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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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慎之先生迟到的纪念与商榷

与“激进”和“保守”一样,“左派”和“右派”,原本都是中性名词。自毛泽东颠倒了这两个词的本义近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已经“钦定俗成”,保守谓之“左”,激进谓之“右”,而且褒贬分明,令人至今感受到语言暴力的威势。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反右”,其动念“引蛇出洞”始于何时?一直是现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毛泽东在1957年初提倡“双百”方针并发动党内“整风”视为钓饵,是将党外知识分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谋略。这种观点固然可以成立,但忽视了事物的两重性,有简单化的倾向。

多数研究者认为“反右”的外部因素,肇端于1955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不久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至于国内因素,可分为党内动因和党外动因两种。大体上有两说。

一是李维汉说。认为一开始锁定在党内整风,中途转为反右,但不是“引蛇出洞”。他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 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大体采用此说,戴晴虽未采信李维汉的说法,但认为对曾经是小知识分子的领袖而言,”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2。

二是李慎之说。认为事先已锁定党外目标,是“引蛇出洞”。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特别引用了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一段文字作为依据:“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他针对第一种观点说:“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领袖早有成算在胸。除了李慎之引用的那一段,他事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还说过:“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此话是否“引蛇出洞”最早的版本,待考)。发动“反右”时他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中解释说:“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李慎之的观点可视为对毛泽东说法的诠释。但他注意到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把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的举动,认为“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还评述了毛在“反右”后清算“反冒进”,“直接孕育了大跃进”的史实等。

对于上述二说,我总感到有言犹未尽之处,需要从事件的历史渊源、本质与表象进行科学的逻辑分析。1957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有全国“反右”。只有把“整风”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历史的内幕和人物的心态都是复杂的,从前因后果上看,整风的目的是否纯为“引蛇出洞”,恐怕未必;只不过“反右”的创痛太惨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有次见到李慎之先生,曾有意向他当面请教,可惜当时的氛围不太适合展开这个话题。如今慎之先生已经作古,我只好用文字将此话题展开,以弥补这一遗憾,并就教于各位研究者。

一. 重提“整风”的党内动因

从历史上看问题,“整风”必整人,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只是整人的一部分,真正要整的目标是高层。仔细分析“反右”前后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选择1957年春天发动 “整风”,并非没有党内原因。

自建国之初,党内高层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就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分歧。薄一波在谈到这一分歧时曾说:“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先当富农。……毛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3

毛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制定的“新税制”也十分不满,据薄一波回忆:毛声称“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并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毛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作出决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此外还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将政府工作分解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方面,由被指定的领导人分工负责。他又在同年5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5 这些分歧后来成为“高饶事件”的诱因,在6月13日开始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还发动了对主持制定新税制的薄一波的批判,于是才有了高岗、饶漱石“射薄批刘”、取代刘、周的密谋。但党内高层的表态令毛戛然而止,并最终抛弃了高、饶,高岗因而自杀。

精神领袖与实践者总是处于不断的矛盾之中。毛和实际治理国家的领导层都希望摆脱苏联模式,但毛更喜欢打破一切常规和官僚化的管理制度,来一次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使工业化进程变得更符合经济规律和中国国力。毛泽东的躁进思想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本人虽仍拥有巨大的威望,但其激进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毛把这归咎于党和政府的官僚化。

毛泽东1949年后在党内批评得最多的就是官僚主义。这个名词到后来发展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由于“一边倒”的影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苏式计划经济的推行和秩序的重建,企业的管理广泛采用了苏联的“一长制”。随着分工的日趋精密和责任制的推广,在体制中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层制”管理结构,而官僚主义的弊端和腐败现象也日渐凸显,尤其是在基层和中层。机构变得日益庞大和臃肿,权力过度集中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低下。权力的腐蚀也使以往充满活力的革命者正在蜕变为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者,命令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腐败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也在悄悄地滋长,共产党的社会理想要求缩小社会差别甚至消灭社会分工,而实现工业化则必定会扩大差别和分工。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非斯大林主义思潮抬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地震。1956年4、5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两次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真提出脱离苏联模式的问题。非斯大林化思潮显然在毛心中重新燃起民族主义的火焰,但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则透露出一种希望成为继任导师的心态。在意识形态上,他针对斯大林在遗传学领域抬高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做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以为通过“一化三改”改变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会飞速发展。他盲目偏重于多和快,主张利用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开展了对坚持务实态度的邓子恢的批判,引来了1955-1956年间的全面冒进,并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周恩来自1956年1月下旬开始,就不断地对冒进的形势进行抵制,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6刘少奇5月间(一说6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毛曾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束之高阁。如果不是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抵制,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灾难很可能提前降临。

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刘在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重申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并增设了名誉主席的职务,这个位子留给谁,是不言而喻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宣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认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应该说,到1956年时,毛泽东已明显感到自己的主张在党内很难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从他的性格和历史经验上看,发动一场群众政治运动来排除障碍,显然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但运动需要有主题和相应的能量源,而最合理的选题,就是针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反感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发动一场“大民主”,以释放出足够的能量。

