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3-15

三八节前有媒体约稿,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没什么好说的,就推掉了。约稿人还启发我说,那就说说你和秦老师的事情。我回答道,秦老师不喜欢拿他说事。但是正经想说的话题屡试不第,只能写些鸡零狗碎,哎……有时候都想骂人。

媒体人都知道,秦老师是哪吒的爹——“拖沓李天王”,他很少有按时交稿的时候,除了那些已经交稿登出来的,还有许多“半截书稿”躺在书架上和电脑里。

在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各自忙自己的论文,去图书馆看书、去食堂吃饭,时间全由自己掌握。要插一句的是,兰大历史系刘次涵老师管理的资料室我认为是全国系一级资料室中最好的,没有之一。我们埋头在各自的专业里恨不能把文革十年的欠账全补上。我有时候还打打排球和羽毛球,他连这点爱好都没有。

成家以后我们在陕西师大工作,与当学生时的模式变化不大,即便有课也是拿着饭盒下课后碰面再一起去食堂。曾有同学问我对婚姻的体验,我说,就是把宿舍里的女生换成了男生。

巨大的变化是在有了孩子之后,一个孩子把我全部的时间搭进去还忙得团团转,即便孩子上了幼儿园我的时间也是零敲碎打,很少有整块时间坐下来。记得有一年“三八”女教师们在一起座谈,我最大的感触是“时间都去哪里了?”所以一到假期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就让女儿轮流去姥姥奶奶家里住一阵子。

虽然我自己从不敢懈怠,但到评职称的时候系领导说,名额有限,你们家里先上一个,你们自己排序吧。我回应道,“排课的时候咋不说这一句话呢?”只能让秦晖排在前面,他的所谓“科研成果”比我多。我当然感到不公有抱怨,但女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1986年农战史学会在烟台召开年会,一放暑假秦晖就拉开架势准备写一篇大论文,他的写作欲望很强烈,没有一般人进入状态时的“预热”阶段。那时候课程重孩子小,我们假期还要参加高考阅卷,一年当中想写点东西全指望夏天了。我早早也计划如何利用暑假出点东西。我先去参加高考阅卷,原本说好他在家里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写论文。

结果不料女儿与秦老爹不对付,大哭大闹“要妈妈不要爸爸”,弄得秦晖狼狈不堪,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家看孩子比“上课+农忙双抢”叠加起来还要累。我们俩只好调换一下,搞得评卷组负责的老师颇有意见,说我们是封闭式阅卷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中途换人。

阅卷完毕他郑重声明,假期先保证他,等他论文写完以后再顾及我。也就是说,以他为重点,我打杂做饭管孩子,至于在此之外能写点什么自个看着办。可是忙完了家务,我虽然心心念念地告诫自己,略微小憩一下,等头脑清醒了半夜爬起来“干活”,可往往“小憩”总会变成“大梦不觉”,一般来讲等我爬起来的时候,新的一天的杂事又接踵而来。

我很不甘心这样,试图与秦老爹互换角色,吵吵闹闹最后无果只能作罢。想想两个人当中总要有人退让,家务事没个头,如果非要和他抢时间,结果不但谁都半半拉拉写不好,而且还弄得心情乱糟糟。

所以我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把他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一日三餐虽不可口的饭菜按时奉上、茶续上、擦汗的毛巾递上,希望他早日完成手里的活,念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心生怜悯,考虑到我也有一摊子等待完成的任务。

一个夏天眼巴巴看着他越写越长,丝毫没有要收尾的意思,我总在问,“秦晖你什么时候画句号啊?”真正的“磨叽大王”、“拖沓斯基”,等到最后会议前夕,他写出了8万字的半部《孙可望评传》,拿着厚厚的半部书稿去开会了。而我只能收拾起铺开的卡片、资料,准备新学年上课了。

第一次这样,我还想也许是个例外,等到第二年第三年夏天,他又故伎重演,写出了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写出了半部《大西军治滇》,而我依旧零零散散地“敲边鼓”,不能说颗粒无收但距离期望值相差太远。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只要时间允许,秦老爹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任何原来打算写的论文都能写成半部书。

