野之间，面对国家重大问题的认知，如果双方有丝毫的私心自用，存心于营造智名勇功，是很难达成消祸于未然，造福于无形的成果与境界。”从历史机缘的角度来看，台湾何其幸运，中国何其不幸！当然，这也与运动推动者采取不同策略及两岸不同的社会背景有关。
穷兵黩武的中华大一统之路
今天的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将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两岸贸易，故而对中共政权卑躬屈膝；在野的民进党或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立场回避中国议题，或如谢长廷那样主动献上降表乞讨残羹冷炙。真正如张俊宏这样具有远见卓识者寥寥无几，张俊宏的真知灼见却并未在岛内受到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要关心中国问题呢？张俊宏指出：“完成民主化的台湾，未来命运仍有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因素不在台湾内部，而在中国；如果无法消除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台湾民主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保障。”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看得见的是中共当局的文攻、武卫、经济收买，看不见的则是源远流长的大一统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共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某个时刻，必将像昔日的苏共那样走向灭亡，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依靠武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能够永恒存在；但是，大一统观念的改变和超越，绝非几代人就能完成。换言之，共产党政权肯定短命，大一统的观念却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大一统的观念不仅威胁台湾的安全，且为祸中国久矣。当统一变成至高无上的、不能质疑的最高价值的时候，个体的人权、自由和尊严就成了“次要价值”，在统一的目标之下可以被放弃、被牺牲、被践踏。统一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幸福与否并无太大的关联，它满足的只是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中国专制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两句诗歌之中。对此，张俊宏指出：“战场上决出输赢胜负之后，以流血手段得来的政权，仍然需要借重流血的恐怖手段：打天下靠流血；治天下、定天下靠铁血。无能的统治者想要发现最简便的统治手段，就是进行屠杀、滥杀无辜，采取高压统治的暴政逼使百姓成为顺民。”
中国的统一从来就不是像欧盟的建立那样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中国的疆土虽然越来越广袤，中国的活力却越来越衰退，正如张俊宏所引民国初年的政治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李麦麦之论述：“所谓的‘统一’观念如迷信般深入人心，乃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才及文化品质衰落的主因。”正是这种大一统的错误的认知与观念，害得中国一代代的人才被牺牲，造成人才的断层；留下来没有被杀的，能够存活的，多是老弱妇孺和侥幸生存的人，而优秀的人才自然变得稀有。这种杀戮式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使整个民族的人种品质陷入严重的衰败和恶性劣质中循环。统治者铲除异己的做法，造成优秀遗传基因的摧毁，无法让优秀精英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让中国文化不断在退步，以致无法与西方竞争，成为中华民族无可避免的宿命悲剧。
这是一条玩火自焚之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走过，都没走通。中共领导人却趋之若鹜。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个公开活动就是参观国家博物馆所谓“复兴之路”展览。这个展览所呈现的是一套共产党官方的伪史学，以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历史煽动民族主义悲情，以共产党为中国唯一之救星，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此，共产党取得了统治合法性——这似乎是走投无路的习近平打出的最后一张牌。但这场豪赌终将全盘皆输。
小国而有大器：台湾经验的明与暗
面对台湾近年来逐渐被共产党染得粉红的趋势，张俊宏忧心忡忡。对于有些持虚无主义立场的台湾年轻人“蓝、绿、红谁来都一样”的说法，张俊宏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可能会不一样：看看今天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维权律师的下场，如果你不在乎，这种日子到来时，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民进党人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等同于中国，故而一心“去中国化”。张俊宏跟他们不一样。原因何在？他在书中写道：“因为亲眼目睹国民党残暴的屠杀场面，亲自领受美丽岛事件八年政治牢狱的煎熬，加上个人过去的种种遭遇，其实这些很可能使笔者成为族群里的偏激分子。我之所以没有憎恨之心，也许是因为在生命历程中，曾经受到许多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关爱照顾，并且从他们为社会国家的贡献与影响，领受许多来自优越族群的善意。”他特别感念胡适、傅斯年等中国知识分子为台湾注入自由主义思潮，他本人就曾经受教于胡适并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当年，张俊宏选择读政治学，旁人都认为这个学科没有出路，劝他改学商科或法律。在人生十字路口痛苦彷徨中，他去求教于胡适。胡适没有慢待这个不速之客，而是严肃地对这个年轻学生说：“千万不要考虑出路，只要考虑志趣。”张问“为什么？”胡适说：“即使有出路，但是没有志趣，出路不是你的；如果没有出路，你的志趣就会开拓出你的出路！”就这样，张俊宏豁然开朗，决心一生以政治学为研究方向。多年以后，他感叹说：“这些中国的人高贵情操，抚平台湾人心中因族群对立而造成的伤痛，淡化了省籍的对立，让族群之间能够共存共荣；并且启发民主自由的思潮，帮助台湾打开民主自由的新视野。”所以，他能清晰地区分国民党、共产党与中国的差异，并具备了将台湾经验回馈中国的博大胸襟。
张俊宏认为，台湾的民主经验有两点对中国颇具启发意义。首先，台湾已有之“开放的民主”和“文官的法治”可以引导中国脱胎换骨。其次，台湾商人不但创造民富，而且成为推动民主的支持力量，这就是所谓“台湾经验”的核心价值。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后面一个观点。台湾商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跟张俊宏的看法背道而驰：他们罔顾人权，唯利是图，贿赂官员，圈地拆迁，打压工人，富士康数十名员工跳楼自杀就是台商在中国恶行的标本。然后，某些台商又成为共产党控制台湾的前驱，如旺旺集团的老板就公然否认六四屠杀，其控制的台湾传媒巨头，左右舆论、谄媚中共，已到了危及台湾国家安全的地步，引发青年学生上街抗议，而历史学家余英时亦两次发表公开信严词批评。此类台商的做法，既伤害中国人民，也伤害台湾人民，必须加以警惕和揭露。
张俊宏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欣赏的设想是：“宣布台湾为非武化的永久中立：瑞士的‘高山国’可用；台湾为‘大海国’何以不能？”如果美国、欧盟、日本能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路，基于台湾民主模范的身份，毫无保留地为台湾的安全提供保障，那么，张俊宏的设想未尝不会成为现实。由此，我衷心企盼，未来的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也成为亚洲民主的领头雁。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