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3-24
今年是文革后重启高考40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些年里，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的电脑化、统一化、标准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在1978年考研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哪来哪回”的原则我又回到了甘肃省L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戴帽子中学”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
听得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This is ……”，“what is……”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
于是就开始了我的外语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20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况且通过应试选拔人才的渠道早已堵塞，“读书无用论”弥漫着整个社会，这些刚刚12-13岁的孩子又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几个难管的“刺头”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77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
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付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的霸道劲头，在他们眼里恨不能所有的人都是“四类分子”和“黑五类”。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家庭成份”这一栏里的“干部”，统统改为“地主”，说我们这里只有“地主、贫农”这样的成份，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当然也是“地主”。我问他，“照这样下去，地主不会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蛮横地答道，“你少给我整这些道理，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县太爷”，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九评”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一“家学”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革干”了，填“干部”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尽歧视。从文革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13年了，当时已有一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L老师，他英语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
我（前排右一）与其他女工农兵学员
L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它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某一级带“长”制家的千金，确切地说，是该千金“娶”了他，他倒插门进了女方家。
经常见他带着伤痕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骄横的“河东狮子吼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的吵闹，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出门了，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
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二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L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A、B、C……”，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了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的老学生。一时间“洛阳纸贵”，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
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重起高考”成为一桩“全民大事”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50%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
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不行！”机会本来就有限，像你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应许的。
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决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怯火L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师学英语。
机会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转来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同等学历者都可以报考，像我这样工农兵学员也能报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决定了“我要报考研究生！”“不管怎样也要一试”，“大不了一搏”。我自认为多少还是有点基础的。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的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作品。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下来马上转入行动——选专业。1978年的时候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很单调，抛去理工科不说，文科里面没有我所喜欢的苏俄文学，看来看去，还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苏俄历史专业比较靠谱。一来兰大是我的母校，由我们俄语专业的老师来出外语题，我自信还有几分把握。二来，兰州离陇西不远，真要有什么不解的问题，西去兰州也还比较方便。第三，文史不分家，我很小就对外国文学、世界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专业方向目的性明确。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迫，剩下也就是百天之余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复习。
教导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学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准，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准，这样就把我请假的念头打消了。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本科”去的，只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们校长不知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心，还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说，“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我想他也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工农兵学员”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表示不屑。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多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300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表”，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糊涂，我的那点“业余爱好”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中国史和世界史——所涉猎的内容我几乎是个门外汉。
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糊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己，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得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尤其是他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了很多年，也早已不摸书本了。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7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
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11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6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只好买了晚上8点钟火车，凌晨3-4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20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4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说“走！”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嗨，是个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决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趟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直径去了学校，早上8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糊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
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有别的事，就让妈妈替我参加的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人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
我记得大约是5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4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替考”的。
让他看了我的“准考证”，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替考’，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替考’”。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因为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地考完以后密封即往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那时由于考试人数较少，这样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易行。不像现在必须千里迢迢要到报考学校去考试。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深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个劲儿的站在我旁边抻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看不懂，做不了”，搞得我心烦得要命。
考试下来的4门科目，外语的感觉比较好，说到底我刚毕业了一年，虽说这一年里再没有看过课本，但是比起老大学生已经放了很多年的外语来说，我还算“现蒸现卖”的，做起来比较顺畅，携带的刘泽荣俄语大辞典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富裕，翻字典更会耗去时间。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亲就告诉我应该复习什么，应该注重时事，可能那些天我忙的脑子短路了，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打开信封一看，果真是父亲说的那种题型，但恰巧这成为我的一大盲点。
是什么题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只能临场发挥了。考完政治我就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两门基础课考得马马虎虎，世界史因为向兰大历史系的老师请教和以前自学的基础，自我感觉还可以，中国史稍微差一点。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没有比较尺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完后我就大病了一场。我有一个习惯，在高度紧张、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从来都不得病，一松弛下来后，积压已久的疲劳释放出来就会得病。考完试以后，我满嘴的大燎泡去上课，学生们都心疼我说，“老师，你不要领读了，我们自己念课文”。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学生蛮可爱的。
也许是我的备考劲头对他们有所触动，也许是77年后重起高考的示范效应，放假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显感觉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分数出来以后与我原来预料的差不多，俄语：89·5，世界史：70多分，中国史：60多分，政治40多分，确切的分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记得平均分数是64-65分，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复试通知没有下来以前，兰大的老师已经告诉我，我达到了复试线。全县有17人报考，有两个人接到复试通知，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复试还要刷人下来，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离目标进了一步。
“我考上了！”
6月到兰大去复试，看见前来的复试的“准研究生们”，我还是吃惊地咋舌。几乎全都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最大的有58级的大学生，想想人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的中班呢，差距不能说不大，这里面既有文革期间“红三司”的“理论家”，也有专门替领导起草文件的“笔杆子”，还有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老师。
只有一个人资历比我差点，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师兄、再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秦晖，但据当时兰大历史系最著名的史学权威赵俪生先生说，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历史狂”、“历史癖”，还没有复试，听那口气，赵先生已经打算收入麾下了。这样的阵势不由得我心里不忐忑。
我与“学霸”小师兄——秦晖
我是第一回经历“口试”这种模式，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学过历史的人，文革时期刚刚小学毕业、即所谓“69级初中生”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表达是否准确、是否标准。抽签打开一看，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应该说题签上的三道大题，有一道是“一战前的国际格局”，另一道是“有关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第三道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反正都没有超过我在插队的时候自学的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内容，我隐约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进去面对三位考试的老师陈述自己的看法，在一轮提问后再补充回答。我虽然紧张的手心出汗，但并不慌张，因为我尽力了，就这么大的能力了，如果录取的人都比我水平高，我也心服口服了。
事后参加口试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可以录取。”我考上了！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个所谓的“同等学历者”，距离真正的历史本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课需要补。
那一年我考上研究生，哥哥和弟弟考上大学，我们一门三人同时“中举”（当时坊间里的说法），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L老师无不羡慕的对我说，你可算如愿以偿了，我还要在这苦海里熬着。以后听说L老师被调到了县重点中学，再后来又听说，他回四川老家去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对我们俄语专业的女生是个很大的鼓舞，接下来两年我们俄语73、74级3个班的14位女生中有4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那个年代的青春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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