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盲流少年奇遇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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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8-02-09

当年的“长假”

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说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放假”感觉,我这辈子似乎只是在保育院和小学才有过。初中三年正好碰上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九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三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除了规定的课堂时间以及开会什么的,其余就是自己把握。想干的天天看书写字十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不想干也尽可采菊东篱,悠然见山。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我们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

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其实,那时的所谓农闲也基本都是在各种工地上服徭役,连过年上面都经常号召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如果碰到这种号召,农民还要在家过传统年,就近乎是开小差(尽管其实这种开小差也很普遍)。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刚下乡那会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包括同村的三位女生)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的春节。但却惨遭回禄之灾,这年过的很糟糕,这些我在另文中有述,这里就略过了。

且说我们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三人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原来父母一个单位的“小朋友”。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今天的老人都知道,wg中大乱之后有个“斗批改”阶段,在整人斗人之后要对原单位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和重组,而那些被认为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影响太深的单位(大都是“知识分子成堆”之处)当时上面觉得不堪改造,就干脆整个单位撤销了,这就是所谓“斗批撤”。

这种单位的“阶级敌人”遭遇就不必说了,就算是“人民内部”的,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教育厅撤销后成立了个“区革委会文教组”,后来叫教育局)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此列。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里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而且都在该地区的最偏远之地——黄家被安置到黔桂边境新建的红山煤矿(后来与贵州境内的茂兰矿合组为红茂矿务局),而我父母则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到过年时还是乱糟糟的没有安顿好,这种情况下也没什么过年的气氛。所以家里也支持我们“在农村好好干”,没有要求我们回来。过年后就开始春耕大忙了,我们自然不可能离开。这样就一直到了1970年夏天。

广西虽地处亚热带,但当时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田林县的高寒山区,一年一熟不种双季稻,没有平坝地区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双抢(抢收抢种)”,春种秋收之间的夏天算是比较闲的。而且这时因为平坝地区适逢三夏大忙,县里也不搞大工程,不会征调徭役。这时家里也渡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希望孩子回来看看这新的环境。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了。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要比回南宁麻烦多了。罗克家那里交通还比较方便,他直接回玉林了。而我和志先的家都在穷乡僻壤。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黔桂边的红山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我二姨曾随所在的设计院从上海内迁贵州遵义,我在1967年广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时在那里避难。三年来贵州也好几次“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今那里不知怎样了。而且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其他的山区简易公路基本上都是下雨即塌)。虽然那也不过是一条土基砂石路,放到今天连“乡道”的水平都达不到,但它从东南到西北穿过田林县城和全县地势较平经济最好的河谷区四个公社,可算是大动脉了。

那时百色到罗平有跨省长途班车,下行班从贵州南下,在午后经过旧州。我们一般都是走60里夜路步行出山,在上午到旧州等车,要到县城、地区以至南宁,这都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是上行班去贵州,那就是上午过旧州,经贵州的册亨、安龙到兴义过夜,第二天再去罗平。我们如果去贵阳,就应该在册亨下车,换车往望谟方向而行。

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那个年代的知青探亲证明

但是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跨过盘江

所谓旧州,指的是元代安隆“土州”(原住民土司世袭的“羁縻州”)治所,当时这个安隆州的岑氏土官传承数百年,管着今滇黔桂三省边区的广大地盘,我们要去的贵州册亨和安龙(安龙这个县名就从安隆州而来)等黔西南州各县都在其中。后来历经元明清,安隆州变成了西隆州,清雍正年间州治迁到了今天的隆林县城处,这个县城就叫“新州”镇,而我们这里就成为“旧州”了。

旧时风光,早已昨日花黄。1970年代它就是个两省三县之交的公社所在地,一大村寨而已,连个建制镇都没设。不过它仍是滇黔桂公路和到隆林、西林县去的县际公路交汇处,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旅社和汽车站。古州署(即土司衙门)就在当时的旧州小学,据说文革前还有残迹,可是我在那里啥也没看到,现在只怕连地方也找不着了。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这条“抗战公路”后来在1990年代全国公路统一编号时属于324国道,又名福(州)昆(明)国道的一部分。再后来为了运煤和开发天生桥水电,它被升级改造为盘(县)百(色)二级公路。以后国道全线进行了高速化重建,现在就叫“汕(头)昆(明)高速”了。但是从盘百二级公路开始,它就在旧州以西改线,从隆林县过江,而不再经过册亨。

