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2-13
夜宿知青屋
离开乃言继续前行，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水毁的路段：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还有多处塌方。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我们又开始爬坡。当晚本想到秧坝过夜，但是在八渡等船、乃言吃饭和路上几次抄捷径失败都耽误了一些时间，天黑时才到了一处寨子，只得投宿村中了。
我们上路口一间农屋探问，原来这里是秧坝区板用公社（如果在广西就该叫秧坝公社板用大队）的上板用村，而且我们问到的正好是这里的知青小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两个广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这里的知青组规模比我们大，知青都来自县城，年龄也比我们长些，初中高中都有。但贵州乱局初定比广西晚，因此他们下乡还略晚于我们。
当时如果上面不直接（派遣“带队干部”等）干預安置工作，一般基层自行安置知青都是对本县干部的子女照顾得比远来的陌生人更好些。我们这些南宁知青在田林将近一年，还有很多知青点没盖房，那些知青仍寄住村民家，即便给知青盖了房，也多是简陋的茅屋。而这里的知青屋就比我们那边的要“正规”不少。
晚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在条件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里去了。我们两个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不知志先感觉如何，如今我可以说，当时16岁的我受宠若惊之余，还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谢之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从板用北行不远就是秧坝，册亨县当时六个区公所之一的秧坝区就设于此。这也是我们从旧州到册亨间经过的最大集镇。在镇上饮食店里我们吃了早饭，又接着赶路。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到了册亨县城者楼镇，徒步旅行应该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了。
当时的者楼镇比我们田林县城乐里镇似乎还要大些。这使得我们这两个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兴奋不已。现在想来，假如我们到县城后先持证明去住店安顿下来，买好次日的车票再去逛街吃饭，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当时都很穷，到了县城就先逛起街来，想到处看看后选个最便宜的住处，还心存侥幸，说不定能找个已经放暑假的学校，获准进到教室拼起课桌睡在上面过一宿呢——我们在“出民工”的路途上往往都是这样做的，那个年月社会上普遍贫穷，这种今天看起来像叫花子似的做法，那时并不奇怪。
沦为“流窜”人员
逛了一会肚子饿了，我们就进了个饭店吃碗粉。没想到这下子大意失荆州，我们的厄运来了。
吃完后我们出来，志先突然想到随身的挎包忘了带，返回去寻找已经不翼而飞。我们急得团团转：这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志先的探亲证明在里面呀！没了证明，我们可就走投无路了。我们一再问饭店的人，毫无所获，到外面各处找了一会，又回来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领，结果仍是失望。
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证明，希望可以让我们两人投宿。店里说不行，必须两人都有证明。这可怎么办？店里人说：你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如果同意，给你们开个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我急忙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谁知他看了我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了：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证明上为什么不写探亲目的地？
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
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
但他毫不客气，一挥手叫来人，把我们两个都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懊丧之余，我们初时还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我们确实不是“流窜”，他们打打电话问清楚就是了。公社书记对我们印象不错，还要评我们“先进”哩，他能不为我们解释吗？于是每天我们都问看守的：弄清楚了吗？我们说的不错吧？什么时候让我们继续走呀？甚至问：到望谟方向的班车一天有几趟？有直接开贵阳的班车吗……。
但是一起被关押的“狱友”们却很不乐观，而且觉得我们可笑：进了这里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窜犯”就抓起来送监狱了，没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劳动一段时间再强制押解遣返，哪里有轻易放掉的？你还要他们补个证明让你们继续旅行？没见过这么傻的！
