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发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火车站的一起枪击事件，导致当地五十二岁农民徐纯合身亡。路人用手机拍摄上网后，引发网络舆论怒潮。即便五月十四日官方通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多篇报道，定性徐纯合袭警，但仍未平息人们心中质疑和怒火。十二位律师联署向全国人大递交调查报告，认为是一起警察违法对访民采取的暴力事件。
中共信访制度的失败
当今中国一个五十二岁身患多病及残疾农民要养三个儿女、精神病妻子和八十一岁母亲有多么不容易。徐一家多年上访状告无门，充分证明中共信访（上访）制度的失败。
五月四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登学者田先红的文章称，近年来，为了化解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国家实施了信访救助制度，设立了信访疑难专项基金。不过，据我们课题组近期对全国多个地方调研的情况来看，该项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信访疑难问题，而助长访民的谋利行为及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信访救助不断地调整和刺激着访民的心理预期，引发访民追逐信访救助的连锁反应。从表面上看，似乎化解了一批信访难案，但却催生一些新的信访难案，形成对访民的预期激励。随着访民预期和要求不断提高，新信访难案的化解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助长地方政府“花钱买平安”的维稳思维。一些地方还超标准进行配套，不断扩大救助范围。按照考核规定，信访救助金必须在限期内使用，地方政府往往加快资金使用速度，将一些不宜救助的人纳入救助范围。最终偏离了该项制度的初衷。学者田先红认为：“信访救助并非长久之计，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今后应逐步弱化，最终应废除”。
中共在难以应对社会矛盾时，迅速并大规模地开设了“信访”实为上访的窗口，导致民众“信访”不“信法”和“信上”不“信下”。中共此举是事实上第二次砸烂了自己的“公检法”，上次是在“文革”期间。法院的法官以不受理、少受理案件，将矛盾推向政府的信访部门并看其笑话，信访官员的收入比我高，晋升比我快，权力比我大，看你有多少大能耐解决问题。中国法院即使受理案件后，法官只能按上级意图判案。许多当事人拿了判决书就上访，法官一旁“坐山观虎斗”，看当事人如何与政府斗？当政府难以应对上千万人的上访大潮时，当局又将“洪水”推回法院。
法官为何大批辞职？
近年来，中国大陆法官流失九千多，上海平均每年流失法官六十七人。北京已经流失法官五百人，江西省自二○○八年以来，五百多名法官离职。江苏省南通、徐州、扬州等地，一些郊县法院工资低于市区法院三至五成。二○一四年一月，无锡中级法院院长时永才在人大作报告时称，二○一二年来，无锡共有二十多位法官辞职，十八人经调动离开法院。陕西省大批法院招不到法官，最终通过中共省委组织部选调才解决“法官荒”。
造成“法官荒”的原因，除法官在中共体制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过低外，也与中共过渡开设信访管道而削弱并打压了法院审判解决社会纠纷有关。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出刊的《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了对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姜启波的访谈。该文透露，最高法院调研确定，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事件（如信访矛盾），也要登记，“但可以驳回立案”。姜启波认为：“有许多这样的行为，比如移民安置问题、上山下乡导致的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如果当事人坚持起诉，“也会受理”。
人们盼望已久的五月一日法院采取登记立案制，但法院实际是采用了“驳回上访案的登记受理”。姜启波认为，该决定的最后一轮审阅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而对民众汹涌的上访潮，法院再次“依法”将其挡在门外。习近平主政后，发了数十份文件，不受理涉诉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和被地方政府已经终结的上访案。实质上，中共对访民采取了行政、司法两关门的措施，最终发生了黑龙江省安庆火车站警方击毙访民的事件。
法治与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是否合法是全球性问题，而中共建政以来，几乎认定所有的警察暴力都是国家授权的合法行为，必然引起民众的日益不满。
最近，好几起美国“警察暴力”事件通过官方媒体传到中国大陆，官方用双重标准，揭露美国警察暴力得不到法律制裁，但对自己的警察暴力非法性只字不提，但民众认同的是让事实和法治来说话。警察暴力又称滥用武力，通常指殴打、酷刑、也指谩骂、威胁、强迫裸体检查等心理伤害。从有现代警察的那一天起，警察暴力是否合法就属如影相随的问题。现代警察的特点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执法，成为法治与暴力不可或缺的部份。今天美国警察暴力一般是针对个别对象，而非是致死性质。对于不合法、不合度的警察暴力，只有频频曝光，对警察中的害群之马，制度之弊进行多元化分析，最终由法院来审查警察暴力是否属合法？这样才能服众，执政党才受其民众的信任，政府才有威望。
中共尚未对“警察暴力”文化和相关法律进行立法研究，必然使警察非法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必然大面积失去人心。
来源：《动向》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