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3-27
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对“哥萨克”这个名词都不陌生。
它能让人联想到呼啸的战马、锋利的弯刀、迎风飘扬的黑色披风，伴随着“乌拉”的呼喊砍瓜切菜一般冲向敌人的骑兵，他们具有桀骜不驯、天性自由的反抗精神；豪迈英勇、粗狂强悍、身经百战、嗜酒如命、是令人向往的充满异国风情的英雄。
但同时哥萨克又是令人恐怖的刽子手，是沙皇镇压革命运动的马前卒，哥萨克用马鞭抽打游行的学生、驱散反抗沙皇的人群，是双手沾满了游行请愿的群众鲜血的人，而且在革命语境中“哥萨克”总是与人民为敌的“警察、宪兵”联系在一起。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老辈国人都还记得“苏联文学热”的时候，我们翻译的关于哥萨克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肖洛霍夫的《静静地顿河》、绥拉莫维奇的《铁流》、巴别尔的《骑兵军》，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火与剑》、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等，以及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些作品都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强悍的马背上部落”。
有人说俄国的哥萨克就如同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浪人、中国的侠客一般，是一个“游荡在社会边缘的族群”，这个比喻只说对了后面一半。骑士是中世纪欧洲的没有继承权的人的一个封号，日本的武士是隶属于领主的家丁门客，而中国的侠客只是赋予了太多文学想象的统称，历史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俄罗斯的哥萨克却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文化群体，它的确“游荡”在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存在了大约500年的历史。
哥萨克Казак这个词原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的意思，类似于我们熟悉的“水泊梁山”。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武装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亦兵亦民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
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
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大家可能记得十多年前，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发音，指的都是“边区”）。
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俄国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鞭长莫及，只有名义的权力，管理十分松散，人口统计和税收制度都无法正常进行。于是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长期处于准军事状态，处在一种自治状态，逐渐做大。
东欧平原山少河多，哥萨克多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河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集结数量巨大对国家的危险，但是当时俄国向外扩张的势头正猛，分散了国家很大的精力，一时之间人力物力军力都顾及不到那里。
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因素，人口稀少，扩张过快，中央政权消化不了新增领土，对一些“三不管”地区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和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因而使哥萨克尾大不掉。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骁勇善战的武装力量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北欧海盗、波兰军事贵族和土耳其苏丹的武装，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沙皇需要借助哥萨克的力量为其效劳，利用其机动性和战斗能力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也奈何不得，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族群。
哥萨克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有的译为“营地”），有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与蒙古人以勒勒车组成临时宿营地有相似之处，它虽然地点固定，但是随时都可以开拔转移，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扎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Запоржская Сечь）。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早期哥萨克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养蜂和狩猎，只有小部分年老体弱者驻地从事农业。
从17世纪起，草原地区的哥萨克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他们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窃、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德涅波河、伏尔加河等的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
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地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波兰初次登记的在册哥萨克是6000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他们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家丁）。哥萨克以“只要当哥萨克就可以获得自由之身”，并提出“不进行人口统计，不向国家交税”的口号，使其数量增加很快，1649年就扩展到4万人，1654年是6万人，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
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的办法，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这些地区。
17-18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很长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就是靠少数俄军的“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维持。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
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实际上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次年赫麦尔尼茨基转而投向俄国，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
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后来他曾后悔并又寻求另一个俄国宿敌瑞典的帮助。而这个如此重要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只有几个内容相歧的抄件在流传，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尘封的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
原来所谓的“俄乌合并”条约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纳入到俄军的统一体系当中，但是其内部管理大体上仍然遵循哥萨克的“内部自治传统”，基本不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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