二.“整风”失控,急转“反右”

毛显然从匈牙利、波兰民众的“大民主”中,找到了释放能量、重建权威的灵感——把下层的怒火引向上层。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声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7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寻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源。他还宣布:将在下一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自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8

毛泽东未尝没有“引蛇出洞”的意图,不过对党外讲得隐晦,在党内就比较放得开。他曾直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9;对于资产阶级需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10。其实经过土改、“镇反”、“三反”运动,在地主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影响力的民革、民建等党派已改造得差不多;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之后,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多已缄口不言;只剩下民盟、农工等党派还有待改造。

在1957年2月27日的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的党内外人士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这篇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的真实内容,已被他本人在四个月后改得面目难辨。但有幸聆听者都认为,这是毛生平最富于民主精神的重要讲话。讲话的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全国,掀起了一股清议之风。在3月间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励批评,并宣布年内开展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讲话中首次强调了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整风必定整人,这一点领教过1942年延安整风的党内干部大都心有余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有抵触情绪,毛只好一路游说。刘少奇这一时期正在外地视察,在上海对党内干部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低调讲话,除对毛的观点进行诠释外,对社会分配、等级制度造成的差别也表示了不安。但刘力图淡化矛盾,认为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属政治性质的“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他主张以温和方式化解批评,“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试图分散批评的焦点,认为“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11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主张“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党外人士座谈,邀请他们帮助整风。他宣称: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毛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要求大家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对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表示同情,说“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还表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还指定邓小平负责,向党外人士征求这方面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指示,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展开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上,毛以退为进,首次放出了要辞去国家主席的口风,以试探党内外各方的反应。领会意图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二老,立即上书刘少奇和周恩来,恳求顾念大局,万不可让毛公引退,大有“公若退位,奈苍生何?”的味道。这话通过党外人士的口说出来,分量当然就不一样了。

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党外老朋友的参政热情。闸门一经打开,批评的洪流便奔腾直泻,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果批评之火仅烧到毛点名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几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甚至国务院本身,或者出几个“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形势很快“出线”,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言论固然“出线”,但“出线”更多的当属《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文章:“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于是他对“老和尚“提了意见:“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民主党派人士鸣放,尚能坐而论道,不失雍容气度。青年学生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并结成各种社团,出格就太多了。以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形容当时的校园气氛说:这好象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

毛泽东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来冲击官僚体制,却产生新的两难境地:“大民主”危及到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卷入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未想过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实践执政前的民主诺言。麦克法夸尔等西方学者认为,毛在党内的巨大压力下改变了主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当时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毛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区和省级干部。应该说正是这些人的呼吁,促使他将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全党“整风”开始转为全国“反右”。毛的英明决策,使被“大民主”烧得寝食难安的各级领导如降甘霖,得到从中央到基层的一致支持。他的权威也开始重新树立。

三.“反右”之后,乘胜“反右倾”

关于“反右”的过程,本文就不作叙述了,直接讨论“反右”的后果。

作为群众运动大师,毛泽东善于利用形势在党内贯彻自己的主张。“整风”急转“反右”之后,很快把“右派”书生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乘战胜之余威,重张“整风”和“反右倾”的大旗。他对周恩来等在1956年发动的“反冒进“一直耿耿于怀,再三表示不满。在同年6月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周迫于“反右”的严峻形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放弃了“反冒进”的提法,承认1956年的的经济“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借“反右”之余烈,再次将锋芒指向“反冒进”。指责“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

毛泽东在1958年春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批判“反冒进”,以确立“大跃进”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在南宁会议上,毛指责说:“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李先念等“反冒进”的倡导者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迫作违心的检讨,毛还产生了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为总理的想法。毛重提他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的积怨,认为这篇由刘、周审批发表的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12

毛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所谓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论点。他强调,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并举出列宁回答别人批评其独裁时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此言一出,与会的地方大员纷纷附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13在这样的气氛下,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已被束之高阁。

毛在这一时期不断阐扬他的“不断革命论”,主张“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说,‘草鞋无样,边打边象’……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14毛平生熟读兵法,习惯于用军事家的思维方式指挥一切,他坚信:“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15为此,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重新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导权,为1958年的“大跃进”灾难开启了绿灯。

至此,毛泽东同时达到了重树党内权威和改造民主党派的目标。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16《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某些专题新闻的审批权由党中央专门机构行使。

中共中央于1958年6月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17

在公开宣布“党政不分”和政府机构向党负责的同时,法院和司法部门也被明确规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18刘少奇称,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后来刘身为国家主席,却瘐死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19刑法、民法、诉讼法的制定工作因此停止了。到1959年,国家监察部、司法部同时被取消。监察部的职能由中共中央监委行使,律师制度也告消亡。

