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金钱”与“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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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7-08-31

“取消”抢钱行动就是“取消”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1908年在国外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谴责了布-尔什维克的“剥夺”行为和非法的打家劫舍行动,要求坚决“取消”这种“涅恰耶夫式”和“雅各宾式”的工作作风,摒弃“鞑靼-蒙古式的野蛮”手段(“取消派”的名词就此产生)。

如果布派仍坚持一意孤行,社民党中央将“断绝”与此类组织的联系,党内不应该有“密谋家”和“剥夺者”的地位,会议表示统一的党中央不对第比利斯“丑闻”负有责任,而且要对第比利斯和巴库发生的恶性事件进行实地调查,并对“打家劫舍”的“剥夺”行径进行一次总清算。

调查由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民党国外中央组织局进行,由格·瓦·契切林(苏俄时期的外交人民委员,当时的孟什维克)负责调查的具体工作。由于参与“抢劫案”的主要当事人维克多拒不交待他和他的同伙是根据谁的命令和为什么目的兑换抢劫来的钞票,调查工作陷于僵局。流亡国外布-尔什维克要求中止调查,他们强调的理由是搞调查会破坏党的安全,深究下去,“调查就有再度成为闹剧的危险”。

后来中央委员会又把调查权移交给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最大的成果就是帮助列-宁“有效地制止这次不受欢迎的调查”。为此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对“停止调查”表示抗议,他们要求澄清事实真相,不能整个组织为“一两个害群之马背黑锅”,并高调成立“发起小组”,(全称为“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孟什维克为抗衡游击活动、恐怖活动从1910年底先后在一些大城市发起的“光明磊落做事”、“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任”的发起小组,其领导中心是社民党外国局,意在摆脱到处搞恐怖袭击和剥夺财产的“民意党式的活动方式”。

孟什维克理论家马尔托夫在1910年撰写了小册子《是救星,还是破坏者?——谁在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破坏的?》中说:我们必须摆脱实际上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态度与社民党在俄国推行的十分鲜明的路线是不调和的,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剥去自命为“党的救星”的人的画皮,像去年在全会上那样揭露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让大家看看清楚。我们已说明,中央全会严厉谴责的政策还在推行,表面上解散了的那个集团(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三人集团)还很活跃,并正在极力擅权专政。它采用种种方法,在秘密组织里维持其控制地位,并力图在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如法炮制,从而制造混乱和纠纷。

他接着写道:首先,(第比利斯)事情已水落石出,列-宁却不以为耻。其次,列-宁并未要求中央委员会设一公正的法庭,来弄清他对党究竟犯了多大的罪。第三,就是这个列-宁目前还正在反对“取消派”来保卫党,谴责我们孟什维克是叛徒和内奸。我们如果放纵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我们无论在形式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1909年10月马尔托夫在孟什维克领导人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又说:布派口口声声说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与“取消派”作斗争。“我们全然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取消’运动”,我们要“取消”的是“涅恰耶夫式”和“雅各宾式”的斗争方式,“取消派”这个名词是为了进行派别论战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最早提出必须同老的地下党、密谋党决裂,取消“密谋党”,取消“游击行动”,建立一个从属于群众性的工人政党,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从民粹派向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变的重要步骤。

由于第比利斯抢劫案这些形而下的动作摆不到桌面上来,列-宁指责孟什维克是力图取消和解散“秘密的革命政党”的“取消主义者”,说他们要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局限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就是为斯托雷平效劳。

这场关于“第比利斯银行抢劫案”风波以及一些其他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后来在斯大林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被描述为孟什维克要同“斯托雷平黑帮和解”来换取他们的合法存在,于是就有了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代理人——‘取消派’”斗争的说法。

后来苏联时期的党史非常强调这一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说“取消派”就是要“取消”党的存在。实际上当时中央只是要“取消”列-宁这种“游击行动”的筹款方式。当然,如果列-宁认为的党像他所说的那样应该奉“民意党”为模范,视这种方式为立党之基,这样说也可以理解。

“召回派”的由来

列-宁成功地制止了对布-尔什维克财务的不受欢迎的调查,但是他决定同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这两个剥夺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曾经关系最密切的“铁三角”的合作者决裂。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被俄国社民党奉为“老大哥”的德国社民党反对“哥萨克式游击行动”的态度十分坚决,使俄国政治流亡者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二人以掌握布-尔什维克的财政大权而居功自傲,越来越表现出“不服从”的“独立意志”,开始严重威胁到列宁在党内的地位。

用苏联时期语言说,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形成了一个“更加头脑发热”的“左翼”派别,向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召回代表”。还有他们要用第比利斯抢劫来的钱来营救关在狱中“同案人”,也与列-宁发生了激烈冲突。列宁认为,这就等于“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是“第比利斯抢劫案”的幕后指挥。