我们1970年时走的旧州以北这段路,今天已不再是国道。在江北贵州境内,因为该省要开发南盘江上的八渡港(据说要成为大西南“通(珠)江入(南)海”的水路门户,但因为下游闸坝太多,该港如今基本闲置),对这段路还给予了“312省道”的地位。而江南的旧州-八渡段,则因为滨海的广西不在乎什么八渡港,连省道的待遇都没给,如今只是一条“县道”。南盘江上的车渡因为两省扯皮,也久已停航。所以,从旧州到册亨的这段路当年号称滇黔桂公路干线的组成部分,如今实际上已经常年不能贯通。

而当年它只是因水毁暂时没了班车。我们走到八渡口,只见南盘江浊流滚滚出峡而来。这条河以珠江正源闻名,地图上叫南盘江,下游则叫红水河。不过我们发现两岸百姓另有习称,北岸贵州人就叫盘江,南边广西人则称为红河。不仅两个名称与地图稍异,而且也不是上下游、而是南北岸的关系。

这条河在这一带是峡谷河流,因为基本没有河谷农田,两岸当时人烟稀少,南岸广西这边还有个村子,北岸贵州连村子也没有(现在反过来了,北岸搞了个八渡港,设了南昆铁路八渡站,虽然水运萧条,还是因港口设了个八渡镇。而南岸却还是老样子,没什么人气)。如今闻名的南昆铁路八渡南盘江特大桥那时还木有影踪。而八渡口的车渡那会儿倒是相当繁忙。虽然暂时没了班车,还是有货车过江开往水毁处以南地区。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上了船。那老旧渡船马力明显不足,靠着跨江钢缆维系,才得免被湍急的江水冲走,它吭哧吭哧吃力地缓缓驶向北岸,把我们送到了贵州。

山重水复

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原来,这里有平行于南盘江的打言河、宜哨沟、秧坝河等东西向溪河切割的峡谷,其间则是一条条高耸的东西向山脊,与南北向的公路恰恰构成了“小横断山脉”式的道道天堑。无怪乎后来的南昆铁路和汕昆高速都改道避开了这里。而老公路则绕来绕去如此曲折漫长。

我们觉得跟着汽车道七折八拐地盘山,太绕远了,想抄捷径走小道,却又不认路。这里荒山野岭,也无人可问。后来发现一个窍门:这里的电话线是走直路的,电话线下的小道应该与公路一个方向但少绕弯。于是我们就跟着电线杆走。没想到通常如此却有例外,有两次电线杆把我们带到沟里,找不着公路了,原来这电话线是通往山里一个大队的。还有一次电线杆下小路就没了,电线在延伸,人却走不过去,只好自认倒霉,原路返回。

结果是多走的冤枉路和节省的弯路相抵似乎差不多。我们怕碰上铁铗子(盘江两岸原住民猎取野猪的装置,往往循兽路布设,深山之中陌生人难辨人路兽路,伤人之事也偶有所闻),后来也不敢再轻易抄捷径了。

我想:为什么过去的先人要选这么一条线来修路?

我的感觉,原因之一是因为自古以来册亨与田林这两岸的人民来往非常密切。后来我知道,广西的壮族与贵州的布依族都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认定的。当时从政治出发,以盘江省界来划线,北岸在贵州者定为布依,南岸在广西者定为壮族。

但实际上今广西所谓壮族的构成相当复杂(越南就把我们所说的壮族在彼境内的部分划成了五个民族,即侬族、岱族、布标族、山斋族和拉基族),我们所称的“北壮方言”与“南壮方言”区别也相当大,但田林的北壮方言与所谓布依语则几乎完全一样。事实上我当时就知道我们平塘壮民就自称“卜锐”(布依),而我们在册亨秧坝看到圩场上的布依人讲话、穿着也与江南的壮族一般无异,甚至还听说有亲兄弟分居两岸,居江北者被划为布依,居江南者被划为壮族的故事。

传统时代南岸的旧州作为安隆(西隆)州治,与北岸州境来往密切。当年统治州境的岑氏土官,今天贵州说他是布依族,广西说他是壮族,其实也是一回事。近代虽然州治迁走,但文化上仍是浑然一体。晚清旧州成为“北路壮剧”的发源地,而几乎在同时,在江北不远处的册亨县乃言村也成为所谓“布依戏”的发源地。

实际上,在“民族识别”前并无壮与布依之名,两者都被称为“土戏”,其主要唱腔和剧目都如出一辙。不难想到,这一段盘江两岸的传统联系就是人们设法克服地理障碍的动力,加上抗战的背景,人们选择如此艰难的线路修成这条公路,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叹的是,这条路如今已经完全衰落了。

“李再含是个大坏蛋”

