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测全球新冠病毒的发展情况时，大家关注的通常只是各国病例总数以及死亡总数，却忽略了死亡数占病例数的比例，也就是病死率。其实，病死率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最能暴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内在弊端。
病死率因时因地而异。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的病死率，而一个国家的病死率也可能因政策的调整而升高或降低。要想降低病死率，就应该减小分子，即死亡人数，同时增大分母，即检测出的病例数。增大病例数不是说要增加感染人数，恰恰相反，大规模检测能够及时发现感染病毒的人，包括那些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这样才能及时救治或隔离。及时救治能够降低死亡人数，而及时隔离就能够降低人口中感染病毒的比例，让尽可能多的人保持健康，直到研制出疫苗。这也是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大规模检测的重要原因。
目前，病死率低的国家疫情控制的都比较好。3月19日，韩国（1.06%）和德国（0.30%）病死率低，这是因为两个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检测：韩国平均每天检测15000疑似病例，德国每天检测接近23000例。有效的检测也起到保护医护人员、减轻医疗设施压力的作用，从而也可以降低或避免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死亡，无论是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还是其他病患的死亡。
台湾的疫情控制的也比较好，3月19日，病死率为0.93%。其原因是吸取了Sars防疫的经验，主动获取新冠病毒的信息，不受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和误导疫情的影响，加强本国的公共医疗系统。自2004年以来，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已经减少了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而台湾每千人医院病床数量保持增长，全民健保在医疗质量、平等和效率上一直改善，成为世界上这些领域表现最好的国家。台湾这次防疫检测、隔离和救治及时，清空数万张隔离病床，及时对已经感染的人救治。
病死率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弊端在笔者所居的英国得到体现。截至3月19日，英国已经测出268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位居世界第十，累计死亡人数128人，位居世界第七。然而，英国的病死率已经达到4.76%，超过了全球平均值4.10%，与欧盟各国相比，只低于意大利8.34%的病死率。为什么英国会从1月31日只有两例新冠病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呢？
首先，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对疫情爆发做任何准备。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武汉医生已经警告这种病毒高度传播并危及生命，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各国通报武汉疫情。武汉封城已经近2个月，意大利疫情蔓延也有20天，英国医护人员现在仍然普遍缺乏防护设备，缺乏对高危人群的监测跟踪检测。3月中旬英国卫生管理部门竟然告诉正在处理救护新冠病人的医生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对待它，甚至停止检测高危人群。
另外，英国保守党政府在控疫初期奉行“牧群免疫”（herd immunity）方案，号称在全人口的60-70%感染后民众就会获得免疫力，尽管这将导致人口的1%，即大约50万人死亡。这种适者生存的做法引起广泛批评。面对社会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抗疫方案，承诺要将每日检测病例提升到25000例。英国政府抗疫政策的失误源于四十年来对公共医疗经费的削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民医疗服务逐渐受到私有化的侵蚀。英格兰每千人医院床位从1980年的8张降低到目前的2.5张（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监测病死率还揭示出目前新冠疫情观察家普遍忽视的一个隐患，新冠病毒在叙利亚内外的难民营、在贫穷和医疗设施匮乏的地区如在非洲国家的蔓延。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牧群免疫”将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社会疏离的措施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会遇到挑战。
中共隐瞒疫情造成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世界公共健康危机和大量生命损失。无论是从人文伦理的角度，还是本着科学的精神，降低病死率都应该是各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如果民主与专制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那么民主国家必须将保障全民的公共健康放在首位，珍惜每一个生命，保护弱者，支援世界各地流离失所和贫困的底层人民。只有保护了最柔弱的生命，才能保护所有人的生命。
2020-3-19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