“反右”导致了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重新登台,在1957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八大”决议中国内主要矛盾提法重新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0这就推翻了“八大”确认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他在1958年春又提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将右派和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列为第一个剥削阶级,将已交出生产资料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列为第二个剥削阶级。重提阶级斗争理论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日益向左倾斜。

“反右”还鼓励了一种贬低知识的社会价值取向,公开宣扬“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蒙昧主义。大批 “翘尾巴”的知识分子被降职降薪,派去从事体力劳动。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脑力劳动成为危险的职业,到后来竟然推演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结论。干部的选拔日益注重阶级出身的标签,而忽视知识才具的考核,形成一种淘汰精英的人事机制。对知识的社会价值的贬损还导致了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下降,使之日渐沦为社会的贱民。

“反右”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长期的损害,“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从此,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外行指挥代替了科学决策,群众运动式的冒进蛮干代替了稳健有序的建设。工业化与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两只车轮,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是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也不可能正常进行,终于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的经济、政治浩劫,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二十年。

四. 近半个世纪后的思考

综上所述,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以及对这场四十六年前摧毁民族精神的历史大悲剧之反思。

一.综观“反右”前后的历史,我认为“反右”的动因在党内,借助清议“整风”的目标也首先是针对党内,但也隐含“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整风”的失控才导致了“反右”的大逆转。对毛泽东来讲,“大民主”是一把两刃剑,既可用于党内,又可用于党外,剑柄则操之于己。“蛇”被引出“洞”后,是“放蛇咬人”还是“斩蛇七寸”,完全根据形势需要而定。

二.毛泽东作为一个擅长运动战的谋略大师,其思维模式往往是“草鞋无样,边打边象”,“猴气”十足,随时可以拆掉重来。重树党内权威和改造民主党派,都是他的战略目标。但从战术上变数甚多,“兵形似水”,一碗不捞鱼,马上有第二碗、第三碗,足以左右逢源,转败为胜。这两个战略目标他都达到了。

三.从运动手法上看,“反右”与“文革”的共同特点,是毛泽东通过“大民主”,重新树立了个人权威。毛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认同民主是现代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生活方式。正常的游戏规则一旦破坏,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如果说“反右”是党外民主的失败,那么两年后的庐山会议则是党内民主的失败。综观内外成败,毛泽东胜之不武,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惨败。“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

四.“反右”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而“文革”的打击对象则是党内“当权派”。“反右”的受益者后来也往往成为“文革”的受害者。“反右”与“文革”都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参与(近年已有人开始 “右派”与“造反派”的对比研究)。但无论是“右派”还是“红卫兵”、“造反派”,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往往都逃脱不了流放、监禁、入另册的命运。

五.在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中,反特权反腐败的思想,是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合理内核。毛泽东是一位充满矛盾性格的人物,自称兼有“虎气”和“猴气”,似乎生来就是一位秩序的破坏者。但作为一位农业社会的魅力型精神领袖,他却从来没有勇气否定过自己。致力推行工业化,抵制实行民主化,这就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毛的乌托邦思想和矛盾性格,使他的社会改革最终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反文明盲动,则正是这位革命导师的悲剧所在。

熟读典籍的毛泽东,始终喜欢法家的霸术。他本是极重视自己历史地位的人,当初脱口创造了“阳谋”二字,竟永留一个比阴谋还要糟糕的名词于史册,殆非其始料所及。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千秋万世后,更令后人如何评说?

在纠正“两个凡是”彻底否定和“文化大革命”多年之后,中国开始走向法治,提倡政治文明。文明之道,宜细不宜粗。首先需要理性地总结历史教训,梳理政治情结,才能重建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古人认为察狱情实乃主政者的取胜之道,这场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属于冤枉的历史大冤狱,是否有必要保留百分之零点一的第三个“凡是”,也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2003年10月 完稿于风雨读书楼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4页。
[2]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4] 同上,第234、235页。
[5] 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0、81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2页。
[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4-326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821页。
[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
[10]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11]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306页。
[12]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13]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121页。
[14]丁望 编:《毛泽东思想补遗》卷三,香港明报出版社1971年版, 第162页。
[1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16]赵向阳:《艰难的跋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17]同上,第59页。
[18]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19]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20]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爱思想2005-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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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章立凡: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的2 条评论

  1. 毛泽东整来整去就一个目的,加强他对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权!
    邓小平先生一阵见血的说,中共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是主要还是要防左,因为左倾对中国革命的伤害时间太长、根源太深……(邓小平第三卷)

  2. “我”为何成为右派,几亿人中间,“我”怎么倒霉了?“我”是谁?“我”算什么?党和政府为何视“我”为敌?应该从“我”自己身上找因果。我看是不忘初心,马屁拍在马脚上,自讨没趣。章右派反蒋安然度过民国时代,拥共当官,还是大官,却倒在阴沟里。他的子女还要嚷嚷什么?你们都是“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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