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上海电影界著名女导演彭小莲于2019年6月14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6岁。网上出现了多篇悼念追思的文章。有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跟她是兄妹关系。姓名太巧合了，而且也都是在上海长大，青少年时都下过乡，后来都在恢复高考时期考大学，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大学毕业前夕（1982年夏），我的老同学林苗说一定要介绍我和彭小莲见个面聊个天。那时还没毕业，也不讲究，在一家定西路的小餐馆里相聚，话题却都是高大上的话题。握手的时候，双方都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然后一起开心大笑。我知道她的父亲是受胡风集团冤案被逮捕，她也听说我的父亲是因潘汉年冤案牵连被逮捕，都是1955年的肃反大行动，前后相差仅两个月。更为巧合的是，跟她母亲一样，我的父母也是俄苏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此时申诉平反都在进行中。当时胡风案平反已经定局，各牵连的个案平反也顺理成章。林苗的父亲也是上海交大1957年最大的党内大右派，此时已恢复工作。我们虽然年轻，但已历尽坎坷，同是天涯“过来”人，所以说话坦率真诚，没什么顾忌。聊起鲁迅的人物褒贬，林苗说鲁迅看人太准确，几无偏颇。彭小莲也点头称是。恰好我的毕业论文是鲁迅全集中的民俗学问题，刚刚通读过全集，印象尤其深刻。我认为鲁迅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在许多具体事务方面仍有偏颇的地方。我列举了一些实例，比如对京剧和梅兰芳的看法，对传统中医的态度，对汉字，乃至对化学元素汉名的提法，不能不说是偏激的；还有对一些左联文化人的评价，例如翻译家徐懋庸和诗人穆木天，都有偏颇失实的地方，甚至成为此二人被害、早逝的原因。其他的话题已不复记忆。她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后来回到了体制内，除了电影事业，努力为胡风冤案的叔叔伯伯们奔走呼号。我比较关注彭小莲的也是这一点。
持续申诉
今天的读者不要以为为父母平反冤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平反没有成功的时候，案情还是反革命，敌我矛盾，你就还是反革命子女。比我们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往往望而生畏。二三十年来，我们都是在黑五类、狗崽子的帽子之下做人，战战兢兢，不敢出声。稍有不满或辩论就可能打成右派或反动学生。胡风冤案的平反比一般干部的平反更加艰难。胡风分子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党员或领导干部。而且参与的胡风文学活动并不是党组织指定的活动，而是私人友情为纽带的交往。结果被指斥为宗派主义活动，而且胡风等人确实有不赞同延安文艺路线的言行。胡风冤案涉案人和家属为此进行了持续的抗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我相信，在这一抗争的过程中，彭小莲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曾给她写信，也曾寄去我的长篇《贞洁的眼神》。可惜她早在2013年就已癌症缠身，不可能回应了。但是我读了她写于2012年、发表在《随笔》杂志2014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如果胡风当官了》，我确信我的判断是合乎逻辑的。胡风冤案的平反经过三次才“彻底”完成。第一次1980年平反说他不是反革命，但是文艺思想和主张是错误的，还有宗派主义活动。1985年胡风病逝。但是追悼会的官方悼词胡风的家人不能认可，（遗体冷藏在医院），经反复交涉，次年一月才获认可。但仍有争议。1988年经中共中央讨论再发通知，才否定了1.三十万言书中“五把刀子”，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问题的提法，2.所谓小集团问题，宗派主义问题，3. 所谓错误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该是可以在宪法许可之下百家争鸣的问题，而不应当由中央文件作出决断。从1955年的警察搜捕开始，到彻底平反一共花去了33年时间，涉及两千多名无辜者，78人被定性为“胡风分子”，被关押审查多年，判刑、撤职、开除党籍，多人被逼疯、多人自杀。祸及家庭和亲属更不计其数。从彭小莲的书《他们的岁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中可以看到专政体制下的政治恐怖。胡风幼子张晓山谈到平反后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才知道，有人因对胡风的诗说过一声“好”，就被打成胡风分子，于是倒霉了一辈子。