后来我们得知，册亨的电话经县里转到平塘公社，杨福宗书记知道后很光火：告诉了他们不要去贵州，他们还要去，还闯下漏子让人抓起来了！不像话！让贵州把他们押回来！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铩羽而归
我们一直被关了大约一个礼拜。收容所条件恶劣，伙食极差，一大堆人睡地铺，晚上亮着灯，白天还要被押着干活。如果是现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吃尽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腊月里四面透风的集体工棚差吗？伙食无所谓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饿的问题。16岁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灯我们照样睡得呼呼的，至于收容所里那点劳动与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费了时间，见不着家人又不能看书，辛苦一年熬下来个“长假”，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在囹圄中打发了，真是倒霉呀！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我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我的天！我们从平塘到这里，三天里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过了水毁路段马上就要坐上车了，却莫名其妙进了班房，现在又要丢人现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么这么背时呀！毕竟当时才16岁，不知好歹的我还要争辩几句，那人发怒了：进来这几天了还天天想去望谟？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实，把他铐起来！
我们吃惊不小，志先带着哭音嚷道：“不要铐他，证明是我弄丢的，要铐你们就铐我吧！”
这时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劝道：好了好了，两个孩子嘛，不用铐了，你们听话点，赶快走吧！
我们再不敢吭声，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我们面前，他负责一路把我们押解回田林，移交给田林县公安局。这位公安名叫刘先礼，47年后我还居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的他早已从册亨县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游、写字，在当地的“退休界”很活跃，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才联系上的。从网上的报道得知，他今年已经80高龄。
而当年的大老刘还是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初时对我们一脸严肃，俨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样子。在以后的几天里很快混的熟了，知道我们不过是两个本分的小知青，有点幼稚可笑而已。于是一路与我们有说有笑，甚至走路走热了，把手枪和武装带都放在我们的行李上让我们轮换挑着。在公路上有时一前一后几个人拉的很远。
后来志先回忆道：有几次老刘与我们中的一个聊天，另一个挑着行李只管走，在山道拐弯处都看不见人了。我想假如我们真是坏人，拿枪跑掉了他怎么办？
来时走路，原路返回自然还是靠两条腿。
来时乘兴，旧州-者楼85公里只走了两天，回程泄气，同样的路走了三天。一路上我都怕见人——那时我们脸皮薄，尤其生怕碰上来时曾经热情接待过我们的人，他们看见我们被公安“押解”回来会怎么想呢？
第一天路过秧坝正逢赶集，老刘兴致勃勃地要带我们逛集，我们两个却躲在区粮管所里不敢出来，因为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些知青模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板用小组的知青前来赶集，我们是没脸再见人家呀。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宿在乃言，又担心碰到乃言道班的哥们。幸好，我们住到了公社招待所。
说实话，当时我们真的觉得“盲流”是件可耻的事，甚至似乎真与“流窜犯”有什么瓜葛。我们只是懊丧自己明明不是“盲流”，只是不慎丢了证明，落得灰头土脸地被“押解”回来，太窝囊了，要是小心点，不丢证明该多好！我们却没有想过：一个人外出个几十里都要开证明，这正常吗？没有“证明”的“外地人”就可以不管青红皂白地抓起来还罚作劳役，这合理吗？
迁徙自由、公民权这类概念，那时在我们的脑子里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我们批评“暂住证”制度，为歧视“农民工”的现象鸣不平，有些“左派”朋友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罪过，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样的事！那时的确没有“暂住证”，人们外出办任何事都要一事一开“证明”，时间地点事由都要严格写明，我们想在一江之隔的邻县旅店“暂住”一晚都不可能，哪有让你跑到北京“暂住”一年或更久，“北漂”着找工作的可能呢？
