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台湾基督徒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是从高俊明牧师的回忆录《十字架之路》和《狱中书简》开始的。如果说林义雄是台湾的曼德拉，那么高俊明就是台湾的图图主教——高俊明将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变成了掷地有声的信仰告白：“最后我要感谢天父上帝，用这些患难来磨练我的心灵，我仍确信上帝的爱与公义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书中，最打动我的部分，是高牧师与妻子高李丽珍在基督信仰光照之下的真情与挚爱。
我常常读到一些在世人看为伟大的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一般都高言大志地谈论个人的事业和理想，偏偏对家人的情况尤其是夫妻之关系不置一词。对于此类人物，我的尊重会大打折扣——因为我看不到他在家人、在妻子眼中的形象。一个在外面光鲜亮丽的人物，在妻子眼中有可能相当不堪。
其实，每一个勇士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更加勇敢的妻子。尤其是与掌权者抗衡、逆时代潮流而上的先行者，在承受巨大的逼迫和压力的同时，家人、妻子也与之共患难。长年累月之后，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婚姻失败、家庭破裂的境遇，而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对方缺乏共同承担苦难的决心和勇气，而是他们本人完全漠视“另一半”的感受以及付出的牺牲。中国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曾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过沉痛的忏悔，并对第二任妻子刘霞百般呵护，正如鲁迅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晓波强调说，异议人士自己被关在有形的牢房中，而家人被关在无形的心牢中——后者更为痛苦。
所以，我读了高俊明牧师的着述和传记之后，产生了进一步了解高李丽珍牧师娘的愿望。那些乌云笼罩、暴风骤雨的日子，她是如何度过的？那种丈夫入狱、特务环伺的生活，她是如何走过的？幸好，有了一本由谢大立牧师整理的口述实录《见证时代的恩典足迹》，让我们看到美好的生命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纯真的信仰通过生命的馨香代代传承。
一家的苦难是一个时代的苦难的缩影
近代以来，台湾是一个悲情之岛。台湾人纯朴、勤劳、与世无争，却频频遭受外来政权的凌虐与屠杀。一八九五年清朝割让台湾予日本，从未征求数百万台湾居民的意愿；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是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剧变的后遗症之一，台湾民众只能被动接受而已。
高李丽珍的一生，堪称苦难深重的台湾近现代史的缩影。在日治时代，身为牧师的父亲，因为热心传教、带领会众祷告、忘记熄灭蜡烛、违反战时灯火管制条例，而被捕入狱。关押了五个多月，遭受了跪算盘之类的酷刑。小小年纪，她就陪同妈妈奔波在探监路上。
二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一年多之后，“二二八”事件爆发。高雄是“二二八”屠杀的重灾区。高李丽珍的哥哥是家中唯一的宝贝儿子，忠厚老实、寡言木讷，从小就知道帮助大人干活。三月初的一天，妈妈生病在家，在高雄中学念高中一年级的哥哥放学回家，发现家中没米、没菜，就出去买了一些番薯和罐头回来。然后，发现妈妈没有药，就第二次出门去给妈妈买药。结果，一夜未归。第二天，心急如焚的家人在医院中找到孩子的尸体。有好心人告诉妈妈，这个孩子是被士兵枪杀在爱河边上的。“妈妈说，去看的时候，见哥哥的脸上盖有一条白手巾，她掀起白手巾来，哥哥的鼻孔瞬间出血，妈妈很伤心。”
灾难还没有结束，姐姐因为伤心而生病，隔一年就去世了。灾难也不仅仅是这一家人独有的，高李丽珍回忆说：“在家族里，不是只有一家，妈妈的四个姐妹里面就有三个遇到，每人都失去了一个儿子。全台湾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遇到这种悲剧。”一个流无辜民众的血的政权，有什么统治合法性可言呢？虽然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地域也遥远，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屠杀如同“二二八”屠杀的翻版，折射出国共两党的独裁本质是一致的。
高李丽珍嫁给高俊明以后，他们没有“躲进教会成一统”，而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一起承受白色恐怖时代的高压统治。如谢大立牧师在序言中所说，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藐视人权，为了巩固政权、维护领导中心，宁可滥杀无辜、罗织罪名，牺牲人民的自由与性命安全。不知使多少的性命因此牺牲？不知使多少人的自由被剥夺？不知使多少的家庭家破人亡？不使多少的受难家属蒙受冤屈、遭人歧视？不知使多少的妇女默默承受噤若寒蝉的活牢笼？
如今，台湾终于走上了民主道路，但转型正义严重欠缺。让每个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让真相得以还原和揭示，是巩固民主体制不可省略的环节。所以，此种口述实录的工作极为重要。否则，就会出现此种怪现状：某些经历过“六四”屠杀的中国民运人士，却将同样杀人如麻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捧为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是因为对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误判。
苦难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人遭受苦难是因为人犯罪堕落，并由此导致的邪恶。英国神学家赖特主教在《邪恶与上帝新世界》一书中指出，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是要了解上帝所给予的一切和受造的良善，并为这一切欢喜快乐；与此同时，也去了解并面对邪恶的真实和残酷。如果淡化了任何一方，说这世界并非上帝美好的创造，或说邪恶真的没有那么糟，那么就将邪恶问题肤浅化了。
在此原则之下，高李丽珍在面对监控她的特务时，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尊严感。她给站岗的便衣送去粽子，即便这些人被罪恶捆绑，她仍然要去爱他们；但是，她决不是头脑简单的基督徒，决不轻信特务虚假的“好意”——特务不会让良心战胜其“职责”，一边展露出灿烂的微笑，一边详细记载来高家探访的车辆的车牌号，再通过情治机关给访客施加压力。
