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sm1曾被时代杂志称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的华理克牧师,日前在脸书(Facebook)上贴出一张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英姿飒爽的红军女战士的剧照,并在配文里解释说“这是马鞍峰教会员工每天开始工作时的精神状态”。

《红色娘子军》是“文革”时期由江青亲自炮制出来的八个样板戏之一,是毛时代党文化的典型代表。不少华裔基督教徒看到这张照片后,都表示强烈不满。

对此,华理克评论称,“人们总是忽略网络上的讽刺意味。这只是个玩笑好不好!如果你当真了,那你真不应该追随我!”“你不知道什么叫讽刺幽默吗?耶稣在山上宝训里也说过一些玩笑。”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更多的华人读者。

这场争论的焦点,难道是因为华人缺乏幽默感吗?出版过超级畅销书《标杆人生》、创办了会友数万人的马鞍峰教会、还主持过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总统竞选辩论会的华理克,备受美国公众和主流媒体的欢迎。他绝对不敢将有关纳粹的图片贴出来“开玩笑”,但他毫无顾忌地用“文革”的元素“开玩笑”。难道毛泽东跟希特勒有本质的区别吗?难道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同属于极权主义吗?我建议德高望重的华理克牧师在开这个并不幽默的“玩笑”之前,不妨先读一读英国学者理查·皮佩斯所著之《共产主义简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天就可以读完。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推荐说:“我希望每个大学生都能阅读这本揭露残忍无情真相的著作。”我则认为,不仅是大学生,像华理克这样的名流也需要阅读。

从血堆里建立的“动物庄园”

追本溯源,共产主义的思想源于柏拉图、托马斯·摩尔以及黑格尔等哲学家,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完成其宏大的理论架构。这一思想脉络,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已有清晰的梳理。理查·皮佩斯将本书的重点放在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进思想如何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变成血淋淋的现实。

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发生在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发达国家。然而,进入二十世纪,马克思的预测落空了,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偏偏发生在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落后的俄罗斯。那么,为什么革命会在俄罗斯发生?革命在俄国发生决非偶然。理查·皮佩斯指出:首先,俄国缺乏西方国家拥有的避免发生社会革命的条件:尊重法律与财产权,而国家也倾向保护自由并提供社会服务。其次,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一方面弥漫着乌托邦理想主义,一方面又想为饱受苦难的农民建立私有财产制度,他们为社会带来一种紧张状态。

不过,与西方大多数当代学者那样,理查·皮佩斯较为忽略俄国的宗教背景:俄国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思想和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成分,与在欧洲促进经济与政治同步发展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对峙的两极。在此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俄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否定一切、推倒重来,甚至选择血流成河的社会变革方案。

然而,在血堆和尸骨之上建立起来的,不是伊甸园或人间天堂,而是“动物庄园”和“古拉格群岛”。理查·皮佩斯指出,苏联体制之邪恶,非始于斯大林,乃始于列宁。“列宁把他建立的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组成分子清一色为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此机制基本上只是个行政幌子,因为它仅能执行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命令。”列宁还废除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将司法权交给所谓的“革命法庭”,其负责人大都是未经法律训练但“阶级纯正”的门外汉。列宁也建立了称为“契卡”的秘密警察,即后来的“克格勃”。从他掌权的那一天开始,恐怖统治也跟着来临了。

在列宁时代,新政权主要对付和扫除的,是沙皇体制的支持者、资本家、地主、贵族及知识分子群体;在斯大林时代,恐怖和暴力的阴霾不仅吞噬了共产党统治阶层,还笼罩到一般大众的头上。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的高潮时刻,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被拉到由地方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和警察头子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面前,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该委员会便作出死刑、劳役、流放等判决。斯大林控制的政治局甚至分配“额度”给警察机构,要求警察机构枪决其管辖区內若干比例的人口,然后再将另一比例的人口送进有去无回的劳改营。

最终,高压制度走向尽头,戈尔巴乔夫企图将共产体制改造成“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却眼睁睁地看着党国无可挽回地覆灭。这不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而是苏联体制患上了自我毁灭的绝症。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共产主义简史》一书最具洞见的部分,是鞭辟入里地探讨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吊诡的“共生”关系。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誓不两立”,都恨不得消灭对方而后快:纳粹还未掌权时,就以“反共”为旗号吸引“恐共”的德国资本家和普通民众的支持;而在二战爆发之后,很多欧洲国家的共产党都成为反法西斯的生力军,被纳粹杀害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但是,以上这些情况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还有另外一些耐人寻味的面向:纳粹兴起之后,首要打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也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长期领先于纳粹党,社会民主党也坚持普世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希特勒决定在西线向西方民主国家开战之前,与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甚至共同出兵瓜分波兰,此举让各国共产党及左倾人士大跌眼镜。