下午2点左右,我们翻过尾兰垭口来到乃言,这里是个公社所在地——那时贵州的公社就是原来的乡,上面还有区公所。广西原来也是如此,但1968年大镇压后,韦国清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志得意满要追求更“左”,进一步强化“一大二公”,把原来乡一级的公社合并成了一区一公社,新的公社就是区,而原来乡上的公社就成了“大队”。所以贵州的公社只相当于广西的大队,就是个村寨而已。这个寨子现在以“布依戏”发源地闻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寨子离公路也有点距离,我们没有进村。

但是公路边的乃言道班(当时称185道班)却是当地公路系统的先进单位,小有名气。我们一早出发,走到这里已是饥渴难耐,于是进道班讨水喝,吃干粮,休息打尖,还和道班的人聊了一会。这个先进道班果然政治气氛浓郁,在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还有许多大字报。

在那个年代,广西与贵州的“WG”都是全国“浩劫”的一部分,基本特征应该说是类似的。但具体进程还是区别甚大。广西是全国仅有的wg前统治者wg后仍然掌权的地方,对“造反派”的镇压异常残酷而且彻底。

到1970年我们出来“盲流”时,广西已是铁板一块的韦家天下。而贵州政坛在wg前就波诡云谲,大饥荒时民怨沸腾的周林已失势,贾启允新官上任就在大乱中倒台,新旧两系官僚的纠葛尚未理顺,官民矛盾加上官官矛盾弄成一团乱麻。省军区一位本来并不主事的二流军官李再含投机上位,“西南的春雷”名噪一时,李再含也一度成为“贵州小太阳”。

他的根基不稳远不如广西韦氏,却也心狠手辣。贵州镇压“四一一”与广西镇压“四二二”基本是同步的,1967年我在遵义就目睹了“八月踏平”的血腥,在广西以肃清“反共救国团”名义剿灭“四二二”不久,贵州也开始以类似罪名剿灭“四一一”,1968年9月就在与册亨相邻的安龙县龙广区,军队与数县官办组织的武装人员一起出动,对退入农村的“造反派”进行清剿,造成打死10人、抄家200余户、抓捕700多人的“龙广事件”。册亨县也被波及。

当然贵州的镇压远没有广西的厉害,而李再含更比韦国清倒霉得多,1969年10月他因紫林庵大屠杀事发,北京指责他搞“独立王国”,将他罢黜。被镇压的反对派借机复起,但北京是不会让“造反派”卷土重来的。于是中央调54军蓝亦农入黔实行军管,蓝将军手持尚方,口含天宪,既打李再含,又打造反派,同时也继续压制周林、贾启允时代留下的旧文官“走资派”,贵州进入了蓝亦农军政府时期。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四野”出身的蓝亦农受牵连被审查,贵州政坛又一次洗牌。

因此与广西近20年的韦家天下相比,贵州在短短数年间就换了周林、贾启允、李再含、蓝亦农及后来的鲁瑞林等人,而且基本上都是非正常垮台,城头的“大王旗”变幻莫测。我们就是在蓝亦农军政府时期来到册亨的。这时我才体会到公社杨书记所说的“贵州很乱”是怎么回事。

此时李再含已经被罢了省革委会主任(即wg时期的省长)之官,但军职尚未撤销,人已失势但尚未被捕。蓝亦农正在大批李再含。地方上的一些事也被翻了出来,龙广事件就是在此时翻了案,在兴义地区各县包括在册亨都掀起了一些波澜。乃言道班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抨击李再含的。

关于李再含,如今最著名的笑话就是他在得势时让人喊“祝贵州小太阳李再含比较健康”。不过这个笑话近乎戏谑,我在李再含得势时与倒台之初两次入黔,在反李和亲李的舆论中都没有听说此事。但在这个道班有一幅大字刷出的“标语诗”,我倒是印象深刻,47年后还记得很清楚:

“李再含是个大坏蛋,大权在手就蛮干,他控制贵州两年半,把贵州搞得稀巴烂。”

这标语诗使我想起1967年夏,我在遵义看到李再含得势时镇压四一一的恐怖情景:一队队头戴安全帽、手持钢钎梭镖的李家组织武装人员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参与下或乘车,或列队在街上行进,有节奏的押韵口号伴着咔咔的步伐响彻山城:

“打倒刘邓陶,踏平四妖妖!打倒李井泉,摧毁黑工联(指遵义的四一一派组织“红工联”)!打倒金风、牛会芳,牛鬼蛇神一扫光!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不时有四一一派的“牛鬼蛇神”和“坏头头”被五花大绑、头破血流地从一条条街巷中押出来……。

我们与道班的人聊天,他持同情“四一一”的观点,在这里我也第一次听说了“龙广事件”。当时有点感慨: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斩草除根了,贵州四一一却还余波未平。不过我那时已经厌倦了这种翻云覆雨,心想这一页还是快快翻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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