列-宁已经感到是要对这个碍手碍脚的“战友”实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了,“实用主义”的策略一切都是从是否有利于最终目的这一点去判断,“铁三角”的作用已经发挥完毕。1908年8月布-尔什维克中心成立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的财务委员会以取代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委员会的成员有列-宁的夫人康鲁普斯卡娅和扮演过施密特妹妹情人的塔拉土塔。

1908年列-宁花了相当的时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寻找与波格丹诺夫哲学论战的资料。同年列-宁把波格丹诺夫排挤出了《无产者报》编辑部。1909年2月23日,布-尔什维克通过决议谴责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滥用党费,1909年4月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高调大批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打破了哲学问题与政治观念“一码归一码”的休战状态。

众所周知,1897年波格丹诺夫为工人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简明教程》得到了列-宁的赞赏和肯定,在1900年普列汉诺夫与波格丹诺夫进行哲学争论时,列-宁一直保持中立在公开场合不发表任何意见。他私下对高尔基说:“我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还不够内行”。后来,列-宁在“三人集团”关系密切时表示不同意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在与他决裂之前列宁也写过一些内部交流不供发表相互商榷文章。

因为当时大家都同意把哲学问题上的争论看作是一个与革命工作不相干的“中立地带”和“学术探讨”的爱好。列-宁在与波格丹诺夫“紧密的工作时”曾多次强调哲学观点“对社会革命问题完全无关”的。

当时列-宁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孟什维克“取消派”,而与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波格丹诺夫等人关系尚好。每次给高尔基或其妻子安德烈耶娃写信的时候,都是向“所有的卡普里人问好”,“恨不能马上跑到你们卡普里岛去,我已经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了”,“我一定到卡普里岛去”。

即便是在1908年,列宁还曾在国外出的第一期《无产者报》上刊登过一个声明,说哲学问题只是“个人意见问题”。“绝不允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派别的)事情混淆起来,如果这时有了哲学问题A骂B或B骂A,那我们就应当采取特殊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要妨碍工作”,不要把两类问题混淆起来,不要让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影响到政治理念。

而现在情况就不同,财务问题的争夺公开化了,“卡普里党校”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召回派”的大本营了。这些人就成了“坏牧师”,哲学问题已上升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思想纯洁性”的“刻不容缓”的革命“首要问题”。钱的问题不好公开化,但哲学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

于是列宁公开称,现在“有些人及其错误地企图以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指波格丹诺夫、巴扎洛夫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以假马克思主义来包装主观唯心主义。列宁说,“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批判兴修莫派和新贝克莱派”的修正主义者,即波格丹诺夫。

其实“当事者”都知道哲学争论的背后是“财政权”的争夺,哲学问题上公开论战绝对同财务问题上的分歧有联系的。谈钱就俗了,谈哲学要显得深奥高雅和正当得多。

1909年的时候高尔基与波格丹诺夫同是卡普里党校的创始人,两人关系很近。高尔基反对列宁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也不同意列宁的哲学观点,并对社会主义党派内部的争夺感到“大惑不解”,他写信问列-宁,为什么“你们内部老争吵”?为什么你们党内老是争来斗去?列-宁指责高尔基是不明是非“调和的和事佬”,并说,“谁都知道高尔基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他的屁股座歪了。

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正式开除了波格丹诺夫,虽然还有一大笔钱留在他的手里,但是布-尔什维克已经放弃了这笔编号已经被警察知道大面额卢布,除此以外,波格丹诺夫仍然保留了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其他经费,这个问题在几年以后成了他与布-尔什维克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原因。后来波格丹诺夫散发了一系列言论激烈的传单和文章,表明列-宁力图用哲学问题的烟幕掩盖这场争论背后不可告人秘密。

1910年波格丹诺夫在莫斯科出版了反驳列宁的专著《伟大偶像的败落——论伊里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表明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是伦理学上的对立,“领袖”在其集体中的权威态度和实用主义哲学是特别危险的,“如果思想领袖在集体中脱离群众,那么就是权威式的联系,专业化的组织者已经不是纯粹的同志……这种合作的各方是极不平等很严重,那么很有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偏向权威主义”。

虽然专著中的争论高度哲学化,但是知情人都知道波格丹诺夫大谈“道德伦理”,把“个人操守”和政治问题放在一起,具体指的是什么。十月革命以后,“在人屋檐下”的波格丹诺夫不再提及自己当年与列-宁之间的财务纠纷。他先是领导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后来又自己创办了一个输血研究所,1928年死于输血试验。

从这时开始,布派就坚持认为,从一开始是波格丹诺夫之流不听劝阻,大搞“游击行动”和“剥夺行为”,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原则从来都是反对的、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这些“害群之马”已经被从党内驱逐。

布派掌权成为胜利者后,这个过程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定性为列-宁与“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 “召回派”的斗争,并说“在无产阶级遇到困难的时候,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列-宁主义在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正确航线。而真正隐藏在所谓“取消派”和“召回派”背后的“财务”或“钱”的原因统统消失了,都被“政治路线”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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