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伯林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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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8-03-20

不同的“现场观察”

苏联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颂扬,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等著名作家先后都被邀请访问苏联,这些人回去后无不交口称赞苏联的伟大成就。与这些文学家不同,有一个人的观察视角很独特,那就是以赛亚.伯林。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优势——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又有一种“跳出三界外”的旁观者清的深邃角度,因此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自如感和整体长视角。

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冷战铁幕下的苏联访问,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而且是有专人陪同只能让他到“指定的地点”,但是嗅觉灵敏的伯林仍然能扑捉到“波将金村庄”背后的信息。

另外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 Stalin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90年代,几乎二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因此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敏锐眼光。

阅读伯林书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力透纸背。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

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四-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口号,类似于“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

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宁肯堆砌正确的“废话”,也不要个性化的“片面正确”。

读了伯林的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

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国-家假装“为人民服务”,人民假装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和为党工作,看谁蒙的过谁。这是这种体制下造成人的人格分裂和行为方式“双重化”表演,“苏联把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

伯林的报告之间的有机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苏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钳制和驯服的基础上的。苏联的宣传材料和政治书籍常说,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成功地改造了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主动的融合到苏联政权中,又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心悦诚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但是从伯林的书中我们读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解读。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不能不知道。

“新雅各宾政权”的蜕变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不予政府合谋”的传统,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场使俄国文学界大师辈出,在19世纪文学家充当着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导致文学一枝独秀,使俄国文学曾有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称。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三年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凋敝化”更加严重,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

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党内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地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LN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人们认为内战期间压制民主是为了保证“非常时期”的一致对外性,等形势缓和了自然会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

另外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多元”局面有略微恢复,当时虽然也有严厉地书报检查制度,但由于LN去世后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产以及“权力真空”集体领导时期,使布尔什维克的处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短时间昙花一现的“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文学试验”期。托洛茨基说,“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

20年代上半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一度令知识分子充满希望,但是这种短暂的“文化复苏”还在“孵化期”时就戛然而止,“新雅各宾主义”的“猎巫运动”接踵而至。所以后来的俄国知识界将20年代中期视为俄国与苏联断裂导致“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总是说他们的“精神食粮”来自“俄国”,来自19世纪以来的“俄国”,俄国才是他们真正家园和避难所。他们是属于俄国的,从来不说自己是属于苏联的。

1928年Stalin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由于合法性缺失,使他一直有一种“安全焦虑症”,一方面“早产”的俄国革命指望“世界无产阶级”的“后续行动”的希望落空,苏联的“孤岛”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另外,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被到了极致,所有的人都神经紧绷到极致。

在 Stalin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 他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和衣钵传人,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迈出“对他不效忠”的个人和团体,苏-共的历史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蛊惑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而是走向了自己反面。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词藻的外衣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这种社会背景,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政权的暴力手段一点点蔓延开来,从对敌人发展到“灰色地带”,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不但可以随便践踏非无产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

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已经超过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甚至比它所推翻的对象还要变本加厉。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沙皇专制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抄袭”了旧制度恶劣残暴不人道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结果与“单专政”形成绝妙地讽刺,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被“敌人围困”“妖魔作祟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权力集中而无限期地推迟。

虽然掌权者心知肚明苏联的国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分离,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就是要最终形成“体制与社会集体性的默契合谋”。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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