我们在农村那时年年出“民工”，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民工”都是被征调无偿服劳役的，就像孟姜女她老公去修长城，哪里会有什么“薪”可欠？
当然这不是说“暂住证”和歧视“农民工”就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改革要向前走，而决不能向后倒退！
两天后我们回到旧州，我以为就可以回平塘去了。但老刘说我们还得到县城，因为册亨县公检法只能向田林县公检法办移交，不能交给下面的公社，更不能擅自“释放”我们。
而这田林县城也不像平坝地方那么容易到。滇黔桂边区的田林地广人稀，是广西第一面积大县，我们公社离县城足有100公里，从旧州行车也要近70公里。那时不少山里农妇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我们也是自去年离开学校踏上下乡插队之路途经县城后，至此近一年都没有再去。
而这次我们一行三人在旧州坐班车到了县城乐里镇（总算不用走路了）。回想一年前我们在这里看到田林县“欢迎上山下乡的南宁知青”时的兴奋和新鲜，现在被“押解”着进城是多么沮丧！
还好，县里早就与平塘公社取得联系，一见面就当着老刘的面“释放”了我们，被押解的“囚徒”生活结束了。县公检法的人还对老刘说：公社说这两个知青表现不错，感谢你们把他们送回来。临别时老刘还与我们吃了顿饭，也算是“不抓不相识”了。
县知青办的人还告诉我们，杨福宗的气消了，说是你们还可以照旧评“先进”，回去再给你们补个证明，回家探亲去吧，只是再别去“盲流”了。
县里和公社对我们是不错。但具体政策还得照章办事。我们出山进城很不容易，经常就是为探亲才经过县城。现在既然从贵州遣返的我们已经身在县城，要继续在广西境内探亲，直接从县城走不就行了吗？还不行。按规定，探亲证明还必须回公社开。
我们只好又掉头返回，再坐车回旧州，走一天路回平塘，开了证明再走一天出山，至此已经是第四次经旧州。这才登上了探亲的班车。那时的知青与农民一样没有“单位”报销，探亲都是自费的。我们走夜路到旧州是为了免去住宿费，到册亨没有马上住店也是希望找个省钱的地方，结果到头来往返折腾，车费宿费都多花了不少。当然比起一路受的罪，那就不值一提了。
我们后来还是各自回了家，只是这“长假”已经在跋山涉水和囹圄中耗去了大半。回想这一路，我们往返跋涉近500里，被关押一周，前后花去两个礼拜，吃够了苦头，乘兴而去，铩羽而归，怨谁呢？我们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碰上一个恶人，无论是发了脾气的杨书记，扣押我们的军管会，还是押解我们的大老刘，都是公事公办，对我们并无恶意。就是收容所里那些“盲流”和“流窜犯”嫌疑们，对我们也还可以，起码没有像孙志刚收容所里那些人那样揍扁了我们。
那么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过错吗？我们没偷没抢，丢了证明是倒霉，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罪过不是？黔桂边界上的广西人，办了“签证”入境贵州，不慎失落“签证”就成了“非法入境”，作为“偷渡客”被押解遣返——这是同一个国家内应该发生的事吗？其实我还没有失落，只是旅伴失落“签证”，如今就是在异国，通常也不会这样“连坐”遣返的，是不是？幸亏我们遇到的人都还不错，如果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碰上个坏人我们又会落得如何结果呢？
其实现在想来，所谓“贵州很乱”就是高层在乱折腾，老百姓如“造反派”什么的卷进去也是为他们火中取栗，当时的说法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老百姓彼此有什么仇？有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坛犹如走马灯，周贾李蓝匆匆过，可怜涂炭是苍生。
其实这一路上，贵州基层社会给我的感觉是治安并不坏，民风也淳朴，像板用知青接待素不相识的我们投宿，现在人际间也难有这样的信任。反过来看，广西当时政坛倒是高压之下铁板一块，但基层无论经济、百姓生活还是治安也不比贵州好到哪里。我们这边的知青屋还不如他们那边的好。后来我们同村知青还有招工去了贵州谋生的呢。
就强制收容而言，那是全国的现象，我们如果外出在广西什么地方丢了“证明”，也同样会被当成盲流抓起来，与“贵州很乱”与否并无关系。如今有些小青年听父辈讲文革时“大串联”眉飞色舞，很羡慕当时的学生凭个红袖章就能走南闯北，甚至上百万人涌进北京也不用“进京证”，就跟庚子年老佛爷招几十万义和团进京似的。
其实当年时盛行的就是强力推动两个极端：上面号召的出行就是“革命大串联”，不仅全国游逛车船食宿一切免费，甚至正常生产运输都要让路。而一旦上面不号召，你自己出行就成为“盲流”、“流窜”，乃至有牢狱之灾。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畅游天下，那个时候也是寸步难行。那个时候非常“言论自由”，那个时候却也钳口禁言道路以目。说实话，我们当时之所以公路中断后还要徒步“盲流”，一部分原因也是几年前曾有过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直到下乡后尚有余勇可贾。却不知那时“奉旨而流”与此时的无旨盲流完全不同。
不过另一方面，现在回想，那次铩羽而归其实也并非一无所获，壮族与布依的关系、黔桂两地的文革异同，乃至一路山水民风都使我长了见识。我们这些知青在南盘江南岸待了那么些年，去过江北的没有几个人，我们也可以此自夸了。而亲历“盲流”的强制收容，更对我如今的一些研究有益。人生不论顺逆，其实都是大课堂啊。
**********
———-
微信ID：qhjy_g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