进一步，苦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生命中的正面要素？高李丽珍就将苦难看作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一般人接二连三地遭遇到苦难，要么被愤怒和怨恨所征服，要么干脆放弃理想而随波逐流，但是，高李丽珍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接受发生在生命中的种种苦难。这种态度，她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当年，哥哥被惨杀之后，“还好妈妈有信仰，还好她会吟诗，自己在那里弹琴、吟诗，从诗歌、圣经，再从哥哥在世时很可取的信仰和行为，得到很大的安慰。”如今，丈夫入狱并被判重刑的噩耗，她亦坦然受之。
美丽岛事件爆发之后，高俊明牧师得知被通缉的施明德寻求帮助，虽然当时并不认识施明德，但他认为施明德并不是叛徒，相反，施明德是主张人权，主张台湾独立、民主化的斗士。高俊明的友人、加尔文神学院院长林文珍长老说：“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人的艰苦就是我的艰苦，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圣经说，人为了朋友牺牲生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帮助施明德逃亡的这项危险工作之中。
那一天，高俊明牧师被抓走后，数十个警察冲进来抄家。高李丽珍发现，高牧师的一个公事包就放在桌子附近，里面装了不少长老教会的文件，她一直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这一切。”结果，警察八点多将牧师抓去，十二点才抄家完毕，抄走许多书籍、文件和照片，偏偏没有动这个公文包。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奇妙。
隔天一大早，警察在他们家门口搭建了一个专门用于监视的亭子。我在刘晓波家的楼下也看到过类似的亭子，二零零九年夏天，我去探望刘霞时，曾被警察带到亭子中问话。关押了当事人，还要骚扰其家人，这样的政府，是何其虚弱、何其暴虐！当时，林家惨案刚发生不久，警察不仅在亭子中昼夜监视，甚至提出要进入高家提供“保护”。高家的一个侄女回答说：“我们的上帝会来保护我们！”在那血雨腥风的氛围中，这句话展现了何等坚定的信心！
打破家庭、教会与世界的藩篱
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都会遇到各样的苦难，但反应有所不同。当时，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还不是基督徒，她对高师母说：“林义雄和我都想说，我们为何需要什么宗教，按照我们的良心做就好了。不过一旦遇到这种灾难时，我看你们有信仰的人，比较平安，你还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我们只有每日哭哭啼啼。你家也有人监视，跟我们一样，但你们那边好像大家都敢去，我们这边大家都不敢来。”同样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说：“我们好像是麻风病人一样，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我们觉得你很平安，好像有盼望一样。我们都没有，每日哭，眼泪当饭吃。我们也很希望、期待有那个平安。”
这也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当我和妻子被共产党当局非法软禁在家的时候，那么多老师、同学与朋友，以及平常显得正义凛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全都销声匿迹了，甚至都没有人敢打一个电话和发一封电邮来问候。惟有教会中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一定看过我的书、不一定赞同我的政治观点，但照样前来探视和安慰，探视不得，也会为我们代祷和守望。这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而互为弟兄姊妹。
由此，高李丽珍发现，在苦难中，有越来越多的心灵产生了信仰上的需求。她没有让自己停留在维持家庭的平安以及接受教会帮助的层面上，而是立即回应上帝的呼召：专门为难属做特殊的家庭礼拜，时间定在每星期探监的前一晚。那时，很多政治犯家属都来参加，包括方素敏、周清玉、陈菊的弟弟、吕秀莲的姐姐等人。在家庭敬拜上，有牧师勉励，大家都分享自己的苦难，有什么需要也提出来请大家代祷。
在高俊明牧师入狱那几年，便衣一直跟踪和监视高家的动向。就连家庭礼拜，警察也来查。有一天，便衣来到家中，高李丽珍不在家，她妈妈在家。便衣问：“阿婆，听说昨天你们家很热闹。”她妈妈说：“对，有家庭礼拜。”便衣接着问：“有多少人来？”她妈妈说：“很多。”对方又问：“什么人来？”老太太机智地回答：“我不认识他们。”最终，便衣一无所获。
当时，教会每月有一次禁食祷告会。有情治单位特派的人来参加。有一位女性特派员假装很亲切，好像她也是基督徒一样，就说：“我是某某教会的。”大家知道这个人要特别注意。她很自动地帮忙大家，高师母等人要去哪里，她也跟去。有一次，一位牧师故意捉弄她，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就说“请某某姊妹祷告”。不会祷告的她，从此怕得就不敢再来了。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始终沉浸在小我、小家的遭遇之中，就容易被自怜自艾的情绪所控制。高李丽珍说：“因着苦难的发生，我的生命有机会——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走出台湾走向世界。”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今有高李丽珍代夫参加民意代表竞选，虽因国民党做票而未能当选，却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教会和社会之间的无形阻隔，让更多基督徒意识到争取公义和自由是基督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来，高李丽珍不仅积极参加台湾本土的民间组织，如妇女发展中心、终止童妓协会、真爱家庭协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等；而且投入诸多世界性的基督教和人权组织之中，成为时代的见证人，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
圣经中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句话像是对着高李丽珍说的，也是对着为爱和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的所有基督徒说的。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