能写多少,取决于中间有没有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插进来,就像潜水一口气憋下去,就怕中途打断。至于我的计划是不在考虑之内的。多少个夏天,除了旅游以外,积累下来有不少个半部了,而这个半截子工程只要一放下,续完下半部也几乎不可能了,只要兴趣转移了,这个茬要再续接上比另起炉灶难度更大。

当然必须承认,完成的书稿也不少,而且其中有一部书稿还是我力促完成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第三部门发展史》。1998年当时我们刚刚装修完一套房子,里面除了床和桌子什么也没有,小区周围的生活配套还没有跟上,他一个人拿了一床被子一个茶杯、一个碗在新家里面写书,还憋着劲说,这次是一个猛子扎下去完成了书稿再回来。

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跑回家来说写不完了。一来是有一些“人情账”须要还,二来需要经常回来查资料,而且眼睛也有些疲劳。我告诉他眼睛的问题可以量力而行,其他的杂事可以回绝掉,“人情账”以后再还,反正不是十分要紧旳事,“谁家少了秦屠夫照样不吃连毛猪”。至于所需资料确定要用都可以带过去,个别需要核实的资料,你可以找公用电话打电话通知我(那时候新家里还没有装固定电话),我找到以后,我们定时通电话解决这类问题。就这样我把他堵回去了。

有一天他想到要核查《明夷待访录》、《东华录》和一些方志里面的资料。这几本书在书架上我见过感觉找起来应该不难,结果他不知道看过以后随手放在哪里了。我们家书多地方小,这几本书我几乎翻了大半夜,搬书时还把指甲盖给劈了,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小区门口有一家河南烩面馆,5元钱一碗,他连续20天吃了差不多同样的饭菜。我有时候会去送一些水果、牛奶之类的生活用品。封闭写作还是有效果的,到最后截稿日期,我去看他,他交出一摞手稿,让我到邮局去寄。等我回来时他已经鼾声如雷了,看来连续作战确实累坏了。那时候也就仗着“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敢这么连轴干了。

他写作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有时候吃饭也不出来,我就把饭搁在他书桌前,过两三个小时以后再进去把空碗取回来。每每这时候我就调侃说,感觉我像《红岩》里的华子良给许云峰送饭,拿着空碗出来就是告诉同志们“老许还活着”。老跟他打交道的编辑问我,“怎样能保证秦老师按时交稿”?我说,他的最佳写作模式就是在书房门上开一个窗口,把手机没收了,定时把饭菜递进去就行,保准高效。

所以双职工家庭的女教师们,千万别相信什么“先保证我后保证你”之类的鬼话,因为这个“先”是遥遥无期的。孩子小时候,秦老爹说,孩子太小,当爹的智慧发挥不出来,3-5岁以后我来带,5岁以后又说上小学以后我管,后来又推到上中学以后,高中以后……。

有一段秦晖去出差,女儿去军训,父女俩有一两个月没见面。女儿穿着垮大的迷彩背心晒得黑黢黢的背着背包拉门进来,秦老爹竟然伸手挡住说,你怎么随便就能进来,我们家没有要卖的报纸。他把女儿当做收废品的了,什么眼神嘛!

当然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秦老爹没出过力,他教孩子弹钢琴教孩子数学,冬天骑自行车带孩子看病,车轱辘别在冰冻的车辙里,结果连他带女儿都摔出去好远,幸亏没有骨折。在儿童医院给孩子取药连衣服上的扣子都挤掉了。尤其在我到国外做访问学者那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妈着实不易,我还是要不吝指出的。

另外秦晖在业务上帮我很多,翻译英文与日文的资料不说,还经常与我讨论苏东史的研究课题,甚至有些章节就是他写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组合中,我承担家务事更多,他在专业领域花费的心血更大,我们应该说是“互补型”的吧。

几乎每个夏天他都会另起一个头,写到中途有其他事情插进来就放下了,就这样积累下来好几个半部。最后做个广告,看看有谁愿意把他这些半拉子文章和书稿结集出版,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半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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