平反一波三折
起先在政治上平反了。经过冲折，中央文件在理论上也有退让，比如宗派主义（小集团）问题，认为涉及多人，宜粗不宜细；还有就是理论和世界观问题，也承认应该在宪法前提下展开讨论，而不宜在中央文件中给予决断。幸亏那是在1986年，胡耀邦主持政治局工作，如果是更早或更晚，几乎是不可能通过的。中央文件是下达了，但是不要说民间，就是高层的干部和知识界依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彭小莲继续坚持抗争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她的坚持一直持续到她的最后岁月。《随笔》2014.1 刊登了《如果胡风当官了》，她的质疑直指她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王元化（改革开放后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为彭小莲的家庭苦难史《他们的岁月》题写了书名）。王元化是共产党的学者型干部，胡风案发后受牵连多年仕途坎坷，一度精神受损；他的妻子也是莎士比亚研究家，文革受害后完全失去思维能力。王元化过去跟胡风有过交往，但并无深交。个人情感上很不喜欢胡风，但是他并不认同中央的“反革命”定性。他曾希望胡风一派的朋友接受党政领导的统一思想和出版许可，可是这些朋友却还没有从民国时代的同仁刊物同仁社团的文人心态中清醒过来。王说：“胡风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可能比周扬更坏”。彭小莲从三个方面反驳了这位王叔叔。A.宗派主义。她列举了鸳鸯蝴蝶派、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未名社、湖畔派等等，国外更有萨特和加缪的论争，反而名声大噪。而在中国都是革命左翼的延安派和胡风的七月派却势同水火，延安为正，七月成了反革命。B.胡风有当官的机会吗？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胡风，但是胡风不仅不放弃自己对革命对文学的理论思考，也没有接受党政路线并入仕做官的想法，早已被毛泽东及其幕僚胡乔木视为异端。说到底他仍是一名民国时代的作家，没有归化成党化文人的想法，当然也不可能做官。C. 胡风分子在专制围剿的包围中不得不采取了围攻势力所采用的暴力（批判）语言。其实，这是在那种整体语言暴力的环境下不得不然的结果。彭小莲列举了阿垄先生在监狱里陈述的遗言，完全没有语言暴力，而是冷静地告诉后人，“这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她还介绍了文革中外调人员找到胡风要求他揭发周扬的时候，胡风以他做人的原则拒绝揭发。彭小莲用这样的方式驳斥了王元化的说法。已经相当不错。毕竟这是在中国的文坛上，要借助党政管理下的刊物以澄清事实，辩驳谬论。
流派是文艺发展的温床
实际上这些反驳还应更加深入。宗派和小集团问题是个重要的题目。彭小莲只说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中国文学史艺术史还有更多的事例。诸子百家，竹林七贤，韩柳、桐城派、竟陵派、公安派，东林党，复社，各家自成风格，笔底繁花，千姿百态。欧洲也有狂飙派、浪漫派、百科全书派、象征派、意象派和未来派……，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世界的文化艺术就是在流派纷呈，竞争斗艺的过程中繁荣发展起来的。1979年我刚进复旦我的同学赵祖武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五四到共和国成立，现代文学第一个三十年，曾有辉煌的发展，可是从开国到1979年第二个三十年，文学发展黯然失色。说到底，就是专制的制度窒息了文学的繁荣。（发表后他备受打击英年早逝）。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文学社团和流派变成了禁区，文艺作品也就失去了孕育的温床。后来才知道，岂止是1949 ？早在延安根据地初期，来自民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文化自由的空气，延安曾经有多种自编自创的刊物，有各种歌咏舞蹈木刻绘画的团体，还有《轻骑兵》等文艺性的墙报供大家阅读和评说。可是自从毛泽东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质疑“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言论，把文艺工作者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准批评根据地的阴暗面，再经过整风运动把坚持鲁迅笔法的王实味关进黑牢，最后砍杀；逼丁玲检讨，向毛的路线认罪。