实际上,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有一种暴君互相欣赏的隐秘情感,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在制度上也有互相学习和效仿的地方。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向斯大林的克格勃偷学了不少招数,斯大林的反犹政策亦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启发。理查·皮佩斯指出:“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实远较表面上的敌对姿态复杂得多;这两种运动可以说处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中。”首先,它们拥有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尊奉公民权、私有财产制度与和平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相对地,这两种专制制度都将人民视为某种“消耗性材料”,目的是用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甚至去创造一种“新人类”。其次,两者都是依靠暴民和暴力建立的精英统治,一旦独裁党掌权,民众的基本人权立即被取消,每一个人都成为孤独的“原子”,公共空间被压制到极致。理查·皮佩斯在分析苏联共产体制的后遗症时写道,“由于在共产党政权下,所有包括非个人层面的命令都是由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而所有创新都被认为是某种罪恶,无论事情是大是小,人民当然逐渐失去了作出决定的能力”。由于人民的工作伦理和公共责任感遭到扼杀,导致在共产体制崩溃之后很长时期,公民意识都难以建立起来。

共产主义以“为人类谋福祉”的崇高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在本质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极权体制开出的“恶之花”。《共产主义简史》对“极权主义”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所谓极权国家,通常会企图渗透并控制有组织生活的所有层面,然后操控政权与人民、社会的关系。它努力达成执政党的目标,即垄断政治,并在安全警察的协助下巩固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在这类国家中,法律并非用来保护个人,而是用来捍卫统治机器的工具。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将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她指出:“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历史起源十分不同,却在组织手段方面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以政权持续时间之长、席卷疆域之广、残害人类数量之多而论,共产主义超过了法西斯主义而名列榜首。

“苏俄中心主义”思维与共产党国家的“升级换代”

理查·皮佩斯是苏俄问题专家,故而论及苏俄时胸有成竹、洋洋洒洒。但在论及苏联之外的其他“非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时,则显得捉衿见肘、蜻蜓点水。苏俄固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对其浓妆重彩并不未过;但是,作者的“苏俄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必然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有所忽视,这正是本书最重大的缺憾所在。

共产党国家当然有一些共性。理查·皮佩斯指出:“采取马列主义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特征:第一,由单一垄断性政党贯彻其军事统治以及无可反驳的服从要求,在没有外在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统治;第二,藉由全面将人力与物力资源予以国有化来落实废除私有财产;第三,蔑视基本人权;第四,执政党是无所不能与无所不管的,不仅总是对的,其权力行使也毫无限制可言。”这些特征概括得都很到位。但是,在这些共同特征之下,共产党国家之间亦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即便在相对整齐划一的苏联“东欧卫星国集团”内部,共产党统治的方式亦不尽相同。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奧塞斯库政权,具有一种东方封建时代苏丹式的特质,举国上下对齐奧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几乎取代了党的权威。统治者的野心勃勃与衰弱的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最终导致国家走向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华约集团中“叛变”出来的南斯拉夫铁托政权,尽管也打上铁托个人深深的烙印,但它却是共产党国家中管制比较宽松、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不过,这个体制还是无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由民族冲突引发血腥内战,国家亦轰然解体。

若在更大的视野之内,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更是千姿百态。理查·皮佩斯在书中论及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等不同模式,却挂一漏万。比如,书中并未论及北韩的金氏王朝,半死不活地拖到今天的北韩政权,不断以核威胁搅动东北亚局势,进而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这个政权经过三代世袭,蜕变为疯狂而残忍的“家天下”体制,由于其极极端的封闭性,在外界眼中仍然神秘莫测。而与北韩截然相反的是越南,本来原教旨主义色彩强烈的越共政权,近年来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了此前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不可想像的步伐: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全国党代会层面上实现了公开的、竞争性的选举,对共产党来说是破天荒的举动。越南与如今威权主义的俄罗斯关系疏远,与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反倒向宿敌美国伸出了橄榄枝,可见功利主义的考量压倒了意识形态的原则。

中国更是走向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苏联崩溃前占据的非民主国家“龙头老大”的地位。当下的中国社会跟毛时代相比,已然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不亚于纽约、伦敦。但是,在浮华的表象下面,中国共产党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党保持着列宁—毛泽东创立的一党独裁的模式。中共已经升级换代,统治方式趋于精密化。在此意义上,中共一天不垮台,共产主义的惊涛骇浪就没有真正退潮,弗朗西斯科·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不是事实,而理查·皮佩斯的“告别共产主义”的乐观结论亦下得太早。不过,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和分析,显然超越了作者的知识结构,可能要由另一位学者为《共产主义简史》写一本续集。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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