此后延安已经没有文艺自由的空气，言论和作品都必须依从党的政治需要。当时的延安仅仅是中国的西北一隅，还不能涵盖全国。国共决战后，政权易手，在短短三五年中，不仅新闻被党政严格控制，文艺出版也被党政严密控制。从1956年起，各地的文学歌舞绘画戏剧（曲）的自发编创或娱乐团体都必须归市区县乡的文化馆少年宫统一管理，文艺界人员归文联统管，私人组合一律非法。文艺社团流派从此绝迹。文学艺术也从此百花凋零。抗战时期在重庆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笑谑而存的“二流堂”在反右斗争中竟然成为莫须有的反革命小集团。
什么叫宗派？
1927年陈独秀曾给瞿秋白写过一首打油诗《国民党四字经》：“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修辞欠雅，话糙理不糙。回顾中国现代史，句句都不幸言中。各国政党都有派系。共产党靠权力整死反对派。斯大林追杀托洛茨基，审判处死布哈林。毛泽东搞文革逼死刘少奇和林彪。民主国家都允许反对派，民主竞争，取得领导权。政治博弈如此，文艺流派更不能诉诸暴力。但是在共产党体制下，文艺成了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语）。斯大林、毛泽东不仅是党的教皇，也是文艺大主教。大主教对马列圣经的解读就是唯一的真理。毛主席说了为工农兵服务，你怎么可以再提劳动人民心灵中的封建残余？毛主席提倡了工农兵的方向，你怎么可以再提鲁迅精神和杂文时代？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你怎么可以再提知识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中国人几十年来积非成是，一听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就想到反党集团。这是反民主的专制帝王思想。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女）有一句名言：“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凡是合法不违宪的派系都应允许存在和竞争。主流派系和非主流派系可以平等竞争。毛派和胡风派都是宗派，不分大小，一律平权。都可以诠释经典，编创新作。
文艺流派的竞争是好是坏？
王元化说“胡风当官比周扬更坏”，他说的坏，是指什么？不应该是刑事罪行的坏；而是一些派系言行。比如同乡会，就会只接纳本乡同胞，讲家乡话，喝家乡酒，吃家乡菜，讲究本乡的民俗礼仪，因而谢绝外乡人参与。如果是文艺社团，就会欢迎风格相近、情趣相投的作者和欣赏者参与，在培养和编辑、出版和演出（发表）方面对内部同仁更有侧重和倾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坏。胡风为了提拔青年作家，精心地为朋友们改稿，编辑丛书，努力让他们出书、成名，宵衣旰食，不遗余力。对于胡风社团来说，对于文学事业来说，这是好，不是坏。可能对于社团之外的人，尤其是跟胡风文艺思想不一致的人来说，可能觉得是疏远，是亲疏有别。但是在民国时代，尚有出版自由，各社团各自编辑、竞争，并无不妥。倒是毛泽东进了北京，只准符合自己观点的作品发表，是将一党一派的宗派意识强加给全国人民，那才叫坏。因此戕害了多少艺术生命！
三十年代周扬以党的名义对鲁迅颐指气使，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周扬到延安紧跟毛泽东，一路整人无数，直到文革关入秦城大牢九年。出狱后的周扬曾经痛心忏悔，向受害人道歉。并在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问题上跟胡乔木发生争论。但是1980年周扬拿着平反通知去看望出狱的胡风，仍强调说，只是平反了反革命，并不平反小宗派。他大概到死也没有认识到文艺流派享有竞争存在的权利，还认为胡风是宗派主义。当然，王元化也没弄明白，胡风的七月派社团应有抱团竞争的权利，而不是坏！胡风集团案那么多人冤屈而死，多人疯癫，多年关押，平反以后，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果还不明白，文艺繁荣就必须鼓励流派竞争，文艺思想就不能定于一尊（延安毛讲话只是一家之言），那么冤屈者付出的代价就白费了！彭小莲为此奔走呼号直到癌症病危。我一直想写好这篇评述寄给她表示支持。忽然竟已听到了她的噩耗。现在谨以我的这些感想祭奠青年时代的友人彭小莲。
2019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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